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春天，從一本《陶淵明詩集》開始，治愈自己

永遠的陶淵明--拾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01

千百年來，陶先生的作品中最為人稱道的便是田園詩，因此他也被冠以田園詩派之鼻祖。

當然，陶淵明在寫詩的時候，可從不管什么詩風詩派，他寫詩不為稿費，也不為博流量。他寫詩不是為了生前的盛譽，更不是為了身后的殊榮，不過是“常著文章自娛”而已，所以他毫不在乎世俗的毀譽褒貶，不用任何刻意的裝點修飾，拋棄所有的風黛鉛華，讓字字句句全從胸臆中自然流出。

戴教授說正是他這種至高的精神境界，才可能使他在詩文中展示出一種至高的藝術風范，代表了民族乃至人類的某種藝術“歸趣”。

02

人與宇宙的同一和對立，始終是人類發展進程中永恒無解的命題。魏晉時期，個體意識覺醒，擺脫了社會形制束縛的士人們，開始鄭重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價值軸標，于是魏晉時期玄學和玄言詩空前興盛。

在此過程中，無限存在對有限人生的壓迫讓他們走入了新的困境與背謬。陶淵明作為時代的個體，同樣深受其困。他的詩作中同樣充滿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千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的悲嘆，人生渺茫的困惑同樣困擾陶先生。

陶淵明從來不曾標榜自己是思想家，但他因著生而為人的文化自覺，終其一生，都不曾停止這一哲學命題的思考。只不過他從未系統性的箸書立作，只不過在“聊以自娛”之時，將思想成果全部化為動人的詩句。

因而，他的詩總是有一種哲學詩的況味。

03

東晉時期，玄學發展的后期，士大夫們逐漸歸愿自然，這一時期如謝靈運等詩人都寫了大量的山水詩作，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對于自然的態度依然沒有脫離對立的立場，他們始終站在彼岸，懷著或敬畏或欣賞的態度，試圖與自然對話。因此，他們的詩作就像是宮廷山水畫一般，精致但缺少生氣。

自小好靜的陶淵明對于自然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意愿，因此他反對用對立的態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強調人與自然的一體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陶淵明獨有的人生觀和自然觀。這個價值觀在他的《飲酒》之五中，表現得最為充分而優美。這首詩憑著淺顯的語言，精微的結構，高遠惡意境和深蘊的哲理，使它成為陶淵明詩作中最廣為人知的作品。其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是陶淵明精神符號般的存在。

陶淵明是個白描高手，所謂的“落筆自然而興象精微，聲色俱到而痕跡全消”，便是陶公田園詩的高妙所在。

飲酒 （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好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把心放平，方能與萬物一體。將草廬安頓在炊煙裊裊中，沒有車馬的喧擾，籬笆下的菊花兀自開放，遠處的南山靜默不語，山梁間霧靄繚繞，夕陽西下，倦鳥結伴而歸。

不思不念，就是最好的當下。

心安之處，便是歸所。

04

古今中外，多少讀詩人都愛他的這股醇厚真意。方東樹說“讀陶公詩，專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煩繩削而自合。”賀貽孫則認為“晉人詩，能以真樸自立門戶者，惟陶元亮一人。”近代朱自清的評價則更加學術，“用散文化的筆調，卻能不像《道德經》而合乎自然”。

700多年以后，58歲的辛棄疾被投散閑置四年，在信州鉛山（今屬江西）的“停云堂”寫下了一首和唱陶淵明《停云》的詞《賀新郎?甚矣吾衰矣》，其中有名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一句詩倒與陶詩旨趣同歸，但因為有了求同的機心，也就失了一段意蘊。

可見，任真是一種天分。

05

他坦坦蕩蕩地活著，一顆素心隨運順化。遇喜則歡，遇悲則哀，寫景時心口合一，不事雕琢；訴志之作，則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話語便從肺腑間自然流出。

讀山海經十三首 （其一）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

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最愛的便是陶詩那股娓娓道來的真誠之感，他像老友一般為你描摹他所見到的自然的美好，向你傾訴他的困惑，也不會向你掩飾他的不平。讀他的詩，就如一展多年未見的老友的書信。

他跟你說孟夏的時候草木瘋長，草廬周圍樹木扶疏，小鳥們歡快地在上面安家。土地已經翻耕，稻谷也已播撒，空閑的時候他依然喜歡坐在窗邊讀書。雖然親友疏離，卻并不覺得寂寞，在微雨涼風相伴的日子，讀著《周王傳》，瀏覽著《山海經圖》，俯仰之間縱覽宇宙，他說這是人生至樂。

06

當然，也有人評說陶詩的語言過于素樸，更像田舍翁之語。陶詩雖然看起來素樸無華，隨口而出，卻是難得的藝術匠心所在。陶淵明的時代，詩壇開始涌現出一股求新求變的氣象，詩人們講究排偶，注重辭章，重視典故，甚至開始對聲韻有了限制，六朝時期雕鏤堆砌、繁縟綺靡的詩風逐漸顯露。

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陶淵明顯然棄之如鄙，他獨辟蹊徑，上承《詩經》和漢樂府樸茂之風，開創了語言清新、風味真淳的詩語新境。

陶淵明是個語言組織的高手。

他在詩中大量的運用疊字。如“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如“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這種單字的疊用，使得他的詩形成了獨特的語境，貫通了詩的氣勢，強化了詩人的感情，又增加了回旋的韻律。

大范圍虛詞的運用也是他寫詩的一個特點。運用虛詞取消了詩句自身在意義上的獨立性，每一個詩句都不能傾訴一個完整的語義，由此形成了一個緊湊的意蘊鏈。它的語言功能在于創造了一個渾融和諧的意境，而不是憑亮眼的字句、片段取勝，語言因此而渾厚自然，不可句摘。

陶淵明對于辭格的運用也是爐火純青。他在詩句中靈活地運用比喻、借代、對偶、夸張、排比、設問、反問等等修辭手法，讓詩作更加生動而感人。上文所選“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借設問設下關卡，然后推開波瀾，趁勢說去，使作品更加跌宕生姿，轉折增趣。

當然，陶淵明在詩中用典同樣自如。朱自清先生就曾作過統計，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49次，《論語》第二，共37次，但他用典水到渠成，沒有太多的斧鑿痕跡，與古樸自然的詩風渾然一體。

07

事實上，陶淵明在寫詩時，根本不會在意辭格和用典。

陶淵明顯然不是一個政治詩人或社會詩人，他所關心的是個體存在的終極意義，而不是某朝某姓的興衰，他所探尋的是存在的本體和理想的人格，而不是政治傾軋和改朝換代的是非。他所求的是生命的自在灑落，而不是個人在現實社會中的春風得意。雖然他有深厚廣博的同情心，但并沒有大庇天下寒士那種社會抱負，他只是力圖在“淳風日盡”的世道守護人的真性。

在魏晉這片瘋狂的田野里，陶淵明背對整個時代，將自己站成了一棵柳樹。這個飽經四季風霜的生命個體，從而擁有了流暢和飽滿的自然天性。也正是因為他具有超時代的個體價值和個體內容，所以便具有了永恒的意義。

這也是陶詩值得一讀再讀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