英國作家裴麗珠的《北京紀勝》一書，在英語世界有關北京的著述中享有盛譽，林語堂稱它“當之無愧地被認為是關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作者的生平經歷卻不甚了然。

《北京紀勝》1931年版封面

裴麗珠的父親裴式楷是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的妻弟，本人也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供職于中國海關。裴麗珠大致出生于1881年，幼年曾隨父母在漢口生活。在后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她記述了小時候第一次在漢口見到赫德的情景。

1897年12月，裴麗珠跟隨父母搬到北京船板胡同居住。彼時，她對北京的印象不佳。在她看來，位于使館區的帶有花園的赫德寓所，乃是“灰塵撲面的北京的一塊綠洲”。

1865年，位于北京東交民巷臺基廠頭條胡同的海關總稅務司署，俗稱“北京紅樓”，1900年毀于戰火。

隨著了解愈深，裴麗珠開始對北京充滿好奇與熱情，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都在此度過。1911年，裴麗珠與法國人羅爾瑜結婚。她的丈夫原是一位法國小提琴師，因受到赫德賞識，1898年被招入中國海關，后升至副稅務司，1914年調入設在北京的鹽務稽核總所，任會計科長兼財政秘書。

婚后的裴麗珠交游廣泛，經常在家中款待客人，是北京社交生活中有名的沙龍女主人。她與漢學家鋼和泰有書信往來，也曾將自己的著作《中國人的影子》贈予胡適。

裴麗珠與丈夫羅爾瑜

裴麗珠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這使得她能夠與北京的普通市民自由交流，熟悉這座城市的風土習俗。1920年，裴麗珠在上海別發洋行出版了《北京紀勝》的初版，該書英文書名標題直譯應為“北京：對其主要名勝的歷史記述與親密描述”。

裴麗珠強調她的目標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熟悉”北京，就像她本人那樣與這座城市建立起“親密”的關系，這跟當時許多西方人的北京游記將北京“異域化”為東方奇觀的做法很不一樣。

《北京紀勝》中的北海白塔

裴麗珠拍攝的美珍隆燈鋪，門口懸掛著各式紗燈。這家燈鋪，在當時名冠京師。

裴麗珠描繪北京的風景，最喜歡用“如畫”一詞。在《北京紀勝》的開頭，她談起“北京擁有異乎尋常的豐富而充滿魅力的個性”時便稱：

部分要歸因于建造者的宏偉規劃，歸因于環城而建的城墻與城門的莊嚴、宮殿廣場的壯麗和皇室建筑屋頂的鮮亮色彩，但更依仗那種無處不在的如畫般的氛圍，那種與尋常事物的鮮明對比，以及那種新與舊的奇妙混合。

可見，她筆下的“如畫”一詞，既用來概括北京的整體氛圍，也用來描述宮苑、園林、寺廟、村落、廢舊的古跡、自然風景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場景。

《北京紀勝》中的五塔寺

“如畫”是18世紀英國美學的一個重要觀念，是指未經人力干預和規劃的大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卑微的、沒有開化的部分”。裴麗珠認識到，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比領會意大利文明的意義要困難得多：“我們更容易想象自己與偉大的洛倫佐甚至切薩雷·波吉亞——而不是永樂或乾隆皇帝——共進下午茶。”她努力用自己的“熟悉”來彌合“陌生”的西方人與北京之間的距離。

她談起北京的街頭小販，有特定的、悅耳的叫賣聲，“就像倫敦的魚販子或巴黎的四季商人一樣”；警察制度出現之前的打更人，“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筆下的道格勃里和他的手下”；老派的滿族大臣坐著綠色轎子往來于皇宮的陣仗，“類似倫敦的市長巡游”；貨車車夫語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隱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滿畫意”。

她運用精彩的比喻和聯想，著力在北京的城市風情與西方文化之間建立起橋梁，如此呈現出來的“如畫”的北京，也是令西方讀者感到親切和熟悉的北京。

1910年代，裴麗珠為《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拍攝的一幅北京舊文人雅集，有陳寶琛（左一）、沈曾植（左二）、梁鼎芬（左四）等人。

裴麗珠不僅熟諳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風土人情，對日本和日本文化也有濃厚興趣和深入研究。她曾以Adam Warwick的筆名，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發表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文章與攝影作品。裴麗珠與羅爾瑜經常夏天去日本度假。1937年夏天，他們照例前往日本，但戰爭的爆發使得他們無法返回北京，不得不前往美國。這一年12月10日，裴麗珠在舊金山因突發心臟病逝世，享年56歲。

裴麗珠拍攝的一張“蒙古公主”的照片

文 | 季劍青（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

圖 | 季劍青、吳曉芳、1922年版《北京紀勝》

編輯 | 張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