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時代，作《禹刑》。

商祖甲二十四年，作《湯刑》。

周景王九年，子產鑄刑書，法律始成文。

周威烈王十九年，李悝著《法經》，為我國第一部，較成系統的成文法典。

秦頒《秦律》，隋作《開皇律》，唐作《唐律疏議》，明作《大明律》，清作《大清律例》......

數千年來，我國古代律法一直都在不斷完善。

縱觀古代各朝律法，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問題，雖然處罰手段頗為不同，但其中一以貫之的原則，即四個字：“矜弱恤幼”。

即對鰥寡孤獨、老幼病殘等特殊群體，以及情有可原的犯人，體恤其難，對其罪過給予一定程度的寬宥。

以年齡作為依據，確定一個人的罪過，始于西周。

西周以禮法治國，因而我們也可將《周禮》、《禮記》視為西周的法。

《周禮》載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蠢）愚?！?/strong>

指的是對于年紀幼小的、上了年紀的、天生癡呆的三種人，除了故意殺人的重罪之外，他們所犯的其他罪行都可赦免。

《禮記》載：“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對“老幼”的概念，給予明確標準，即80歲以上的老人、7歲以下的娃兒。

戰國時，李悝作《法經》，其中規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即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減輕處罰。

《周禮》載：“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strong>

因而，以《法經》為基礎所制定的秦律中，也就以身高作為依據，以確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

以《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所載的幾個案例為例，我們且來看看，秦時的未成年人，在哪些情況下需要受到哪些處罰？

第一個案例，是“馬食人稼案”。

甲小未盈六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為人敗，食人稼一石，問當論不當？不當論及償稼。

甲年幼，身高不到六尺，有馬一匹，自己放牧，因馬兒被人驚嚇，吃了別人家的莊稼禾苗一石，這種情況不予論處，也不用賠償別人的莊稼。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違法行為，未成年人是可以不用承擔法律責任的。

第二個案例，是“遣人盜殺案”。

甲謀遣乙盜殺人，受分十錢，問乙高未盈六尺，甲可論？當磔。

甲教唆乙盜劫殺人，分十錢，而乙是未成年人，身高不到六尺，故而甲應該要被車裂。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處罰教令者，不處罰被教令者。

第三個案例，是“盜牛案”。

甲盜牛，盜牛時高六尺，系一歲，復丈，高六尺七寸，問甲何論？當完城旦。

甲去偷牛，案發時甲的身高為六尺，剛夠負刑事責任的年齡，因而囚禁一年，一年之后再量，身高到了六尺七寸，已達成人標準，因而將其判“完城旦”，即被罰修筑城墻的勞役刑。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是未成年人犯了重罪，則先采取監禁措施，待其成年后再量罪定刑。

漢代以后，基本也都繼承了前朝的立法精神，但對未成年人的年齡限定，作了調整。

漢惠帝時，規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漢成帝時，規定“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strong>

漢光武帝時，規定“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strong>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以7至8歲為未成年人的界限，除了故意殺人等重罪之外，也不需承擔刑事責任。

唐朝，是我國古代律法走向成熟的時期。

唐朝的律法，首次對未成年人的犯罪判罰作出了系統的規定。

《唐律疏議》中，設有“老小及疾有犯”規定：

“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br/>

由此可見，唐朝律法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進行了詳細的年齡段劃分。

第一種，即10至15歲，若是罪不至流放的，都可以通過繳納錢財的方式減免處罰。

第二種，即7至10歲，犯下謀反、謀大逆、殺人等重罪的，應將案件上報朝廷，由皇帝重臣商議，對案件作出最終裁決。至于盜竊、傷人等罪，亦可通過繳納錢財的方式減免處罰。

第三種，即7歲以下，不論犯有何罪，都不需要承擔任何刑事責任。如是教唆7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僅懲罰教唆者，但未成年人所得之贓物必須償還。

同時，唐朝法律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也設定了追溯時效：“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

譬如未滿7歲時犯下殺人等重罪，但到了8歲才被發現的，也不予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唐朝法律還有規定，對于一些觸犯了禮教的行為，如毆打父母屬于“惡逆”，依律雖是勿論，依禮卻屬不孝，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不能免其罪責。

以儒家“矜老恤幼”、“愛幼養老”等作為理念基礎，因而《唐律疏議》關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根據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齡段給予不同懲罰的做法，基本上也都被后世各朝各代全盤繼承。

從這一角度來看，《羅馬法》雖和《唐律疏議》有著類似之處，但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相似之處，是《羅馬法》中也認為7歲之前不屬于犯罪，7至14歲之間，需要根據行為人辨別能力的高低，來定其責任能力有無，14歲以上則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

本質上不同，是《唐律疏議》貫串了儒家禮教“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的主張，更多體現了中國古代倫理法的特點，而《羅馬法》則是以人的主觀認識與辨別、控制行為的能力，作為區分刑事責任的標準。

宋之《宋刑統》，明之《大明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規定，大抵與《唐律疏議》相近。

明朝時期，針對未成年的罪犯，有了專門的監獄，其性質與如今的少管所大同小異。

到了清朝，《大清律例》沿用了《唐律疏議》的相關條例，仍是以7歲以下、7至10歲、10至15歲這三個年齡段做為依據，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進行劃分。

但在一些特殊案件的處理上，已不再拘泥于年齡限制，而是更多去考慮案件本身的性質。

譬如，一個未成年人犯下了殺人重罪，官府應先根據“六殺”體系進行案情梳理，以判定案件性質。

“六殺”者，始于晉朝律法，即謀殺、故殺、斗殺、誤殺、戲殺、過失殺，雖然都是殺人，但其判罰程度不同。

雍正年間，有兄弟二人同去挑土干活，族兄丁狗仔18歲，族弟丁乞三14歲。

丁狗仔欺丁乞三年幼，強迫丁乞三挑重筐，丁乞三不從，丁狗仔以石塊土塊扔之，丁乞三忍無可忍，亦撿起石塊土塊回扔，不慎當場把丁狗仔砸死。

若按《大清律例》規定，丁乞三雖未成年，但已是14歲，應直接判處“絞監候”，即判處絞刑，但不立即執行，而是先囚起來，待秋審視再視情況處理，到時要么直接絞死，要么減等發落。

但雍正看到案件卷宗之后，認為丁乞三的反抗行為情有可原，因而參考了7至10歲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辦法，改輕判“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仍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

此案過后，朝廷下令，各地的10至15歲未成年人殺人者，如有類似丁乞三的情況，都可以通過上請以減免刑罰。

乾隆年間，有兩名9歲的男孩，一名劉糜子，一名李子相，二人同去放羊。

劉糜子討李子相葫豆吃，李子相給了，劉糜子吃完之后還想再要，李子相不再給，劉糜子因此毆打李子相，推搡中，李子相撞到石頭，當場身死。

依《大清律例》，劉糜子未滿10歲，可享寬宥特權，因而地方督撫對劉糜子作出“減等至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贖，追埋葬銀二十兩”的判決。

案件上遞朝廷之后，被乾隆駁回，改重判“絞監候”，并由此更改了10歲以下未成年人殺人死罪寬宥條件的限制。

由此可見，到了清朝時，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處罰，已較先前各代有了長足進步。

中國的法治進程，數千年來一直都在進步。

但顯然，這個世上并沒有什么法令條規是十全十美的，我們的法律改革仍是任重道遠。

未成年人，就如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他們朝氣蓬勃，他們意氣風發，他們代表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

因而我們可以說，保護好未成年人的相關利益，始終都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

我們所希望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它應該是一部，能夠為全體未成年人帶來更加安全生存環境的法典，它應該優先保護那些遵紀守法的未成年人，它應該對那些霸凌者、施暴者、兇手具備十足的震懾力。

我們不希望它成為那些霸凌者、施暴者、兇手的“護身符”，因著諸如“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此類限定，使得他們為所欲為、放肆作惡。

矜恤弱者，愛惜民命，是法治的出發點。

未成年人是弱者，需要矜恤。

未成年人中的那些受害者們，有的永遠失去生命，有的身心遭到重創，他們更加需要矜恤，更加需要討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