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馬丁·泰勒：運動、心理健康、新鮮空氣與易得的醫療服務

以下內容轉載自《時尚健康》

當馬丁·泰勒（Martin Taylor）出現在世界衛生組織辦公室的采訪間時，他的形象完美地印證了我對一名公共衛生專家的所有設想：他淺色短發，西裝革履，日程繁忙，說話輕聲細語卻邏輯嚴謹；受過良好教育，曾在劍橋大學和倫敦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就讀；是一位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除了祖國英國外，還曾在約旦、瑞士、澳大利亞、菲律賓生活過，職業生涯中服務過多家國際組織，在世衛組織任職已近10年。

第三次來中國任職的馬丁，如今是世衛組織的駐華代表。他和中國已有著超過20年的特殊緣分，見證了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在消除疾病負擔、為全民提供健康覆蓋（UHC）等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2024年世界衛生日的主題是‘My health, my right’（我的健康，我的權利）。在馬丁看來，健康權利包括普通人健康受保護的權利，和獲得可負擔的健康服務的權利。在世衛組織任職期間，馬丁將不遺余力地倡導、并與中方合作推動這兩項權利。

亮馬河畔入春了。這是馬丁在北京最喜歡的季節：走出寒冷的冬天，看見樹枝抽出新芽，嫩綠的柳枝向水面飄蕩，桃花、杏花、櫻花密密地開在枝頭，陽光灑在河岸，照得人暖融融的。

對馬丁來說，春天最大的好處是他不用繼續頂著寒風騎車和跑步了。作為世衛組織駐華代表，馬丁的一天通常是這樣開始的：清早起床，出門跑一會兒步，讓自己的頭腦從睡夢中清醒起來；回到家后，他用水果、種子和燕麥碎，搭配成一碗健康的蘇格蘭燕麥粥，再加一杯低因咖啡；吃完飯后，他會騎上一輛共享單車，從朝陽公園附近的公寓，沿著亮馬河騎行，直到位于東直門外大街的世衛組織辦公室；打開電腦，查看當天的日程，然后開始一天的工作。

馬丁的日程很繁忙，由會議、工作任務和差旅組成。接受我們采訪的那天上午，馬丁剛剛結束一場會議，他進入采訪室的時間幾乎分毫不差，采訪結束后又很快就回到辦公桌前——為了避免久坐，他有一張升降的書桌，方便他站著辦公。他告訴我們，那天晚上他還要從北京趕赴上海出差。

在我們有限的交談中，我們感覺到馬丁嚴謹的個性，就像他整整齊齊的西服和襯衫一樣一絲不茍。他在社交平臺X上的認證已是“世衛組織駐華代表”。300多條動態中，絕大多數是他的工作——世衛組織的動態、各國醫療系統的進步與不平等的新聞，也有他關注的領域，比如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和母嬰健康，他還常常轉發他熱愛的機構——世衛組織招募新鮮血液的“廣告”。只有極少數內容能透露出他工作之外的片刻，比如英格蘭足球俱樂部托特納姆熱刺的當紅球員哈里·凱恩，肯尼亞馬拉松選手、世界紀錄保持者基普喬格，還有英格蘭曲棍球隊比賽的高光時刻。

馬丁似乎不介意坐實一種“工作狂”的印象。“工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被問及這個話題時，馬丁微笑著說，“很多人喜歡問‘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問題，但對我來說，我需要保持的是‘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平衡�！彼嬖V我們，非工作時間里他通常會去運動——騎車、跑步、游泳，有時還練習普拉提，雖然他坦言談不上“喜歡”普拉提，只是為了保持肌肉和骨骼的靈活，“如果我不練普拉提，我就做不好另外三種運動，這些運動能讓我保持清醒、保持對生活與工作的洞察力”。

馬丁形容自己是一個“幸運”的人——作為醫療衛生專家，他迄今為止的人生并沒有受到嚴重疾病的困擾，但在高強度的工作與“非工作”的夾擊下，他也曾患有過“心靈的感冒”。那是在2009年前后發生的，當時馬丁住在瑞士，在一家國際組織任職。“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當我情緒開始不對勁時，我自己都沒有太注意到。我身邊的人都注意到了我的沮喪，但當時我只是覺得‘生活好難啊’‘沒意思’。”直到某一個星期五，馬丁感覺到情緒徹底地崩潰了，“下一個周一我準備去上班時，我走出公寓門，走下樓梯，然后又走了上來，回到公寓里。當時我一個人都不想見，完全沒法再走進辦公室。”

那是馬丁從未設想過的情況。他去看了精神科，診斷出抑郁癥，開始了每周兩次的心理咨詢，還恢復了他自有孩子以后幾乎不再有精力去做的運動。他開始每天散步，一有時間就去河邊、湖邊、樹林里享受自然與綠色。過了一段時間，他恢復了跑步，還學會了冥想。慢慢地，他從低迷中恢復了過來。

當我問起馬丁，當下年輕人面臨普遍的精神內耗與困頓，他作為過來人有沒有建議？他誠懇地說，“你要學習和了解自己。一些心理疾病會有明顯的觸發因素和情緒‘開關’，當你注意到生活中出現了這些特定因素，就有可能在情緒變得更糟糕前采取行動”。他坦言，正是患上抑郁的那段經歷讓他更了解自己的內心、更能把握自己的情緒變化。

他認為情緒問題并不羞恥，“不要害怕談論自己的心理負擔。當你感覺不對勁時，和朋友、親人或者心理醫生聊聊。不過由于每個人遇到的難題大相徑庭，很難一概而論地給予建議。最重要的是，你要識別出最影響你生活的事物是什么，去完全停止或重新啟動這些事物”。

馬丁出生在英國阿什福德（Ashford, Middlesex），青少年時期在徹特西（Chertsey）度過。從劍橋大學本科畢業后，對公共衛生事業有一腔熱情的他進入了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成立于1899年，是當今世界頂尖的公共衛生研究院所，學院官網的“簡介”頁面上，清晰地寫著學院的愿景和使命：通過影響衛生政策和實踐的研究和教育，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切實的影響，并改善英國和全世界人口的健康與健康公平事業。熟悉國際組織語言體系的人，可能會讀出這些宏大詞匯背后的具體而微的事業——那些理念正與馬丁青年時代的夢想不謀而合。

馬丁告訴我，他學習公共衛生專業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動機——自打記事起，他就想做一份“能幫助人的工作”。童年時，他目睹親人朋友罹患疾病帶來的痛苦和沮喪，理解了疾病如何擊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在同理心的驅使下，馬丁會想象他未曾經歷過的他人的生活：“試想一下你是兩個孩子的父母，你生活在一個患病后需要自己支付醫療費的國家，你的一個孩子生病了，你的錢只夠給一個孩子上學，剩下的錢要給另一個孩子看病。這是多么令人痛苦！”

從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畢業后的馬丁，在職業生涯初期進入了英國國際發展部工作馬丁作為國際發展部的雇員，參與創立了2002年在瑞士日內瓦成立的“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世界銀行幾年后發布的一份回顧性報告指出，在“全球基金”創立的2002年，中國是全世界結核病負擔最沉重的國家之一，疾病負擔僅次于印度，其中耐多藥結核病（MDR-TB）和艾滋病病毒與結核病雙重感染情況都很嚴峻，某些地區MDR-TB的發病率達到了全球最高水平。

過去，結核病被稱作“白色瘟疫”，由于病人多面色蒼白，與前現代時期另一個人類殺手黑死病（即鼠疫）相對應。結核病會讓患者失去勞動能力，許多人因感染結核而致貧，或是因治療而致貧，更有甚者根本得不到治療。結核與艾滋病的組合則是更致命的“殺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旦再感染結核菌，其發展成活動性肺結核的可能性比未感染艾滋病病毒者高30-50倍，結核菌與艾滋病毒（HIV）雙重感染的致死性極高，蔓延速度極快。

馬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派來中國的。他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國的醫療體系非常注重結核病、瘧疾、艾滋病和其他寄生蟲病等主要傳染病的防治工作。馬丁等國際人才的加入，標志著中國的傳染病防控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002年起，中國政府在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支持下，開啟了為期8年、覆蓋16個省份、共6億8000萬人口的結核病控制項目；2003年起，在“全球基金”支持下，中國開始在培訓、人員配備、實驗室設備、藥品和蚊蟲控制等方面，為瘧疾防控進一步發力；2002年還是中國政府制定的“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2010年）”中的關鍵節點，政府將有關艾滋病、性病的公眾宣教、監測系統建設、檢測試劑藥物的研發和醫護人員的專業培訓等中長期工作的目標，都設在了2002年。

為了參與傳染病防控工作，馬丁除了在北京停留，還輾轉在上海、成都、昆明，以及云南和四川的農村地區，盡可能地在幅員遼闊的中國留下足跡。那時的中國正處于經濟騰飛的前夜，馬丁留意到了中國從東到西、從城市到農村之間發展的極大不平衡。讓他至今都記憶猶新的，是在云南鄉下見到的一個孩子，“那孩子著赤腳，站在街邊賣花，他只有四五歲，卻已經要承擔這種養家糊口的壓力了�！钡灿浀玫教幎夹佬老驑s、充滿活力：“無論我走到哪里，都有各種各樣的小商店、小企業，食品和制成品銷售都很繁榮”。

2007年，馬丁結束首個駐華任期離開中國。在英國國際發展部任職期間，他參與過中亞和東歐的醫療保健改革。2013年他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回到中國，領導WHO團隊與中國政府開展合作。四年后他再度離開，擔任澳大利亞高級專員公署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衛生合作方面的顧問。2019年，他搬到菲律賓馬尼拉，為世衛組織擔任西太平洋區域衛生系統和服務部主任。2023年，馬丁第三次來到中國，成為世衛組織新任的駐華代表。

倏忽之間，2024年已是馬丁在中國斷斷續續生活的第9個年頭了。20年前首次來華時目睹的疾病負擔，一部分仍然存在：當年“全球基金”主攻的集中傳染病中，結核病負擔仍然較重：到2022年，中國結核病例新發病74.8萬人，占全球發病數量的7.1%，結核病估計發病率為52/10萬，盡管發病率持續降低，并且降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與世衛組織制定的“到2035年全球終結結核病流行”的結核病發病率目標值仍存在一定差距。

另一部分已成為歷史，或得到了較為良好的控制：2021年，中國通過了世衛組織的“消除瘧疾”認證，成為了全球第40個消除瘧疾的國家。世衛組織稱之為“顯著的成就”——因為20世紀40年代時中國每年報告瘧疾3000萬例，經過70多年的努力才取得如此進展；到2022年底，中國艾滋病整體疫情處于低流行水平，艾滋病經輸血和血制品傳播實現基本阻斷，艾滋病母嬰傳播率降低到最低水平，邁向實現母嬰傳播消除，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抗病毒治療覆蓋比例達78%，但在加強預防干預降低艾滋病病毒新發感染、以及提高抗病毒治療水平和質量、降低死亡方面還需要更大的投入和努力。

馬丁注意到了這種進步。“在防控結核病、艾滋病方面，中國還有些工作要做。但現在的情況已和20年前皆然不同，”他認為，過去威脅中國人群健康的因素包括導致傳染性疾病的病原體與各種不良生活方式，如今后者的危害更為顯著，因此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癌癥等非傳染性疾病成了國人面臨的主要健康威脅。

這與馬丁擔任世衛組織駐華代表期間要與中方共同推動的工作息息相關。首先是擴大政府提供醫療服務面向的人群范圍，“中國約有3億高血壓患者，其中有約2億人尚未得到足夠的治療，”馬丁說。為達到這一目標，進一步推動建設初級醫療保健系統很關鍵：完善的初級醫療保健系統，意味著醫療系統將從一套圍繞疾病建立的系統，轉變到圍繞“人”而建立的系統；醫療服務將更靠近“人”——居民將擁有保持長期聯系的社區醫生或全科醫生，這些醫生會給民眾切實而具體的健康建議，必要時將患者轉診給合適的�？漆t生。

馬丁認為，若能在不良生活方式發展成為疾病之前提高健康意識，一些非傳染性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他要推動的第三項議程，是健康意識與健康生活方式的傳播：減少煙草消費、促進健康飲食、減少鹽、脂肪和糖的攝入、倡導身體活動、減少飲酒等等。

回顧過去，馬丁認為中國在相關領域已經有了長足進步：“記得20年前剛來到中國時，我們到農村地區參加會議，當地人會給我們遞煙，現在再去已經沒人遞煙了。我認為中國人認識到了吸煙的危害，在意識上有所轉變�！�

不過，他認為更令人矚目的轉變發生在公共政策層面：2014年11月28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規定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內區域及交通工具里禁止吸煙。這項由次年6月開始實施的“史上最嚴”控煙條例起到了積極的帶頭作用，此后，深圳、上海、西安等城市也陸續出臺并實施了地方全面無煙法規，“相比法規實施前的2014年，北京的吸煙人數減少了63萬人，但從全面無煙法規中受益的不僅僅是他們，普通大眾去餐館就餐、去辦公室工作時，都不用再吸入二手煙了。室內空氣變清新了，而人們本就有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瘪R丁說。

人人不再吸二手煙、人人的健康得到保護，是馬丁和世衛組織愿景里的“健康權利”之一。馬丁提到，除此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權利，是“全民健康覆蓋”（UHC），即所有人都能在有需要的時間和地點獲得質量可靠的衛生服務，而不必遭遇經濟困難，“中國政府自2009年啟動醫療衛生改革后，如今醫保覆蓋到了95%的人口，這是一項驚人的成就。要將這些事業繼續倡導和推動下去，這與今年世界衛生日的口號‘我的健康，我的權利’內含的理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