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綠色低碳化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是我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抓手。兩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鐘茂初教授在《國家治理》撰文指出，綠色低碳發展，應遵循促進可持續增長、經濟民生影響可承受、減排降碳經濟成本合理、先立后破等原則。數字化作用于綠色低碳發展，通過數字化帶來的經濟增長促進效應，可以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對經濟民生的制約影響，也可以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對經濟增長的束緊影響，從而保證綠色低碳目標在經濟增長得以持續的條件下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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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數字化、綠色低碳化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發展的兩種重要趨勢，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和產業技術轉型的關鍵動力，也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內涵。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會議提出“要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人工智能發展”“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以提高技術、能耗、排放等標準為牽引，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培育發展新動能”等政策舉措，表明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經濟是我國高質量發展以及今后一段時期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抓手。

產業數字化與產業綠色低碳化之間、數字經濟與綠色低碳經濟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或相互制約的關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由于這種互融互促關系的存在，加速并深化了數字化、綠色低碳化的轉型進程，加快了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經濟的擴張，同時拓展了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經濟的發展范圍和方向，強化了數字化、綠色低碳化對產業領域、經濟社會領域的各環節和全過程的滲透影響。

本文圍繞數字化對經濟轉型發展的影響機理、綠色低碳化對經濟轉型發展的內在要求、數字化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可能路徑及其發展誤區展開分析，以期對于我國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更好把握數字化和綠色低碳化融合發展的機理，尋求數字化作用于綠色低碳發展的有效路徑，實現數字化促進經濟效益提升與綠色低碳轉型的雙重作用提供參考。

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應

數字經濟（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通過網絡平臺、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形成數據、算力等新生產要素，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了堅持“創新引領、融合發展，應用牽引、數據賦能，公平競爭、安全有序，系統推進、協同高效”的原則。

數字經濟驅動經濟增長的機理可以歸納為以下七種效應：

一是創新驅動效應。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技術、產業模式和產業組織的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從而帶來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

二是數據要素擴張效應。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要素，以其非排他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在充分流動和共享的條件下，在算力等技術支撐下，不僅能夠形成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市場效率的新模式，而且還能促進新需求和新增長點的不斷形成。

三是網絡擴張乘數效應。梅特卡夫定律表明，數字經濟具有隨著用戶數量增加，產品或服務價值呈乘數增長的特征，進而形成產業集聚并帶來規模經濟效應，即數字經濟規模循環擴張可引致“乘數效應”。如，數字化平臺使得各行各業企業通過使用數字平臺而產生交互促進效應。

四是產業融合的范圍經濟效應。產業融合，從線性關聯的產業聯系改造升級為多重關聯乃至融合為一個系統。產業融合、經濟活動過程融合可帶來各類市場主體、消費主體的“范圍經濟效應”，即生產者通過融合方式同時生產多種產品或服務，其成本低于分別生產每種產品所需成本之和；同理，消費者通過融合方式同時滿足多種產品或服務需求，其支付低于分別消費的支付之和。

五是普惠共享共創效應。數字經濟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共享網絡平臺，使得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到產業經濟活動中，供給和需求雙方資源得以整合而精準匹配交易活動，各方共享共創價值。由精準配置可帶來各類市場配置資源過程中實現“帕累托改進”（即一方利益增進而不帶來他方損益）。同時，網絡平臺還可以在市場交易主體之間居中解決“卡爾多改進”中的補償問題（即“一方利益增進對另一方利益有所損益時給予足額補償”）。

六是突破經濟活動的時空約束?；诰W絡空間的市場供需主體，能夠突破傳統經濟模式的時間空間約束（如交通運輸約束、資源可及性、需求滿足即時性約束等），使得傳統經濟模式的約束條件大大放松，從而使得生產函數決定的生產可能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

七是突破經濟不合理性的約束。由于數字化使得許多產業行為、企業行為、消費者行為，在其行為過程中或交易過程中的交易障礙得以大大消除，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原本經濟不合理的經濟活動成為了經濟合理行為，使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范圍得以拓展。

綠色低碳發展的實現路徑

產業綠色低碳化和綠色低碳發展的根本目的是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系統及其生態功能的可持續性。亦即要求，人類經濟活動中對生態系統帶來影響的碳排放、污染排放，必須限制在自然生態系統的自凈化能力可吸收的范圍之內。因此，經濟活動中碳排放、污染排放的排放量必須設定額度限制?！熬G色低碳化”就是：在排放額度約束下，通過提高單位排放的使用效率（即生態效率）來滿足社會成員需求及其增長。在推進綠色低碳化的過程中，勞動、資本等傳統要素不可能顯著擴張（否則將同步增加排放），要想使綠色低碳目標和經濟-民生目標得以兼顧，只能通過各種要素的生態效率提升來實現。綠色低碳發展，應遵循促進可持續增長、經濟-民生影響可承受、減排降碳經濟成本合理、先立后破等原則。

綠色低碳路徑可以主要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其一，產業結構朝著綠色低碳產業轉型升級。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產業和服務業，降低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比重，通過單位生產使用排放額度較低的產業特征，可以在排放額度約束下實現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改造、生產流程改進、專業化規?；欧胖卫淼确绞?，降低能耗、降低排放強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產業內部，通過較高生態效率的生產能力對較低生態效率的生產力進行有效替代；區域間，產業發展按照生態效率比較優勢在各區域優化布局與調整等方式，也是產業結構綠色低碳化的轉型路徑。

其二，全產業鏈整體性減排降碳。產業經濟活動的綠色低碳化，不能通過污染排放和碳排放在產業間、企業間、區域間或時序間的時空轉移來實現，只有各個環節和全過程的減排降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綠色低碳化。產業鏈上下游之間進行排放核算并協同構建減排降碳的優化路徑，全產業鏈減排降碳共性技術的公共基礎設施實現有效供給，對貿易、物流、報廢等過程減排降碳的重視，各產業之間形成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的循環經濟效益等方式，都是全生命周期減排降碳的重要內容。

其三，能源結構改變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經濟活動中的能源消耗是排放的主要源頭，所以綠色低碳化過程中，既要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并對化石能源的使用進行有效替代，也要持續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使得化石能源在一定程度上也轉化為生態效率較高的能源。著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實現高生態效率能源供給的有效替代；著力發展使用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的產業，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相關公共基礎設施，實現高生態效率能源需求的有效替代；加強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和推廣、提高傳統能源利用效率、使煤炭等資源稟賦得以有效利用等方式，是能源結構改變與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路徑。

其四，排放額度（包括碳匯）市場化配置，倒逼產業企業的“選擇效應”與“創新效應”。在綠色低碳化目標下，排放額度是有限的，因此，排放額度必須得到最優配置，才能使其在經濟增長中發揮最大作用。在排放配額的制度安排下，通過市場交易使得排放權從使用效率較低的地區、產業、企業自由流向使用效率較高的地區、產業、企業，是排放權優化配置必然手段。排放權主要通過市場交易進行配置，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市場均衡價格成為引導市場主體綠色低碳化行為的市場信號和利益機制，是排放權得以優化配置的必然要求。

其五，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化的持續推進，必須強化綠色技術創新的投入與推廣，并有效替代非綠色低碳類型的技術。核心問題是技術創新偏向問題，即要區分并識別技術創新的類型——是單純促進經濟增長的技術創新還是促進綠色低碳轉型的技術創新。

其六，綠色低碳消費的有效滿足。綠色低碳化過程中，消費者對于綠色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偏好，是引導企業進行綠色低碳化生產的關鍵性因素。因此，既要促進綠色低碳消費群體的持續增加，也要促進這一群體的綠色低碳消費偏好得以有效滿足。

其七，綠色金融的杠桿撬動。綠色低碳的發展現實與發展趨勢，展現了良好的預期規模和預期收益，為綠色低碳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可信的物質基礎。金融機構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以及從綠色低碳層面對企業進行信用評判和風險控制，通過各種金融途徑促使市場主體經濟活動向綠色低碳化方向轉型。

數字化對綠色低碳發展的推動作用

現實經濟發展，正處于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同步推進的轉型進程之中。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兩者交互影響進而相互融合、相互促進。數字化通過其各種增長促進效應，助推綠色低碳發展；綠色低碳發展，則為數字化提供了多種形式的應用場景，使數字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得以持續擴大。

其一，數字化對于產業結構向綠色低碳產業轉型升級起著重要作用。數字經濟的相關產業中大部分屬于高新技術產業、綠色產業和服務業，具有排放強度較低的產業特征；傳統實體經濟（特別是能源、電力、冶金、制造、交通、建筑等重點碳排放領域）的數字化改造、數字化融合，使得傳統產業排放強度大幅度降低。例如，在鋼鐵產業鏈中，數字化可以優化生產流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廢棄物排放；數字化生產設備對傳統資本設備的替代，可實現高生態效率的生產能力對較低生態效率的生產能力的有效替代。

其二，產業鏈上下游之間進行數字化銜接，信息聯通和數據共享，有助于協同構建減排降碳的數字化優化路徑，有助于構建產業間、企業間循環經濟實現路徑，有助于有效供給全產業鏈減排降碳共性數字技術；而國內外貿易、物流等過程的數字化流程，有助于全過程的減排降碳。

其三，能源生產、傳輸、分配、存儲、使用過程的數字化，對傳統能源向新能源全過程有效轉換和有效替代起著支撐性的作用；數字化也是節能、提高傳統能源效率的重要路徑。如，對智能電網和物聯網實現能源分布式管理和共享帶來全流程的效率改進。

其四，網絡平臺、大數據等數字化工具，是排放權市場交易的基礎，以及排放權得以優化配置的基礎。數字化是排放權市場完善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完善排放權交易產品、促進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并保障其利益、形成可信市場價格、有效控制市場風險的必要手段。

其五，數字化融入到技術創新，能夠為同一目標的創新提供多條可行的技術路徑，并可通過大數據和大模型預測各條技術路徑的經濟-民生與生態環境影響的綜合成效，從而有助于市場主體選擇更有利于綠色低碳化且經濟成本合理、經濟-民生影響可承受的創新路徑。

其六，在最終消費領域，通過大數據、數字經濟平臺的精準匹配能力，可以使綠色低碳消費群體得到有效識別，使消費者對于綠色低碳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得到精準供給；通過數字化平臺，可將個人減排量等綠色低碳行為轉化為個人資產，進而引導消費者群體更廣泛的綠色低碳消費行為。

其七，整合企業綠色低碳方面的大數據信息，并通過大模型綜合分析，使得金融機構確定企業信用和風險的依據更加精準，有助于綠色金融真正起到引導企業綠色低碳轉型的作用。

數字化可以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對增長的束緊影響

經濟活動中的排放量必須設定額度限制，是綠色低碳發展的必然要求。使得傳統的要素擴張型增長方式受到嚴格制約，經濟增長也必然因生態環境要素方面約束條件的強化而受到束緊制約。傳統模式的許多產業經濟活動、企業經濟活動，因增加了約束條件，經濟合理性減弱而面臨退出的困境。反過來，也因綠色低碳規制可能嚴重影響增長進而影響民生福祉，不得不考慮放緩綠色低碳化進程。但是，數字化作用于綠色低碳發展，通過數字化帶來的經濟增長促進效應，可以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對經濟-民生的制約影響，也可以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導致的經濟不合理性和對經濟增長的束緊約束，從而保證綠色低碳目標在經濟增長得以持續的條件下推進?？梢詮囊韵聨追矫鎭碚J識數字化對綠色低碳規制束緊增長的彌補作用。

其一，創新驅動動能轉換的彌補作用。數字化和綠色低碳化在創新領域相互融合，通過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模式創新和組織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動力。

其二，數據要素擴張效應和網絡效應的彌補作用。產業數字化，能夠不斷形成并有效使用數據要素，新要素融入生產函數能夠帶來新的增長。數據要素的擴張，不像傳統要素那樣受排放額度的約束；網絡效應的存在，通過其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優化資源配置從而提高排放額度的使用效率，使得經濟規模擴張不會帶來排放的同比例增加。

其三，普惠共享共創效應的彌補作用。數字經濟通過共享網絡平臺等方式，使得更多市場主體參與到產業經濟活動中，共享共創價值。通過大數據、數字經濟的精準匹配能力，使得綠色低碳消費群體得到有效識別，使消費者對于綠色低碳產品和服務需求得到精準供給。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的結合，使得一些綠色低碳產品和服務供需，從原本“不經濟”轉化為“經濟合理”而發展壯大起來。

其四，產業協同帶動經濟新增長。數字化和綠色低碳化在產業層面有很多交集，例如，新能源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這些產業將數字技術和綠色低碳技術相結合，推動相關產業鏈的發展。

其五，數字化相關新型基礎設施的賦能作用。新型基礎設施不僅推動基礎設施領域本身的節能減排降碳，同時能促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各行各業的利用，通過用能優化、成本優化、供需匹配優化等助推中間需求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皷|數西算”等新型基礎產業的布局，則促進了區域間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的協調發展。

其六，政策支持對新增長的雙重育成效應。數字經濟與綠色低碳經濟，在初期發展階段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但在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同步發展并相互融合的背景下，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措施來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和綠色化同步改造，可以發揮出雙重迭加的促進效應。同步推進，可有效節約政策資源和政府資源的投入。

防范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融合中的發展誤區

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同步推進過程中，兩者交互影響進而相互融合。數字化能夠促使綠色低碳化各種路徑得以實現，能夠彌補綠色低碳規制對經濟增長的約束，但這并不是無條件的?，F實發展過程中，還應防范若干可能誤區。

其一，數字經濟與某些綠色低碳產業的融合，市場規模并沒有較大的擴張空間，投資獲益的規模有限。但由于非理性的“一窩蜂”式集中投資，導致該產業迅速陷入產能過剩狀況。由此進行的投資，既沒有帶來良好的投資回報，反而因過剩投資、非有效投資帶來額外的碳排放和污染排放。例如，部分共享經濟的產業投資就出現過此類現象。

其二，產業預期收益率、產業預期市場需求、產業預期參與規模及其擴張趨勢，尚處于設想階段，能否真正成為現實發展圖景，存在諸多方面的不確定性。如果以此作為產業投資的預期獲益、預期擴張基礎，該投資方向將存在巨大風險。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投資市場中，早期收益極有可能是以后來參與者的后續投資支付的，形成虛幻的高收益率而誤導更多的潛在投資者陸續參與其中，循環往復直至難以為繼。如，虛擬貨幣的相關投資活動、過于概念化的“元宇宙”相關投資活動、過于泛化的人工智能相關投資活動，都應謹防其走上這一形式的發展路徑。

其三，綠色低碳方面的規制，具有使得難以承受規制成本的企業退出而保留生態效率較高企業的“選擇效應”?？赡芤驍底只亩唐诔尚?，使得原本應退出的企業短期內效率有所提升，使之仍然留在行業內，而弱化了綠色低碳規制的選擇效應，延緩了有效替代進程。

其四，綠色低碳規制，具有促使企業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的“波特效應”?？赡芤驍底只亩唐诔尚В沟迷静坏貌患铀倬G色低碳技術創新的企業放緩其創新力度和步伐，從而弱化了綠色低碳規制的創新效應。換言之，數字化的短期成效，可能使得企業因應環境規制選擇“策略性創新”而不選擇“實質性創新”。

其五，數字經濟具備強化綠色低碳名義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規?；瘮U張的條件，使得綠色低碳金融可能朝著虛擬化方向發展，而偏離綠色低碳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根本宗旨。

其六，因效率改進有限而導致社會福利減少的“數字化”。現實中存在為數字化而數字化的現象，并無必要、徒增繁復，反而會逼退傳統消費群體及傳統消費品市場供需，減少既有就業崗位。

其七，數字經濟在初期發展階段，并非必然具有綠色低碳特征。某些數字經濟活動，本身甚至是高耗能部門。在綠色低碳規制的執行過程中，要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評估決策，對于發展前景廣闊的投資方向應適當寬容，而對于非理性的投資方向（如虛擬貨幣“挖礦”相關產業）則應堅決遏制。

針對上述問題，在數字化與綠色低碳化的同步發展過程中，要妥善權衡，尋求可行路徑，有效防范非預期結果的出現。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政策取向研究”（21AZD058）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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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國家治理》2024年第8期

原文標題 | 以數字化促進綠色低碳發展

作者 |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 鐘茂初

原文責編 | 李 懿

新媒體編輯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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