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檔：都2025年了，別為國民黨反動派招魂了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摘要：

本文通過分析短視頻平臺上的“民國風”現象，深入探討了國民黨在民國時期的歷史角色及其衰敗的原因。文章指出，當前網絡上對國民黨的懷念情緒，往往忽略了其歷史上的復雜性和失敗的深層次原因。文章詳細回顧了國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過程，分析了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結構上的種種問題，最終導致了其統治的崩潰。

此文原發于2025年2月25日，現增刪內容修改補檔

如今，短視頻平臺充斥著異樣的“歷史考古熱”，看似尋常的"民國風"tag下，解構主義著的狂歡暗潮涌動。

有別于特定年代的服飾妝造或者場景復刻，這類新型"民國風"作品往往由AI修復的老照片拼接臺灣戲曲的甩花槍片段，再配以歌曲《指紋》旋律（他們說這是南京市歌）。點開評論區，恍若闖入某個被精心設計的記憶劇場——"南京""天下為公""中山陵"等符號如同批量復制的彈幕，在萬條留言的狂歡中，歷史被切割成可供隨意粘貼的電子標本。

樣例

模糊的照片與循環播放的旋律，在懷舊濾鏡的加持下勾勒出虛實難辨的圖景。那些機械復讀的"南京"彈幕，與其說是歷史追憶，不如說是流量密碼催生的電子木偶戲。

評論區的集體陰陽怪氣敘事儼然構成了一座符號的幽靈劇場。反諷修辭的加密語言中，離散化哀悼正被編碼為國民黨反動派招魂的祭奠儀式——當蔣介石與四大家族的陰影被精心擦拭，孫中山的畫像與"革命尚未成功"的箴言便淪為精心設計的敘事掩體。那些看似沉痛的悼詞，本質上是在用歷史濾鏡對現實政治進行篡改操作。

騎在人民頭上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閥土崩瓦解，對于這些人來說簡直如喪考妣。

站在歷史維度審視，在辛亥鼎革之際，作為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國民黨，推翻千年帝制的革命功勛不可磨滅。其領袖孫中山先生在理論層面上建構出三民主義的指導思想，率領黨派實踐了"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通過武裝斗爭瓦解了封建皇權體系，并在護法運動中持續沖擊著傳統士紳-官僚復合體。

這些都是國民黨為中華民族做出的歷史貢獻，然而，國民黨推翻了封建地主后其中不少成員背棄了初心理想：曾經的同盟會相關成員享受到了紅利，手里擁有軍權財權，成了一個諸侯，迅速蛻化背離革命，如陳炯明唐繼堯。

清黨運動導致的組織潰散、軍閥林立形成的軍事強人政治、以及未能有效整合鄉村社會的政策困局，共同構成了其統治合法性的侵蝕機制。

伊始，中華民國為了爭取海外各國援助與承認，繼承了遺留的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在斗爭中認識到，要爭取中國獨立富強就必須努力推翻帝國主義。晚年，他也同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但面對林立的軍閥，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大權旁落之下，還身患癌癥。逝世前夕他簽署的遺囑，包括《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三個文件。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得出結論說：“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號召。

隨著核心人物孫中山的逝世，國民黨內部也逐漸分化，各方勢力為了爭取領導權竟然不惜對內大打出手。

而那個高呼“天下為公”的國民黨真正衰落則是在民國十六年（1927）。為什么是這一年？因為這一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隨后寧漢合流，最后蔣介石攫取國民黨最高領導權。

對于親歷過國民革命的老資格國民黨黨員而言，1927年之前的國民黨承載著鮮明的政治理想：那是一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革命政黨，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指引下，展現出強烈的進步色彩與社會動員能力。特別是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后，其組織結構煥發新生，工農團體和共產黨人的加入使黨組織真正扎根于中國社會基層。

然而隨著蔣介石通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建立南京政權，國民黨的政治基因發生根本性變異。在軍事強人主導的黨國體制下，江浙財閥的資本勢力與買辦集團的跨國網絡逐步掌控了黨政機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國民黨的政治光譜急劇擴展——從上海灘的幫會頭目到北方舊軍閥殘余，從地方豪紳到官僚政客，各類傳統社會勢力競相涌入黨內，甚至當年北伐戰爭所要推翻的封建軍閥也紛紛改換門庭成為國民黨要員。

這種轉變使得1927年后的國民黨徹底異化為復合型統治集團：其政治屬性已演變為維護軍事官僚集團與沿海資本利益的工具，組織結構蛻變為新軍閥與傳統士紳的聯盟平臺。

相較于大革命時期那個具有明確革命目標與社會改造愿景的政黨，此時的國民黨不僅在階級基礎上發生質變，更在歷史使命層面與其初創時期的革命理想形成了根本斷裂。這種斷裂不僅體現在政權性質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國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蛻變過程中，逐漸喪失了對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解決能力。

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疆域自1927年成立起便帶有顯著的碎片化特征。即便在1928年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后，這種"統一"本質上仍是軍事壓力下的政治妥協——在廣袤的國土上，實際存在著晉系、桂系、滇系、川軍、西北軍等多達十余個半獨立軍政集團。

從傅作義控制的綏遠到龍云執掌的云南，從馬家軍盤踞的西北到陳濟棠割據的廣東，這些地方實力派雖在名義上接受中央委任狀，卻在防區人事、財稅征收乃至外交事務上保持著高度自主權，而且這些割據勢力多數聽調不聽宣。

蔣介石政權的實際控制區始終以寧滬杭三角地帶為核心，沿長江航道延伸至武漢三鎮。這種"核心-邊緣"統治格局的形成，既源于江浙財團通過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構建的金融網絡，也得益于列強將關稅保管權移交南京政府帶來的財政優勢。統計數據顯示，19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的70%以上來自長三角地區，這種畸形的經濟控制力雖能支撐其發動中原大戰等軍事行動，卻難以真正打破根深蒂固的地方保護主義。

這種形式統一的脆弱性在1931年寧粵對峙事件中暴露無遺——當胡漢民在廣東另立中央時，全國竟有十六個省區宣布響應，充分揭示了南京政權"政令不出長江"的實質統治困境。

國民黨內部的渙散與門閥使得抗戰爆發南京淪陷后，不少人以追隨漢奸汪精衛為由轉投汪偽政府門下，成為了日本人的走狗。在這些人的視角下，汪偽政府才是名義上的民國中央政權，而蔣介石政權則是地方割據政權，由此可見，此時的國民黨早就淪為了爭奪統治地位的工具。

國民黨右派掌握國民黨主導權并背叛革命后，逐漸蛻變為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言人，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放、發動民眾，所謂“建設的民眾運動”本質上是在不改變民眾受壓迫受剝削的前提下的一種控制手段。因此，國民黨才會采取一面利用、一面限制的策略。

尤其是，蔣介石政府基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掌權，其擔心民眾運動會借機沖擊其統治，故國民黨極力限制民眾運動，將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等一概視為“破壞的民眾運動”。1928年2月，在國民黨二 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有關民眾運動的提案，提出未確立民眾運 動理論與方略以前，“各項民眾運動，非得有中央黨部之許可，不得自 由舉行”。

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國民黨內一些人呼吁推動大規模民眾運動，但國民黨高層因懼怕民眾運動不受控制進而傾覆統治，遂仍然采取壓制政策。

直到1935年華北事變后，國民黨迫于形勢變化，對抗日民眾運動的態度才趨于和緩。全面抗戰爆發后，社會各界紛紛向國民黨呼吁放松對民眾運動的限制。至此，國民黨才做出改變——通 過《非常時期工作指導綱要》《非常時期各級黨部工作人員及黨員工作 綱領》等。

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國民黨迫于形勢，轉變原先的民眾運動政策。然而，國民黨對于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民眾運動嚴重沖擊其反動統治，仍心有余悸。國民黨懼怕民眾運動超出其控制范圍，迫切要將民眾運動控制在自己手中。

控制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是組織控制。國民黨通過國民政府社會部、國民黨各級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等不同的部門系統對民眾團體進行嚴密控制，并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規如《非常時期統一社會運動辦法》《戰時人民團體指導方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等。這意味著民眾運動要接受國民黨的嚴格管理監督，一些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日團體因“不合規”而解散。此外，國民黨還通過保甲制直接控制民眾，進而控制民眾運動。

二是內容控制。國民黨通過控制民眾運動的具體內容，對民眾進行規訓。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民黨推行地方自治運動、新生活運動等一系列所謂“建設的民眾運動”。七七事變后，國民黨在動員組織民眾的同時，推行一系列預先設計、內容明確的所謂“運動”，如勞軍運動、戲劇運動、捐獻運動、識字運動、造林運動、國民體育衛生運動等，不僅嚴格規定民眾運動的方向，更是不斷壓制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懼怕大規模的工農運動及學生運動超出其控制范圍。

國民非常懼怕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展壯大而威脅其統治地位，不斷對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的民眾抗日運動采取壓制措施，將限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作為各項政策的重要出發點。如頒布《非常時期取締集會演說辦法》，規定“凡以討論時事及其他含有政治性之目的、在任何地點公開集會及演說，適用本辦法”。這就使國民黨原本就薄弱的動員組織力更加捉襟見肘。

解放戰爭爆發后，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紛紛棄暗投明；1949年7月16日，為挽救敗局，國民黨頑固派成立“非常委員會”，由蔣介石任主席。至此，國民黨反動勢力退守臺灣，妄圖挾美自重反攻大陸。

即便騰挪屬地，國民黨的本質屬性卻難以更迭。后雖有國民黨人士洪秀柱主張一中同表，但很快爆發“換柱事件”。由此可見，現今的國民黨只是披著孫中山先生遺志外衣的兼顧封建特質的買辦類型資產階級政黨；面對個人利益，他們不惜出賣全臺灣的利益，甚至還與臺獨勢力媾和，陷臺灣人民于水火之間。

如今，臺灣社會的政治氛圍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逐漸下降，這種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多年的政治斗爭和社會變革中逐漸積累的結果。

給它一個完整的國家，它能潰敗躲到一個島；在島內治理幾十載，它能從執政黨變成在野黨！

這些網友對民國時期的“美好”記憶，忽視了當時政治的復雜性和國民黨的種種弊端。他們通過情感化的方式將國民黨歷史與現代社會的理想化連結，誤以為那個時期就代表了“正義”與“光明”。

可民國時期上海的十里洋房和普通人有何關系？

國民黨的統治崩潰本質上是其結構性矛盾的必然結果。這個肇始于革命理想卻困頓于現實政治的政權，始終未能解決"軍事集權與政治整合"、"現代性訴求與傳統治理"、"城市發展與鄉村解體"三大核心悖論。北伐戰爭遺留的軍事化基因使其陷入"以軍控黨"的路徑依賴，而清黨運動導致的組織空轉更使其喪失了社會基礎重構的歷史機遇——這種雙重困境在抗戰期間隨三青團與CC系的惡性黨爭達到頂點，徹底暴露了其政治整合能力的結構性缺陷。

此外，1930年代資源委員會的經濟統制政策異化為官僚資本擴張工具，抗戰時期田賦征實制度蛻變為地方豪紳壓榨手段，此類政策異化現象揭示的正是權力尋租機制的不可逆性。這種自我強化的腐化機制，使得國民黨政權在應對解放戰爭時既失去精英階層的智力支持，又喪失了普羅民眾的道義認同。

完全可以說，國民黨的失敗是注定的；除卻失去民心之外，其本身的結構性矛盾、國民黨內部的腐化機制與其階級屬性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向上滑動啟閱）

致同志們：

現今世界的斗爭中，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叢林中站穩腳跟不但取決于它是否有足夠的實力，還取決于它的聲音是否響亮。今時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身體力行做好維持世界和平的衛道士，還要增加在國際上的音量，把中國聲音傳遞出去，讓“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言論不攻自破，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入人心。

簡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完成話語體系的構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在人們的心中早已種下思想鋼印。

實際上，西方理論和話語的詮釋能力早已經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國以這樣的人口基數、這樣的發展速度，放眼人類歷史也是前所未聞的。今天我們再回首過去的崢嶸歲月，細細想來如果當初我們按照西方的話語完成現代化，后果將不堪設想，極有可能步蘇聯的后塵，哪還有機會在今天談民族復興呢？

對此，我想說：

經濟學是經濟制度的保障！

政治學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會學是社會制度的保障！

歷史學是國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憤慨的是，有相當一批中國的學者卻仍在對西方的價值觀念奉為圭臬，并在公眾輿論中大放厥詞，辱沒了其專家頭銜的名節。這批臭公知言必稱希臘羅馬，對國外頂禮膜拜，對國內趾高氣揚，似乎沒有了希臘羅馬他們就不會說話了一般。如果中國人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理解中國，就無法真正讀懂中國，更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更不要說與西方話語交鋒了。

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撐站在世界舞臺上的底氣，為什么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世界？難道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認為什么嗎？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注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這份獨立自主的信念支撐著我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評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個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國學生，即使這看起來我像與“主流”格格不入的瘋子。可我這個瘋子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以工業化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帶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底蘊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內其他文明之長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狹隘的“殖民視角”是解釋不了中國，更解釋不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征程。

因此，「蕓婉筆談」嘗試為中華民族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傳統文化與歷史問題的契機，促進大家對中華文明問題的新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科學的禁錮之下解放出來。

“不斷挑戰西方世界觀，解構西方話語霸權”是一項跨越時代的艱巨任務，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再蕭墻之外，而存在于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于仍然熱衷于玩西方設計出來的思想馴化游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于文化、傳媒、出版和文藝等領域里不少人頭腦里鐫刻的西方思想鋼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學生能夠跳出西方話語陷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兼顧世界人民的社會科學理論。

——蘇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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