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論語》中的“樂”，其實不全是“樂”，統計的時候，有時候“不樂”的“樂”，也統計上了。

可能有人覺得，這樣統計不對，畢竟“不樂”和“樂”是相反的意思。

有這種想法的，可以看看這個系列的頭幾篇。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不樂”要比“苦”“怒”“惱”等詞匯積極。

比如，說“我今天很生氣”和“我今天不快樂”，色彩完全不同。

前者立足于“生氣”，后者的積極暗示是“如何才能避免不快樂，如何才能快樂”。

所以，把“不樂”的“樂”統計進去，也是可以的。比如今天這一章（眨眼已經到了《陽貨》，論語倒數第4篇了）：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論語·陽貨》）

很著名的一個辯論，言辭犀利的宰我，幾乎把孔老師逼到了墻角。很多人對孔子的執拗，也不理解。

先來看翻譯：

宰我問老師：“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時間太久了。”

接下來的話最關鍵，很明顯，宰我有備而來，早就想好了如何在辯論中獲勝。他的辦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孔老師你不是強調禮樂嗎，我就用禮樂來批駁老師：

“（守喪期間不能行禮作樂）君子三年不修習禮儀，禮就會荒廢；三年不習樂，音樂就會失傳。（所以不如改革一下，時間短一點）舊的谷子吃完，新谷子長出來，打火的木頭用過一個輪回，一年的時間（用來守喪）就可以了。”

宰我的策略實在厲害，孔子幾乎無法正面回答。怎么正面回答？要么遷就三年之喪，要么遷就修習禮樂，矛盾啊。

孔子只能跳出來，你談邏輯，我就說人性：“（父母去世不到三年）你就吃白米飯、穿花緞衣，會安心嗎？”

宰我沒想到老師這么不講武德，這下自己尷尬了。回答“不安”，相當于認可“三年之喪”；回答“安”，就間接承認自己不孝。咋辦？最終，他硬著頭皮選擇了后者。

學生這一回答，讓老師生氣又無奈：“你既然心安，就去做吧。君子守孝，吃美味不覺得甜美，再好的音樂也聽不出快樂，住在家里也不覺得舒適，所以才有三年之喪。你既然覺得心安，就這么干吧。”

說到這里，感覺宰我似乎贏了。誰知道呢？

宰我出去后，孔子余怒未消，說：“宰予（即宰我）真不仁啊，兒女出生，父母要抱著養三年。守孝三年，是天下通行的慣例。宰予難道小時候沒被父母抱過三年嗎？”

說實話，宰我即便贏了，也是“慘贏”，簡直被罵到骨頭里去了。

那么，孔子為什么這么執著于“三年之喪”？宰我說的，難道沒有道理嗎？

從今天的視角來看，當然是宰我更有道理。但需要注意，我們不能用今天的視角，去看孔子的時代。這也不僅僅是“從前慢”的原因。

孝，在漢代尊儒之后，大行天下，幾乎成為共識。但在孔子及以前的時代，“孝”未必是天下人的共識。

從遠古來講，生產力落后，人類生存艱難，處處面臨危險。母系社會，男孩長大后，會被驅趕出去，另立門戶。這是生存的需要。而老人，一旦失去勞動能力，也存在被族群拋棄的可能。

那個時代，族群的生存高于一切，當然也高于倫理。

倫理，無論是制度還是意識，都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類具備了較為強大的生存能力，有余力去贍養老人、撫養更多弱小者之后，才出現的。

孔子所處的年代，正處于倫理出現的一個臨界期。你說有倫理、孝道吧，早就有了，舜就是孝順的典型；你說沒有倫理道德吧，很多人自己還養不活，如何贍養父母？

越是這種臨界期，越需要認真地對孝道加以宣揚、強調。孔子正是一個最偉大的倡導者。

當社會以孝為尊崇，當人們以孝為正常，再如此強調，就沒什么必要了。

事實上，到了后來，所謂的“三年”已經被壓縮成了25個月，即第三年只象征性地守喪一個月，就可以了。

高金國，筆名高了高，高級編輯，著有《好父母養出好孩子》《寫給孩子的趣味中國歷史（12冊）》《少年讀史記故事（3冊）》《中國歷史超好看（6冊）》《人生是一場修行》《唐朝那層窗戶紙》《齊國那些事兒》等圖書3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