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人都將自己居住的地方作為正中心，當他們看向遠處的時候，物體本應該是傾斜的，且越遠的地方物體應該傾倒的幅度更大些，但這些物體卻沒有一個是倒下的，那是因為每個地方的人頭頂上都是天，腳下都是地。”

這是出生于乾隆年間的王貞儀第一次向別人解釋地圓說的概念，精準而通俗。

當伽利略證明日心說，麥哲倫證明地球是圓的，開普勒總結行星運動的時候，西方的科學正以光速向前推進，處在地球另一端的大清朝仍舊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國，世界中心的幻想當中。

王貞儀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壓制科學的朝代，在中國古代的奇女子中，有寫文抒發(fā)愛情的卓文君，有寫詩描繪悲慘生活的李清照，有體驗邊塞艱苦生活的花木蘭，卻獨獨缺少一個王貞儀這樣喜愛科學的工作者。

王貞儀的祖父是一名官員，父親是一名醫(yī)生，不一般的身份和生活條件造就了她不同的學習理念，當全國的女性還被壓制在女紅和三綱五常之中的時候，王貞儀已經(jīng)成為了一名懂醫(yī)術會歷算的天才少女。

這得益于王貞儀家中不一樣的教育方式，王貞儀的父母對于她類似于放養(yǎng)，完全任憑她的愛好學習，她可以學習騎馬，練就一身射箭的好本領，成為百發(fā)百中的神射手；她可以行萬里路，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體驗民間的生活疾苦。

她還可以搞科學研究。

科研是王貞儀最大的愛好，18歲的時候，王貞儀踏上了尋找科研的道路，她將天文學定在了人生研究的第一步。

當其他同時代的女孩在十四五歲就已經(jīng)嫁人的時候，王貞儀還在風風火火地搞日月食的解釋，憑借著先天的學習能力和自我想象，王貞儀貢獻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日月食的建模經(jīng)驗。

“將水晶燈掛在房內(nèi)代替太陽，用圓桌代替地球，不遠處圓圓的鏡子當作月亮，通過控制吊燈的位置變化，改變圓桌與圓鏡之間的距離，成功解釋了月食的成因。”

20歲的王貞儀完成了人生第一本著作《月食解》，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早出現(xiàn)的成功解釋月食成因的書籍。

搞定了月食之后，她又將目標放在了“天圓地方”上，用最通俗的語言完美闡釋了地球是圓的，因此得到了清朝官方的“青睞”。

在這之后，王貞儀開始研究行星運動，作為一名有想象力和模擬能力的實踐家，王貞儀再次成功地推算出了金木水火土五星的運轉方向，并將其收錄在《經(jīng)星辯》當中。

《歲輪定于地心輪》的問世直接沖擊了大清官方那些靠著天文星象混吃等死的家伙們，王貞儀因此遭到了莫名的打壓和詆毀，為了扭轉不利的局勢，她開始將自己的思維向數(shù)學界靠攏。

《勾股三角解》、《象數(shù)窺余》等將數(shù)學的理念普及到現(xiàn)實生活中，讓更多的人能夠讀懂數(shù)學，學會數(shù)學。

可惜，王貞儀的一生僅僅只有29年的時間，英年早逝的她還沒有來得及為中國的天文學和數(shù)學貢獻更多的知識。

王貞儀精通地理、數(shù)學、天文學、醫(yī)學和詩詞繪畫，是中國古代少有的數(shù)學家和天文學家，晴雨豐欠輒驗，她在天文學上的著作多達64卷，用“建模”的方式詳細解釋了各類天文現(xiàn)象，可惜她生活在一個不懂得珍惜科學的年代，大多作品都已經(jīng)遺失或者被銷毀了。

她反對封建迷信、求神拜佛，提倡并身體力行地踐行男女平等，將自己的知識和見聞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她的學生，對于中西方的著作，王貞儀總是用辯證的思維來看待，從不一味的支持和或者否定一方，汲取其有益的部分，摒棄其糟粕的部分，積極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成為那個黑暗時代最耀眼的明星。

1994年，國際天文學聯(lián)合會以王貞儀的名字命名了金星上的一個隕石坑，她成為獲此殊榮的中國唯一一位女性科學家。

2016年，美國暢銷童書《無所畏懼：影響世界歷史的50位女科學家》和意大利先鋒女作家的暢銷書《了不起的女孩：100個改變世界的傳奇女性》都將王貞儀的故事收錄其中，向全世界推送王貞儀的輝煌一生。

2018年，世界知名科研刊物《自然》雜志將王貞儀作為全世界女科學家的代表進行傳頌，她成為為科學發(fā)展奠定基礎的女性科學家。

同一年，《數(shù)學的力量：數(shù)學的反叛女性》中盛贊王貞儀對于數(shù)學的貢獻。

王貞儀遺作《德風亭集》至今還被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著。

時至今日，王貞儀依然是西方世界極為崇拜的女性科學家。

當我們翻開歷史書，翻開科普類讀物的時候，當時間流逝到清朝的時候，請不要用一句閉關鎖國就將這段歷史所概括，當我們的學生在學習時，仰望著西方科學技術的時候，背誦著哥白尼，討論著伽利略，惋惜著哥倫布，崇拜著開普勒的時候，也請介紹一下我們古代的科學家王貞儀，哪怕短短的一句話都可以，至少應該讓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是有科學家的，是有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女性科學家的。

她是王貞儀，是地理學家、數(shù)學家、天文學家、醫(yī)學家和詩人，是男女平等的踐行者，是世界推崇的女性科學家的代表，她本應該像伽利略一樣在中國名揚四海，本應該像哥白尼一樣在中國人盡皆知，可惜她生錯了年代，她生在了科學晦暗的大清，遭遇了西方名人輩出的擠壓，她并非被時代所丟棄，她是被性別和盲目崇外所“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