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俄羅斯文明，有自己的道路”

文｜西坡

這幾天最值得關注的事情，除了奧運，就是庫爾斯克這個地名又重新進入歷史了。除了前線戰事的進展，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這樣一種新動態對人的心態會產生什么影響。

我讀到BBC的一篇報道，作者Steve Rosenberg。他提出一個疑問，戰斗離家鄉越來越近了，這會讓俄羅斯公眾輿論反對戰爭嗎？他說，不一定，然后講了一件事：

“去年，我訪問了別爾哥羅德，這是一個俄羅斯地區，和庫爾斯克一樣，與烏克蘭接壤。它正被從邊境對面炮擊。我遇到的每個人都告訴我，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2022年2月之前，別爾哥羅德地區一切都是和平與安寧。

但與我交談的大多數人沒有得出’特別軍事行動’是一個錯誤的結論，而是呼吁俄羅斯加強軍事行動，深入烏克蘭領土。”

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觀察。面對同樣的事實，不同的人群可以通過思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這或許是許多悲劇的根源。

對Steve Rosenberg和他的讀者來說，俄羅斯的與烏克蘭接壤地區，在“特別軍事行動”之前，一切都是和平與安寧，在“特別軍事行動”之后，卻遭到炮擊、侵襲、占領、流離失所，這只能說明“特別軍事行動”是一個錯誤。你不打他不就沒事了？

然而對于當地人來說，雖然“特別軍事行動”前后的事實沒有變化，但他們得出的結論卻是，早就該打他了，打得還是不夠狠。

庫爾斯克遭到入侵之后，梅德韋杰夫就是這樣呼吁的：“我們可以也應該占領烏克蘭剩下的更多領土。我們應該去敖德薩、哈爾科夫、第聶伯、尼古拉耶夫，然后到基輔，繼續向前推進。”

我們仿佛望見一個深淵，表面是吞噬生命的戰爭機器，底層卻是自己不想好好生活也不想別人好好生活的人性黑洞。就像波蘭詩人辛波斯卡寫得那樣：“如果他可以選擇，/或許他不會成為敵人，/而會讓他們過上某種生活。”但他們好像是沒有選擇的。因為每個人眼前的選項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被自己所屬的文化和成長經歷賦予的。

我在讀《二手時間》這本書的時候，對俄羅斯這個民族有一種很復雜的情感，我不知道同情和厭惡到底哪一個更多一點。那些接受訪談的俄國人說：

“我們的生活就是在勞改營和暴亂之間搖擺，現在這個鐘擺正好懸在中間，全國一半人都期待出一個新的斯大林。只有他來到，才能帶來秩序。”

“我們的時代，我的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誰都不是為了自己而生。”

“我們不只是一個大國，我們還有特殊的俄羅斯文明，有自己的道路。”

“事情不在于葉利欽也不在于普京，而在于我們都是奴隸。靈魂中充滿奴性！血液中流淌著奴性！”“人們不僅不會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會鐘愛自己的奴性。”

很多時候我們只能感慨，一種土地一種人。文化是一種具有巨大慣性的東西。如果一個家庭習慣于用家暴來解決問題，那么孩子長大之后，習得的也就是這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這樣一個以家暴為文化的家庭里，如果哪個家庭成員出了心理問題，那么其他成員也不會反思“打人是不對的”，他們只會得出結論，打得力度和角度不夠精準，下次好好發揮。

全世界的人類，不管什么國家什么人種，在人性深處是相通的，這是我們可以交流的生物學基礎。這個基礎可能并沒有那么條理那么和平。心理學家榮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指的是一種人類共有的、超個人的心理結構。集體無意識是通過遺傳傳遞的，包含著自古以來積累的各種文化、宗教和神話中的原型和象征，這些內容潛藏在每個人的心理深處，影響著個人的思想、情感和行為。用詩人米沃什的話說：“在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只發瘋的兔子四處亂竄，還有狼群嚎叫，連我們自己都害怕被別人聽見。”

但是文明社會和野蠻社會的區別就在于，文明社會不會讓狼群的嚎叫變成狼群的撕咬，更不會讓嚎叫變成公共生活的唯一表達。比如我是一個純正的體育盲，但奧運會給了我很多的慰藉，因為我們可以看見人的身上可以有那么多的色彩，人與人之間可以有如此本真的交流。

一種土地一種人。你可以從悲觀的角度去理解這句話，也可以從責任的角度去理解，我選擇的是后一種。我們都是耕作者。一個寫作者是沒有太多權利是抱怨的，因為你的每一篇文章，也都是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化的一部分。你在思想中走過的路，沒準會照亮哪個正在找尋方向的行路人。其實我覺得我們的文化真的有很深很正的部分，只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弄得不倫不類。就比如說關于戰爭，“兵者是兇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幾千年未變的文化常識。還是那句話，我們有義務想象一種新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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