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先生去世前幾個月，曾向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下達一道命令：“請你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詞目時，要把他最后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接到命令后，王冶秋一邊通知上海的《辭海》編輯部，一邊調查楊度的具體情況，結果令王冶秋和相關人員很詫異，所有人都沒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黨的事。

但經過討論，他們一致認為，周先生重病在身還特別交代楊度的事，大概率是不會有錯的，便認可了周先生的意見，承認楊度加入共產黨。

此事一出，全國人民才逐漸知道，楊度晚年有這么一件事。

楊度少年考中舉人并追隨王闿運修習帝王術，立志匡扶天下。青年參加戊戌變法，和蔡鍔、梁啟超等討論國事。中年信奉君主立憲輔佐袁世凱稱帝，毀謗滿天下。晚年加入共產黨，被周先生念念不忘。

有人說他是民國奇人，有人說他是投機者，到底哪個身份才是真實的楊度？

其實要我說，以上評價都有失偏頗，楊度應該是中國最后的士，管仲、蘇秦、張儀、王猛、謝安等士人在清末民初的投射。

2、

1875年，楊度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是教員的同鄉，祖父楊禮堂、大伯楊瑞生曾追隨曾國藩的湘軍作戰。

不幸的是，楊禮堂在安徽三河鎮戰死。

幸運的是，楊瑞生活下來了，一路升遷為總兵，并在兄弟病逝后，把年幼的楊度兄妹過繼到膝下撫養。

正因為這層淵源，楊度才能在1895年，以舉人的身份追隨王闿運修習帝王術，因為王闿運做過曾國藩的幕僚，同時也是湖南湘潭人。

帝王術，其實就是士人如何輔佐帝王治國平天下的學問，用王闿運的話說——

“以經學為基礎，以史學為主干，以先秦諸子為枝，以漢魏詩文為葉，通孔孟之道，達孫吳之機，上知天文，下曉地理，集古往今來一切真才實學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氣概，訪民間疾苦以充實胸臆，結天下豪杰以為援助，聯王公貴族以通聲息，斯時方具備辦大事的才能。”

能治國理政，能統兵征戰，能著書立說，能結交三教九流獲取消息，這就是胸懷帝王術的士人的基本能力。

在經史、諸子、詩文等眾多教材中，王闿運最重視《春秋》。

王闿運認為，春秋是禮崩樂壞的亂世，誕生了很多權變謀略，正是靠這些權變謀略，管仲和蘇秦、張儀才能揚名四海，齊桓公和晉文公才能稱霸天下。

近代的世界，和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非常相似，能夠帶領中國稱霸世界的必定是英雄豪杰，士人只有研究《春秋》、揣摩權變謀略，才能輔佐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業。

簡而言之，修習帝王術的士人要慧眼識英雄、憑能力做宰相，在即將到來的大時代翻云覆雨，成就一番功業。

那沒有遇到英雄豪杰，士人不能功成名就，怎么辦呢？

王闿運也想到了。

除了《春秋》以外，王闿運還非常重視《莊子》，經常給楊度宣揚“本春秋經世之志，發逍遙物論之旨”，希望楊度在帝王術沒有用武之地的時候，以莊子的避世態度，給自己找個臺階下。

這樣一來，王闿運的帝王術，便完成上能居廟堂之高、下能處江湖之遠的閉環。

可以說，自從楊度追隨王闿運修習帝王術起，就為他一生的命運埋下伏筆。

楊度追隨王闿運修習帝王術整整三年，1898年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和蔡鍔、劉揆一等人師從梁啟超、譚嗣同學習新學討論國事，1902年又東渡日本，先后和黃興、汪精衛做了同學，成為學業有成的憲政專家。

經過數年苦讀，楊度已是中西合璧的青年名士，對國際國內事務都有一定的了解，楊度逐漸有了自己的政治理論，他命名為“金鐵主義。”

金是金錢，經濟。

鐵是鐵血，戰爭。

1907年，楊度在《中國新報》發表《金鐵主義說》，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理論，其中一段是這樣的——

“夫吾中國今日自外而言之，則惟見經濟戰爭之勢力日以相迫，自內而言之，惟見經濟戰爭之勢力日以見萎。吾特通觀內外，而始定吾之金鐵主義。是此主義者，原所以在內而謀其自立，在外而謀其自存，通乎內外而言之者也。”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來，楊度的金鐵主義，核心邏輯是振興中國經濟然后發動戰爭，爭奪世界霸權。

春秋時期的管仲，行的就是這一套。

雖然楊度是憲政專家，但他不相信歐美的民主、選舉能振興中國，實現金鐵主義，更不相信中國能脫離數千年歷史慣性，他更相信歷代王朝長治久安的經驗。

他在文章中寫道：“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茍得一有能力者入主政府，以一定之方針行之，則舉足可為輕重于世界。”

所以在國家運作方面，楊度信奉的是強人政治、威權政治。

但20世紀初期的中國，已經深受歐美的熏陶，厭惡“家天下”的人越來越多，和歷代王朝的君臣一樣搞威權政治，不太現實，于是楊度給威權政治打了一個補丁，即制定全民認可的憲法，國家和政府在憲法的約束下，實行威權政治。

楊度的原話是：“既成立憲，即有全國人合作之公器公文，成為人人之國家。”

這就把歷代王朝的威權政治，轉變為現代國家的開明專制。

綜合楊度的求學經歷來看，他的終極理想就是輔佐實力雄厚的英雄豪杰，組建全新的開明專制國家，以“金鐵主義”為指導思想，振興經濟并輸出戰爭，讓中國成為世界霸主。

3、

楊度為實現終極理想，經歷了長時間的探索。

1905年7月，楊度尚未回國，以學生領袖的身份留在日本，而為革命奔走多年的孫中山，希望得到留日學生的支持，便到日本奔走串聯，楊度就是他的目標之一。

于是呢，孫中山和楊度見面了。

兩人談了三天三夜，滿漢矛盾、革命憲政、民主專制、西學東漸等等都是他們的話題，但兩人的觀點幾乎是南轅北轍。

孫中山認為，清朝不可能改革，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中國才有新生。

楊度認為，革命的破壞力太強，不適合積貧積弱的中國，實行君主立憲，以穩健的手段徐徐圖之，才是中國的正道。

既然誰都不能說服誰，楊度和孫中山便約定，如果楊度的君主立憲路線成功，孫中山就來幫助楊度，如果孫中山的革命路線成功，楊度就放棄理想，協助孫中山。

這是一份君子約定，但從楊度的角度來看，他其實是看不上孫中山，不認為孫中山是值得效忠的明主。

不過，楊度把黃興介紹給孫中山，他們兩人聯手成立同盟會，吸收了大半的留日學生，很快便成為中國最大的革命團體。

1906年9月，清朝頒布仿行憲政的詔書，確定君主立憲的國策，楊度認為時機到了，隨即和梁啟超、熊希齡籌備“憲政會”，以尊崇皇室、擴張民權、鞏固國防、獎勵民業為綱領，做為擁護君主立憲的新型政黨。

但因為政黨領導權之爭，楊度和梁啟超不歡而散，次年，梁啟超成立政聞社，楊度成立以“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為宗旨的憲政講習所，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對于楊度來說，這并不是壞事。

“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成為清朝的通緝犯，即便成立君主立憲政黨，也不會得到清朝的承認，而楊度身世清白，沒有這方面的顧慮。

事實上，楊度憑借憲政講習所聲名暴漲，得到張之洞和袁世凱的聯名舉薦，最終，楊度得到四品京堂候補、憲政編查館行走的官銜，成為清朝知名的憲政改革專家。

此時的楊度滿心歡喜，以為理想即將實現，但他終究是要失望的。

清朝許諾君主立憲，是在內外壓力下做出的自保行為，并不是真心實意的實行憲政，所以為保住實權，立憲日期一拖再拖，等到拖不下去的時候，搞出一個皇族內閣。

很快，清朝滅亡，楊度夢碎。

但楊度是修習帝王術的人，沒有把希望都寄托在清朝身上。

早在受到舉薦之后，楊度就認為袁世凱有知遇之恩，袁世凱又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北洋六鎮兵馬，實力非常強悍，正是值得輔佐的人物。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度便積極向袁世凱靠攏，甚至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趕回河南的時候，楊度都經常跑到袁府，傳遞北京的最新消息，給袁世凱出謀劃策。

這個時候，楊度已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

民國成立不久，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位居億萬人之上，執中國之牛耳，楊度對袁世凱的認識更進一步，確定袁世凱有雄才偉略，是能夠成就非常之業的非常之人。

一旦輔佐袁世凱成功，楊度將和管仲、蘇秦、張儀一樣名垂青史。

而要成事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混亂不堪的共和政府，擁立袁世凱登基稱帝，繼續走君主立憲的路線。

1915年，袁世凱已經平定二次革命，擊敗國民黨和南方軍閥，初步完成中央集權，為了夯實集權成果，袁世凱決定改變政體，以數千年延續下來的皇帝權威，重整天下。

此時此刻，袁世凱和楊度的政治理念徹底重疊，于是楊度積極奔走串聯，成立了鼓吹君主立憲的籌安會，并發表《君憲救國論》，號召全國人民支持袁世凱。

文章里寫道：“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于一也。”

這幾句話，可以說是楊度政治理論的精煉表達。

袁世凱見到文章，立即題寫“曠代逸才”四個字，做成匾額送給楊度，楊度則給袁世凱寫了一道謝恩折子。

事實證明，楊度和袁世凱都錯了。

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中國人民看到掙脫皇權束縛的可能，各省軍閥和基層士紳嘗到禮崩樂壞的甜頭，更希望推動“聯省自治”來擴張權力，又怎么可能真心擁護袁世凱集權。

假如袁世凱在1912年篡位，還有一絲成功的可能，1915年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面對舉國討伐的形勢，袁世凱暴病而亡，楊度的君主立憲夢再次破碎。

1917年7月，“辮帥”張勛擁立溥儀復辟，想邀請楊度做謀士，楊度也有意出山，和張勛談過幾次，但楊度發現，張勛要做的是復辟清朝，并不準備實行君主立憲，便公開反對復辟，和張勛斷絕來往。

楊度的君主立憲夢，第三次破碎。

4、

經過三次失敗，楊度有些心灰意冷，早年間修習過的莊子之道，開始起作用了，于是楊度前往廬山，躲避世間紛擾。

東林寺的妙理大師勸他：

“天行有常，世間萬物都有其運行的規律，人之一生，又豈可例外？做得成自有做得成的緣由，做不成自有做不成的緣由，一切順其自然吧。”

楊度聽完大受啟發，下山時寫下“窮通治亂無關系，任我逍遙自在天”的詩句。

看似四大皆空放下執念了，但差不多的時間，楊度還寫了另外兩句——“平生帝王學，只今顛沛愧師承。”

從這兩句可以看出來，楊度只是在現實壓力下放棄君主立憲，但沒有放棄帝王術，沒有放棄開明專制和金鐵主義。

他依然在等待機會。

很快，蘇聯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風起云涌，中國開始激烈變革，楊度的機會來了。

1922年，孫中山正要提兵北伐，親信大將陳炯明卻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被迫到永豐艦避難，而北洋政府的直系大將吳佩孚，厲兵秣馬，準備南下策應陳炯明，一舉擊敗孫中山。

千鈞一發之際，孫中山命劉成禺到北京斡旋，希望通過直系領袖曹錕，向吳佩孚施加壓力，阻止他南下廣東。

劉成禺到北京以后，第一個見的人便是楊度，原因有四條——

1、楊度和孫中山有君子約定。

2、曹錕的機要秘書長夏壽田是王闿運弟子、楊度的同學。

3、吳佩孚輕視夏壽田，夏壽田非常不滿。

4、直系大將王承斌、熊秉琦和吳佩孚爭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度遵守約定，向夏壽田傳達了孫中山的意見，夏壽田又聯系王承斌和熊秉琦，在吳佩孚進京開會的時候，向曹錕施加壓力。

王承斌說：“陳炯明是孫中山的叛徒，以下犯上，我們師出無名。如果以后人人效仿陳炯明，置大帥于何地？”

這句話是楊度和夏壽田教的，一舉擊中曹錕的軟肋。

為了褒獎忠誠，曹錕拒絕出兵援助陳炯明，吳佩孚一怒之下回到洛陽，不再提南下廣東的事。

至此，孫中山才擺脫致命危機，向身邊人說道：“楊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諾言。”

這件事，可以視為楊度利用曾經的君子約定，向前途日漸光明的孫中山示好，給革命陣營遞上投名狀。

隨后，孫中山前往上海，和曹錕的代表陳調元會晤，見到一同抵達上海的楊度。

楊度向孫中山表態：“我這次來上海，就是為了遵守當年臨別時的諾言，愿以劫后余年為革命事業出力，協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國。”

救中國原本就是楊度的目標，只不過從君主立憲轉向民主革命，帝王術，楊度也沒有放棄，無非是輔佐袁世凱轉為輔佐孫中山。

從此以后，楊度開始追隨孫中山，奔波在北京和上海之間。

正是在上海期間，楊度通過孫中山的關系，認識了前來上海商量革命問題的李大釗。

那時我黨初創，實力非常弱小，但帝王術的直覺告訴楊度，不應該放棄任何機會，李大釗做為我黨的北方領袖，是可以結交的，多個朋友多條路。

更何況，縱橫捭闔游走于各方勢力，原本就是帝王術的基本能力。

李大釗見到楊度，同樣流露出合作的想法。

因為李大釗知道楊度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在北洋政府人脈寬廣，必要的時候，可能給我黨提供幫助，于是李大釗向楊度說了一句：“海上霧越濃，越需要燈塔指引。你望見那光，就不會迷航了。”

我們就是那光，來吧，楊度同志。

就這樣，楊度利用帝王術完成轉身，搭上國共兩黨的巨輪。

5、

楊度結識李大釗是意外收獲，這個意外，卻提供了改變李大釗命運、改變中國革命命運的可能。

1927年，國共北伐勢如破竹，操持北洋政府的張作霖節節敗退，為了取悅英美日等列強和新軍閥蔣介石，張作霖做出逮捕李大釗的決定。

4月5日，楊度到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北洋政府前總理熊希齡女兒的婚宴，和前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坐一桌。

吃飯期間，楊度和汪大燮無話不談，竟意外獲得張作霖準備逮捕李大釗的消息。

楊度知道事態嚴重，婚宴尚未結束便離席而去，命長子楊公庶到章士釗公館，請章士釗通知李大釗立即轉移。

那時李大釗正在蘇聯大使館，雖然收到章士釗傳遞的消息，但周圍的人覺得，張作霖不敢和外國發生沖突，這個消息未必可靠。

李大釗認可這個意見，便沒有立即轉移。

結果在4月6日清晨，張作霖出兵包圍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36人被捕。楊度用賣公館換來的4500元營救李大釗，但沒有成功，4月28日李大釗犧牲。

如果李大釗沒有抱僥幸心理，相信楊度和章士釗的消息，保住自己的性命，中國革命一定能順利很多，北方的革命力量也不必等到抗戰才動員起來。

一念之差，實在太可惜了。

李大釗犧牲以后，張作霖退回東北，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軍閥接管北京，楊度在北京沒有用武之地，便徙居上海，做了杜月笙的清客，每月領取500元的車馬費。

以國師自詡的名士，淪落到依靠販鴉片的青幫大佬為生，命運的嘲弄無過于此。

但正是這次到上海，楊度徹底和我黨綁定在一起。

為什么？

因為孫中山已經去世，掌握國民黨政權的蔣介石屬于后起之秀，和楊度的關系并不親密，而且蔣介石的鄉土觀念極重，啟用的幾乎都是江浙人士，這意味著國民黨沒有楊度的位置。

那么在北洋覆滅、國共爭雄的大背景下，楊度能選擇的只有我黨，即便我黨的實力弱小，楊度也沒有其他選擇。

1927年11月，周先生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陳賡出任情報科長，負責收集情報并建立情報網。

收集情報需要強大的人脈關系，而楊度經常出入杜月笙公館，是非常合適的發展對象。

正好，陳賡有個湖南同鄉，外號“王老九”，此人在上海的活動范圍很廣，和楊度比較熟悉，通過王老九的關系，陳賡和楊度見了一面，希望楊度能給革命做些工作。

楊度馬上表態：“為了挽救中國，愿盡一切力量為共產黨工作，愿以自己的社會地位、身份、關系，為黨貢獻情報。”

于是在李大釗犧牲以后，楊度又一次和我黨確定了合作關系。

此后，楊度通過杜公館、喝茶、飲酒、看戲等活動和上海各界人士交往，每次得到情報，便通過單線聯系人潘漢年遞給陳賡，再交到周先生的手里。

如果自己不方便出面，楊度就派妻子或女兒以外出采購為掩護，向中央特科傳遞情報。

整整兩年的時候，楊度的情報一次都沒有錯過。

1929年，鑒于楊度的忠誠表現，周先生親自批準楊度入黨，因為楊度的身份特殊，周先生特許他不參加黨小組會議，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工作。

從此以后，楊度在中國近代史的落腳身份，成為“中國共產黨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叛變革命，上海臨時中央被迫遷往中央蘇區，中央特科的工作交給陳云、潘漢年全權負責。潘漢年工作繁忙，不方便和楊度單線聯系，便把楊度的關系移交給地下工作者夏衍。

剛開始，夏衍還不知道楊度的真實身份，只知道此人的情報準確，必須謹慎合作，直到相互熟悉了，楊度才告訴夏衍：“我就是楊皙子。”

皙子，是楊度的字。

然而半年后，楊度就因病去世，留下一副寫給自己的挽聯——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過去事。

匡民救國，繼起自有后來人。

他說的“后來人”到底是誰，目前不得而知，可能是我黨這個組織，可能是英姿颯爽的周先生，甚至可能是教員。

據一段不確定來源的史料記載，楊度和楊昌濟的關系不錯，教員年輕時到北京投奔楊昌濟，極有可能見過楊度。國共大革命的時候，楊度還問蕭子升——潤之是否有才、是否能寫文章、是否全無人情味、是否有殺父之心、相貌是否丑陋等等。

如果這段史料屬實，說明楊度考慮過教員。

回顧楊度的一生，他始終是以三千年來的固定思維，試圖解決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他有謀略、有學識，唯獨缺了改造中國的方法。

這也是中國傳統士人，在清末民初遇到的共同困境。

不管怎么說吧，楊度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終究站到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如果楊度知道以后的事，恐怕是感謝帝王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