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死為中國魂（7） 創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

《生是日本人 死為中國魂》

記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六章 創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

父親回到了八路軍膠東軍區。他和渡邊三郎、布谷勝美、石田雄等其他日本戰友一起創建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并擔任副支部長職務。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成立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在膠東軍區司令部召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成立大會。

中國共產黨膠東區黨委，軍政委員會，膠東臨時參議會，膠東行政公署，八路軍膠東第五旅，都派代表來參加成立大會，并熱烈祝賀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的成立。

張昆同志主持大會，他宣布“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成立，宣讀了山東軍區政治部和反戰同盟山東支部的賀信。

許世友司令員，仲曦東主任分別代表膠東黨政軍講話，祝賀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的誕生。

許世友司令員在講話中指出：“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給予八路軍和中國人民很多正義的援助，這給我們全體抗日軍民很大鼓舞。為此，我在你們成立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的今天，向你們表示感謝!并向你們表示熱烈的祝賀!我堅信在今后長期的殘酷斗爭中，我們更加緊密的團結起來并肩戰斗，讓殘害、屠殺中日兩國人民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們面前發抖吧!……”

仲曦東主任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共產黨，八路軍對于日本人民和日本軍閥是有嚴格區別的。我們堅決地反對和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就是要打擊日本帝國主義。但是我們對日本人民是沒有仇恨的，仍然堅持并希望發展與日本人民的友好關系，因為日本士兵是無辜的，他們也身受日本軍閥的欺侮與壓迫，被日本軍部強征入伍而來到中國。我們相信廣大日本士兵一定會覺醒，他們一旦認識到這場侵略戰爭的本質，就一定會站在正義的立場上來，必將會與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反對這場企圖永遠奴役中日兩國人民的法西斯戰爭。

“因此，抗戰幾年來，我們對于日本人民一直是毫無仇恨，毫無憎惡的。相反的，我們八路軍卻表現了至高無上的國際主義友愛精神，以及對日本人民極為深切的同情。

在歷次戰斗中，我們都解救生命危垂的日本士兵，對他們實行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使他們明白真理，站到反法西斯的戰斗行列之中來。許多日本人民和士兵，已成為我們最可信賴的友人，像渡邊三郎、小林清、布谷勝美等反戰同盟的同志，為反對侵略戰爭，做了許多工作。這說明生活在我們八路軍中的日本士兵，是主持正義的日本人民之一部分。同時，也證明我們幾年來始終如一堅信的中日兩國人民堅持民族平等，共同反對侵略戰爭的立場是正確的……”

許世友司令員和仲曦東主任的講話受到全體到會同志的熱烈鼓掌歡迎。接著舉行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的選舉。選舉結果；渡邊三郎當選為支部長；小林清當選為副支部長；布谷勝美當選組織委員，石田當選宣傳委員。

渡邊三郎代表全體盟員用日中兩國語言莊嚴宣誓：“我們過去都是日本軍隊的士兵，曾經在戰場上和你們作過戰，但是當我們被八路軍俘虜的時候，你們對我們不侮辱，不責罵，發揚了偉大的國際主義友愛精神，把我們當作朋友對待，并使我們從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覺醒。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教育下，我們的立場和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我在這就任新職之際，以莊嚴、激動的心情向中日兩國人民宣誓：我們將和共產黨、八路軍并肩戰斗，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為中日兩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堅持斗爭到最后勝利，在任何殘酷斗爭的面前，決不屈服，決心為此貢獻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宣誓完畢，最后一項內容是吸收新盟員。齋藤和松下先宣讀自己的入盟志愿申請書。全體支部成員，一致同意吸收他倆為反戰同盟盟員，舉手表決通過。全體到會同志熱烈鼓掌歡呼：

“祝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工作順利進行！”

“堅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萬歲!”

會后，許多中國同志和每個反戰同盟盟員握手祝賀，說：“我們今天來祝賀你們反戰同盟的成立，向你們每個盟員對中國人民正義的支持和援助，表示感謝和致敬！”

父親興奮而又激動地回答說：“我們應該感謝八路軍同志給予我們偉大的國際主義的教育，使我們明白了應該走的道路。”

這的確是父親真誠的想法。八路軍同志從他被俘后，一直關心他，教育他，使他有了進步，成為一名反法西斯國際主義戰士。他也和八路軍同志們在艱苦戰斗的漫長歲月中，結下了親密無間的友誼。父親的表現，也進入到膠東軍區許世友司令員的眼里。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著名將帥中，許世友的名字，無疑是最具有傳奇色彩的。

1927年8月，許世友在革命處于低潮時，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于當月返回家鄉參加工農紅軍，同年11月參加了著名的黃麻起義，開始了在人民軍隊的漫長革命生涯。

1941年3月，山東縱隊第3旅旅長許世友率清河獨立團進入膠東，組織膠東部隊反擊皖南事變后膠東投降派掀起的反共逆流。

3月14日，在蓬萊黃城陽村成立膠東反投降指揮部，指揮許世友，政委林浩，副指揮吳克華。在3月15日召開的會議上，許世友跳上桌子，雙手叉腰，言出驚人：“我來山東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來，我來不太平。”

膠東黨政軍干部初見許世友，士氣大振，豪氣干云。

接下來的戰斗更是蕩氣回腸。

首戰牙山，5旅、5支隊、清河獨立團分三路直撲蔡晉康大本營。17日，一仗擊潰蔡晉康，全殲其1800多人。18日，攻克觀水，殲滅陳煜部大部。首戰旗開得勝，嚇懵了膠東各路投降派。

次戰崖子，生俘司令苗占魁、副司令孫海濱，殲滅守敵1000余人，擊退2000多人援敵。

三戰郭城，擊潰守敵，拿下郭城。決戰榆山，俘敵2000余人，重創趙保原兩大主力黃團鄧團。擊斃鄧團團長鄧學良。

歷時5個月的反投降，打垮了趙保元、蔡晉康等10多個投降派，打散兩萬余人，俘獲8000多人。

許世友一進膠東，打出了一個根本轉折：無論是根據地面積還是兵力對比，八路軍均超過投降派。一戰降服投降派，再不敢也無力單獨搗亂了。7月，許世友率清河獨立團班師，回到山東縱隊。

許世友二進膠東，怒破日軍大拉網

許世友第二次來到膠東，是1942年夏天。1942年，是膠東革命根據地最艱苦的一年。經歷過春季、夏季大掃蕩，膠東部隊損失比較大。連續作戰，沒有得到休整。部隊急需提振士氣，同時要做最壞打算，并對日軍即將拉開的新的冬季大掃蕩作出應對策略。

1942年7月1日，膠東軍區成立，司令員許世友，政委林浩，副司令員王彬，參謀長賈若瑜，政治部主任彭嘉慶。轄16、17團、抗大1分校第3分校、4個軍分區，同時指揮5旅。

反戰同盟膠東支部成立后，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加強政治學習。這時，從延安傳來了召開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大會的消息。

這兩個大會是于1942年8月15日至8月30日在延安召開的。日本士兵代表大會是從各個抗日根據地召集起來的，代表著現在與八路軍在華北地區作戰的十九個日本師、旅團的士兵。他們代表著日本軍隊內部所有的兵種，而且也代表從二等兵起到少尉的所有等級。這些代表從日本士兵的立場和切身的利益出發，商討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一致通過了大會宣言和大會章程，通過了《日本士兵要求書》。

《日本士兵要求書》，共包括二百二十八條要求，反映了日本士兵切身的利益和權利。如“向日本軍部抗議”、“不服從非人道的命令”、“嚴懲命令我們實行一切暴行的長官”、“讓士兵吃飽飯”、“不許打耳光”、“取消代用品”、“取消強迫儲蓄”等項內容。

這次大會所決定的事情，是70年來日本軍隊從所未有的。《日本士兵要求書》在日本軍隊中引起強烈反響，其影響和意義非常重大。

另一個大會是華北日本人反戰團體大會，是由華北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八個反戰單位聯合召開的。反戰同盟有延安、晉察冀、冀中、山東四個支部，覺醒聯盟有晉東南、太行、冀南、山東四個支部。大會統一了華北日本反戰力量，成立了反戰同盟統一機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規定了反戰同盟的性質及其今后之基本任務，尤其是對日本軍隊的宣傳方針以及反戰同盟內部的學習教育問題。通過了大會綱領，為了華北反戰團體名稱之統一，把覺醒聯盟改為反戰同盟，并選舉杉本一夫（前田光繁）為華北聯合會會長，森健、松井敏夫為副會長；高山進、茂田江純、梅田照文等為執行委員。

日本士兵代表大會選舉大山光義少尉為會長；中小路靜男、松本敏夫、茂田江純等為大會常任委員。兩個大會還通過了《致八路軍新四軍全體指戰員書》：感謝八路軍、新四軍對我們真誠的國際主義幫助和關懷，使我們這些日本士兵從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覺醒。我們堅定地表示：決心和中國抗日軍民緊緊地攜起手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這次大會，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使中國華北抗日根據地內各個日人反戰團體，在組織上得到了空前的統一，標志著在華日人反戰運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分散在中國各抗日根據地在華日人反戰團體，從此有了統一的綱領，明確了今后的任務，成為今后對日軍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利于進一步揭露日本法西斯軍隊的黑暗與殘暴，向全世界發出了正義的呼聲。

反戰同盟膠東支部組織全體盟員認真學習了兩個代表大會的文件。大會的《工作方針書》是他們今后工作的指導書。方針書指出，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他們的任務是克服困難迎接勝利。他們具體的任務是加強反戰同盟內部的統一和團結、加強學習、加強教育，同時不斷地向日軍進行宣傳工作，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并肩戰斗，以達到粉碎日本侵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之目的。

父親沒有想到，在半個世紀后，他和當時的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會長杉本一夫（前田光繁）成了好友。

父親作為反戰同盟膠東支部副支部長，負責宣傳工作。在膠東軍區政治部的指導下，做日文的宣傳品。

首先要油印日文的宣傳品，必須先刻蠟版，然后再印刷。這可把父親難住了。他沒有刻過蠟版，不會用鐵筆寫字，中國的漢字認得也不是很多，也不會做標題、寫美術字，一切都得從頭學起，從頭做起。

在膠東軍區五旅政治部宣傳科女同志于恒嘉（于恒嘉；1939年7月參加八路軍，歷任膠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學員、八路軍山東縱隊第5支隊國防劇團小舞蹈隊隊員、5旅政治部宣傳科員；日本投降后，歷任煙臺市公安局一科干事、膠東公安訓練班學員、華野13縱37師政治部組織干事、37師衛生隊指導員；1951年3月隨丈夫高星耀（解放軍第50軍政委）調往志愿軍第50軍150師家屬隊，1983年離休，享受副廳級待遇，現定居成都市）的幫助下終于完成。他們之間口語交流有困難，就用樹枝在地上寫漢字交流。

每次印刷日文宣傳品是一張蠟紙那樣大。他一筆一劃地跟著于恒嘉學著刻蠟版。遇到標題字，就查一查美術字體資料，照著葫蘆來畫瓢。或者請教于恒嘉。若是刻錯了字，或者版面修得不夠干凈，他就加班熬夜，換上蠟紙再刻一遍。握鐵筆的手指欠工夫，寫多了字手勁兒就松了，等到手指上磨起了繭子才好些。

父親除油印日文宣傳品外，還花費心思寫成能抓住日軍士兵心理的宣傳品。他和于恒嘉同志分析日本軍隊的內部情況。他深知日軍士兵思想、心理、生活習慣和日軍士兵的感情，在宣傳里加強宣傳日軍兵士思鄉厭戰情緒，渙散軍心，動搖日軍一貫堅信“皇軍必勝”的神話，削弱日軍戰斗意志，起到了八路軍起不到的作用。

他憑著一本漢日字典，一個一個地查生字。日文的稿件刻起來當然方便，可是有些政治部的宣傳，他還得從中文翻譯成日文，只好一面查字典，一面再往蠟紙上刻寫，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不會比中文版少。因為日文版宣傳品是發給日軍士兵看的，為把宣傳品出好，為著達到宣傳目的，自己多辛苦一點也算不了什么。

當時天寒地凍，住屋沒有火盆，人們蓋著軍毯，擠在一塊兒睡覺還冷得打寒顫，更不要說握著鐵筆一筆一劃地刻蠟版了。一個人伏在豆油燈下刻不了幾個字，手指頭就發木得不知是誰的了。加上油墨和油印輥子都結了凍，出宣傳品也得要在火邊烘烤多少回，才能印得色調均勻，按時發到日軍士兵手里。工作條件夠艱苦的了，可是還不能讓你按部就班地印刷。由于日軍向昆崳山根據地的瘋狂進攻，他們白天鉆山，晚上還要走路，要想印刷就得放棄休息，犧牲睡眠時間。

老年時父親還清楚地記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們在昆崳山白皚皚的山里啃了一天雪團子，第二天也是吃的雪團子，第三天總算見到了窩頭，竟不顧是冰疙瘩張嘴就啃。吃完飯，他和于恒嘉兩個人一邊烤油墨和烤油印滾子，—邊用手勢比劃著聊天說話。

于恒嘉說她的家在山東省文登縣大水泊鎮西南臺村，父親是一位私塾的“教書匠”，母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農家婦女。1937年7月，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當年12月，中共膠東特委在山東半島的天福山發動武裝起義，點燃了膠東半島的抗日烽火。天福山就在距離西南臺村十幾里路的地方，她的家鄉自然也就成了膠東地區最早的八路軍根據地。

從那時起，八路軍在于恒嘉家鄉開展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熱火朝天，抗日救亡的道理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山東自古出好漢”。挾齊魯雄風，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下，立刻匯聚了一批又一批忠肝義膽的膠東子弟。“當八路，打鬼子”，在于恒嘉的家鄉蔚然成風。1939年7月，她參加了八路軍，在八路軍山東縱隊5旅國防劇團時，編寫了一部兒童劇《兒童團捉漢奸》。經國防劇團演出。劇中由于恒嘉填詞并由左平等同志修改的《抗日兒童團歌》，在膠東抗日根據地傳唱開來：

月兒彎彎，星光閃閃，我們都是兒童團，站崗放哨，又當偵探，盤查行人，捉漢奸。

鬼子來了，我們就跑，找到八路去報告，領著八路，拿起槍刀，打退鬼子，把家鄉保。

說到這里，于恒嘉輕輕地唱了起來。

聽于恒嘉唱完歌，開始了印刷。后半夜屋里更冷，不知疲勞的炊事員同志起來燒鍋了，父親趕緊找個瓦盆去伙房，從灶膛里扒點燒化的柴禾節子出來，像山東人那樣在屋里生起柴火盆。他們手腳溫暖過來了，又趕緊油印宣傳品。天亮以前，他們就把新出的日文版印刷出來了。他們聞著宣傳品上那使人神爽的油墨香，渾身的疲勞無形中被驅散了。

父親沒有想到，在他去世20年后，我在日本和于恒嘉的兒子高戈里在微信上成了好友。高戈里是個了不起的業余作家，曾在工作之余采寫了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發行。我們說起了這一段往事，互相傳送了照片。于恒嘉看著高戈里手機里我的照片說：和小林清年輕時一個樣！

1943年《大眾報》在評價反戰同盟膠東支部成立一年來的作用時，充分指出了八路軍宣傳工作在日人反戰同盟參加后所發生的變化及其原因：我軍特別是對外宣傳工作的空前提高，反戰同盟膠東支部是起著極大作用。

如果說從前宣傳品是充滿政治化、原則化、中國的風味，那么，現在則是真正能適合日本的國情，體貼日本士兵的心理。從前，我們對宣傳品的形式是不太注意的，現在則完全運用了適合日本國情和日本民族的形式。

很明顯地可以看到，譬如寫詩，不管我們寫得怎樣熟練，但不懂日軍心理的人，要把他寫出來的詩譯成日文，不如一個沒有文學修養的日本同志用自己的心理和感情寫出來的詩更真實，更能抓住日本士兵心情。其他形式，譬如要寫一個充滿豐富感情、帶有強烈煽動性的宣傳品，如果用中文寫好，再譯成日文，也同樣會走了樣或者變了味。

這在過去的經驗中，是已充分證明了一年來對日軍宣傳工作的進步，不僅單純的表現著宣傳品的形式和內容有了很大的改進，即在宣傳工作的指導和技術水平提高上，反戰同盟的日本同志也貢獻了極其可貴的意見。

這是當年對反戰同盟工作的極高肯定。《大眾報》認為，一個中國人即使學會了日語，也只能粗略傳達一些意思，而很難把中文翻譯成地道的、符合日本民族心理和習慣的日文。所以，反戰同盟日本八路的工作，無疑為八路軍打開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