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外灘教育（ID：TBEducation）

在如今這個時代，“能者多得”似乎成為了內卷化的核心。其背后，是人們對優績主義的秉信不疑。但在這層法則之下，卻是中產家庭和精英家庭都難以言說的重壓。優績主義背后隱藏了什么樣的陷阱？中產家庭和精英家庭又是如何被卷入漩渦中的？

“一個人的優勢或成就理應來自其個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非世襲的社會階層。”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寫下的“優績主義”的理念，相信很多人都會認同。

圖源《紐約時報》（Monica Jorge）

優績主義所追求的，是回報與個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任何人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負躋身精英階層。

然而，這看似美好的理念卻在大環境中悄然發生轉變。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發現，自己的學生中，“似乎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結果，理所應得”。

而丹尼爾·馬科維茨看到的則是中產家庭的“全面落敗”——

即便大家同樣遵守規則，但中產家庭的孩子在學校會輸個富人家庭的孩子，在職場會輸給名校畢業生，優績主義已然變成了中產家庭努力向上的阻礙；

與此同時，精英階層也不好受，他們在優績主義的影響下，陷入了高強度內卷和內耗，為了保持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不得不終身競爭；

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也讓美國社會陷入種種不安因素之中……

在馬科維茨看來，在弊端和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面對。這不僅是一個關于公正的問題，更是關于我們如何度過自己一生的問題。

前后耗費十五年，他將自己的觀察、研究和思考集成于《精英陷阱》一書。

“我們對于這個社會癥結的診斷沒有攻擊任何人，但的確會引發每個人的不適，但它同時也會帶來治愈的希望。”

“消失”的中產家庭

在書的開篇，馬科維茨回顧自己的求學、工作之路，其實還是優績主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1987年夏天，在優績主義理念開始流行之際，他從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一所公立高中畢業，而后進入耶魯大學本科。

在那之后的近15年，他又先后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法學院，一路拿到了一串學位。

而他法學院的學生們也讓他想起這樣一段傳承：名校畢業、工作體面的父母，盡心盡力培養孩子進入頂尖院校，老師們又給予孩子們未來人生的優勢。

然而，馬科維茨認為，優績主義的內在邏輯——大學根據學業成績來擇優錄取，雇主根據才能高低來聘請雇員——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發展的不平等。

隨著時間推移，他也真真切切地觀察到，中產家庭正被排除在外：

在競爭激烈的大學中，來自收入分配前25%家庭的學生，與前25%~50%或后25%~50%家庭的學生人數比例大致是6：1；

在頂尖大學，比如哈佛、耶魯，來自全美收入前1%的學生人數比來自收入靠后50%家庭的學生人數加起來都要多。

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家庭

之間教育支出的比（5年的移動平均線）

馬科維茨在研究中發現，在申請精英大學的過程中，中產家庭孩子的“闖關難度”和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差不多。

而去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aj Chetty的論文，揭露的情況還要更為殘酷：

中產家庭中，SAT/ACT成績達到前99%的學生，只有10%就讀于藤校，而在家庭收入前1%的家庭，這個比例高達40%；

在以家庭年收入為橫軸的圖表上，中產家庭孩子的錄取率跌入谷底，成了幾乎“消失”的群體。

一位匿名的藤校招生主任表示：“我們的分布嚴重偏斜，有很多接受佩爾助學金的孩子和很多不需要資助的孩子，而沒有居于中間的孩子。”

同樣的情況也在職場中上演。

各行各業都越發看中精英教育所培養的技能。從專科醫生，到金融專家，從管理顧問，到精英經理人，這些崗位通常每年的酬勞高達數十萬美元，也都需要擁有頂尖學位。像頂尖律所甚至只會雇用“哈耶普斯麻”這類名校法學院的畢業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需要中等技能的崗位在減少，甚至消失。

中層管理這個崗位不需要了，亞馬遜通過算法就能指揮取貨員安排整理貨物，不再需要倉庫管理員；

大型公司的CEO們越來越習慣于向外部顧問尋求幫助，而不是從內部中層管理那兒；

中等技術工人沒有了，在制造業，取而代之的是機器人和負責編程設計、管理自動化的高技術人員；

獨立的小型商店越來越少，零售業中大型連鎖店越來越多……

常規技能與非常規技能工作崗位

所占份額的百分比變化

在馬科維茨眼里，工作越來越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特征：

一類是光鮮的工作，可以帶來高收入和社會地位，但并不代表工作本身一定有意義；

另一類是暗淡的工作，不能提供即時回報，也看不到晉升機會。

在優績主義的制度之下，原本屬于中產的工作機會正在被少數光鮮的職位和大量暗淡的職位替代，中產家庭的收入幾乎陷入停滯。

馬科維茨列出了幾個數據：1975-2016年，全美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增長了2倍，但全美實際收入的中位數只增加了1/10。2000-2016年，全美收入中位數幾乎沒有上漲過。

當忙碌成為一種榮譽

內卷成為必然

除了在機會競爭中落于下風，馬科維茨還提到，中產們往往要背負巨大的思想壓力——“他們不成功是因為自己還不夠努力”。

因為優績主義不僅把成功僅歸結于個人的勤奮努力，還把忙碌變成了一種被看重、被需要的標志。

但，這是事實嗎？

勤奮努力，當然是積極的品質，但想要獲得成功，往往是多個因素的疊加。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是父母們在教育上猛砸錢，才有了孩子們通往成功的通路。

精英階層和中產階層對子女

在不同年齡段的教育投資比較

從嬰幼兒時期，精英、富裕家庭在孩子身上的人力資本投入就超出其他人不少：

一是父母投入的時間多。整體來說，和僅上過高中的父母相比，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父母每天在教育上會多花費一個多小時。有些家庭，甚至有父母選擇在家全職“雞”娃。

二是注重培養情感技能，比如開放、自信、自律和堅韌等。很多研究都顯示，相較于中產家庭，富裕家庭里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會更多和孩子袒露情感，積極互動。

三是為私立個性化教育投入重金。有的幼兒園夸張到錄取率只有5%，以至于催生出了“教育顧問”的職業市場，專為4歲孩子準備入園申請。

四是舍得為孩子進行課外投資，包括學業補習、興趣特長。《華爾街日報》就報道過，曼哈頓一對夫婦為13歲喜歡烹飪的兒子聘請了專業廚師做老師。最終，這位少年在廚藝大賽中捧回獎牌，開創了自己的餐飲事業。

而除了父母的投資，優績主義帶來了一種“害怕失敗”的心態。就像經濟學家弗雷德·赫希說的：“我所接受的教育對我的價值不僅取決于我擁有多少，還取決于排在我前面的那個人擁有多少。”

馬科維茨認為，正是優績主義的暗中影響，讓現在這些身處精英群體的孩子們“比別人優秀，還比別人更努力”。

耶魯大學大學院有70%的學生說自己備受心理健康問題困擾；

頂尖研究生院，幾乎所有學生都愿意“一周花15小時完成一項沒有意義，但能獲取就業優勢的任務”……

曾經，藤校被認為是富家子弟鍍金的所在，但如今，已然成為爭奪和保持精英地位的公開戰場。

這樣的心態也一直延續到精英們的職場較量。勤奮努力和超長工作已經被視為精英特質，忙碌本身被視為一種榮譽勛章。

一位律師曾分享，自己“不忙碌”的一天從早上9點半開始到晚上8點45分結束，“忙碌的一天”則是從早上7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近4點。

而且，工作時長并不會也因為資歷增長而減少。公司也用“晉升或離職”的策略，淘汰表現不佳的員工。

同時，閑散安逸被視為是一種失敗者姿態。投資銀行的銀行業者會抱怨“外面”的人，“下午五六點就下班，午餐能吃上一個小時”，一點也不像“他們那么有內驅力”。

即便他們自己其實正因為這樣的內卷與競爭而疲憊不堪：

擁有碩士學位的職場人種，男性平均每周加班近12小時，女性近15小時；

在一年有260天日照的加州，有基金會的員工普遍因日曬不足而缺乏維生素D……

各收入階層的每周平均工時（10年的移動平均線）

在書中，馬科維茨筆鋒犀利地寫道，

精英是由他們的成就構成的，因此精英身份從一個人的享受變成了他的一切。在成熟的精英體制中，學校和工作如此深入地主宰著精英生活，以至于他們無法將自我與地位區分開來。

一旦放手，那么不僅自己，孩子的成長也可能因此崩盤。因此，優績主義下，人們寧愿抓住懸崖艱難攀爬，也不愿被推下去。

優績，是神話，還是陷阱？

在優績主義思想的浸潤下，每一個新步入這個“精英圈子”的人，都要學習這個模式下的規則。但并非每個人都能適應良好。

在大學，往往需要獲得資助的學生做一些勤工儉學的工作，而這類工作往往被視為是低人一等的。其實，很多接受資助的學生，家境倒也沒到一貧如洗的地步，也從未經歷過勤工儉學。

一位接受經濟援助的耶魯大學學生向校報記者說：“耶魯大學有一種讓你做不喜歡的事還要心懷感激的能力，像是處理辦公室雜務、在圖書館幫忙等。這些工作我都不想做，但又不能不做，誰讓我沒那么有錢呢，連自己的時間都沒有。”

這種透著一股自怨自艾的抱怨，讓這個學生無法企及的階層地位更加凸顯：身為一個圈外人，她無力負擔起同齡人或老師期望她過上的生活。

在馬科維茨看來，雖然曾經的貴族體制下的等級制與世襲制被摧毀，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優績主義下的等級制與世襲制。

就像桑德爾說的，優績主義暗含的對于“成功者”的判斷，已經產生了破壞性的副作用：高學歷幾乎自動與“精英”掛鉤，而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則越來越難以得到社會的尊重。

“當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失寵時，文憑主義成為最后一個堂而皇之的偏見。”

甚至大學本身也處于這種矛盾之下：既希望能夠接受和肯定來自工薪或中產階層學生的背景，同時又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拆除優績主義等級制度。

但要論有沒有可能改變這樣的現狀，馬科維茨依舊對教育給予了厚望。

優績主義之下，中產渴望更多機會，而被“榨干”的精英群體，也渴望從高強度的競爭中解脫。因而，誰都不可能單獨跳出優績主義。一個服務于所有人的社會，應該讓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有價值。

一方面，教育應變得更加開放和包容。大學理應是培育良好公民、啟迪智慧的所在，而不是鉆營“精英圈子”的“資格認證機構”。

普通家庭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機會接觸優質資源，而不是被極低的錄取概率、難以負擔的學費、格格不入的文化環境絆住；

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們，也需要從過度的、密集的教育培訓中解脫。

在哈佛前不久公布的2028屆新生信息中，可以看到

約55%的新生會得到基于需求的經濟援助，他們平均每年僅需支付學校15,500美元；

23.4%的學生得到了費用全免的資格；

對于家庭年收入85,000美元以下的學生，還將在大三收到2,000美元，作為畢業后新生活的啟動資金。

盡管這樣的改變很微小，但也是希望的火光。

另一方面，職場也需要更多“中間層”。一些改革也已經在路上，比如華盛頓州正在嘗試雇用中等技能的法律技術人員而不是擁有超高技能的法律技術博士，來提供常規的法律服務。

正如馬科維茨所說的，優績主義耀眼的光芒讓人難以看清它的陷阱，制造出虛假的驕傲與怨恨。但在一個好的社會，成功的定義會重新得到審視，唯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找到那條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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