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繼9月26日會議開啟經濟政策的轉向以來，12月9日會議趕在一年一度的經濟工作會議前夕，為經濟政策進一步轉向定調。
本次會議在明確提出“大力提振消費”、“穩住樓市股市”的同時，至少有三處不同尋常的表述：一是時隔14年再次提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上次是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在2009年、2010年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二是提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關鍵在于“更加積極”；三是首次提出“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這意味著明年經濟政策轉向力度將進一步增加。
應該說，從9月到本次會議的經濟政策轉向，重心都是穩定預期、激發活力、擴大內需。在這背后，是近年來隨著內外形勢的疊加沖擊，下行壓力增大，市場和社會層面對于未來缺乏信心，內卷和躺平的心態蔓延，年輕人生育意愿下降，許多人被焦慮情緒困擾，考公、考編大熱。
與此同時，近年來“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右翼民粹主義在全球范圍流行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卷土重來給世界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在此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中國推動經濟政策的更大力度轉向，釋放強烈的提振經濟信號，既是為了化解困境，又是對沖和應對國際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
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怎么穩定預期，怎么激發活力與內生動力，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秩序下，對于一個健康的大型經濟體來說，如果有源源不斷的強大內生發展動力，才最能屹立不倒。中國所提出的“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是基于長遠健康發展的考量。但一個現實困境是“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內部的有效需求和社會的內生發展動力都存在不足，有待進行更大力度的提振。
為什么會這樣？原因和情況有多種，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目前距離“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仍有較大差距，許多人擔心向下墜落的通道在擴大而向上流動的通道在收窄；困于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的中下階層民眾壓力大，后顧之憂較多，債務壓力較大，有通過消費來改善生活的強烈意愿卻受限較多，缺乏閑暇或經濟條件去創新和創業。這樣既會妨礙內需的提振，又會抑制社會活力與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關鍵其實是中國人在過上美好生活的內驅動力作用下讓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努力有了較大的施展空間。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普遍貧困的社會現實中，因為政策的持續松綁，大量民眾在通過創新和拼搏改變命運的同時有力推動社會的進步。
一個社會能實現多大程度的發展，關鍵在于多大程度人盡其才，而人盡其才的程度又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規則、政策、文化觀念構成的綜合環境在多大程度上讓所有人都有合理范圍內平等受教育和參與競爭的機會。只有當平等受教育和參與競爭機會的人越多，那么，人才被發掘的概率便會越大，進而通過人才的創新和拼搏來帶動社會進步的機會自然越大。這正是社會主義的公平理念在契合人人平等的價值之外所具有的社會進步意義。
發展是中國解決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目前中國穩定預期、激發活力、擴大內需的關鍵是在于為創造一個盡可能人人平等受教育和參與競爭的綜合環境而持續努力，這就包括：推動法治進步帶來的可預期的、穩定的市場和社會環境，提升社會保障體系的公平程度和覆蓋程度帶來的民眾后顧之憂的減少與內需的增加，提升教育的公平程度和持續落實共同富裕理念帶來的人盡其才程度的提升。這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累積的發展經驗，在目前面臨的復雜內外形勢下變得尤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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