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子迎娶富家女，竟釀成中外矚目的驚天大案

一、

前段時間寫過《刺馬案》和《楊乃武與小白菜案》，這篇我們就來聊聊“晚清四大奇案”的另一案——楊月樓和韋阿寶案，要涉及到明星和富家女的婚姻、廣東和上海的地域之爭、媒體的輿論影響、以及最高權力對社會事件的干涉等等。

楊月樓是安徽懷寧人，自幼跟隨父親在街頭賣藝，賺取微薄的收入養家糊口。

稍長一些，楊月樓在演出的時候，遇到了京劇名伶張二奎。他那洪亮的嗓音和威武的長相，很快引起張二奎的興趣，張二奎便起了惜才之心，將楊月樓收入門下，讓他跟著自己學習京劇。

楊月樓遇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猶如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絲毫不敢懈怠，每日苦心研習技藝。

十余年后，楊月樓終于技藝大成，名滿京華，但凡是他出演的劇目都一票難求，號稱“天官。”

1872年，29歲的楊月樓接受上海金桂戲院老板的邀請，乘車南下到上海演出。

毫無疑問，北京的名角到了上海依然是名角。

楊月樓那洪亮的嗓音和矯健的身段，很快征服了上海觀眾，以至于一位頗有文化的觀眾在《申報》提了一首詩，表達對楊月樓的喜愛：

金桂何如丹桂優，

佳人個個懶勾留。

一般京調非偏愛，

只為貪看楊月樓。

楊月樓的觀眾里，有一名少女，名為韋阿寶。

韋阿寶是廣東香山人，時年17歲，父親是一名富商，常年在廣東、香港、澳門、上海間奔波，韋阿寶則和母親、乳母留在上海生活。

因為不用擔心經濟來源，韋阿寶母女三人便經常出入戲院，排解寂寞枯燥的時光。這次楊月樓在上海登臺，他們自然也去觀看了，而且是連看三天。

但誰都沒有想到，自從看過楊月樓的表演，韋阿寶便春心萌動，日里夜里都在思念楊月樓。隨后，韋阿寶給楊月樓寫了一封熱辣的情書，表達了愛慕之意，并聲明要嫁給楊月樓，和他共度余生。

楊月樓收到韋阿寶的信件，可能是不敢相信天降佳人，也可能是走南闖北吃過見過，便把這封信放到一邊，沒有理會。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韋阿寶始終等不到楊月樓的回信，以為是自己的魅力不足，沒有得到楊月樓的認可，不禁心灰意冷，整日躺在床上發呆，郁郁寡歡茶飯不思。

韋阿寶的母親見狀非常著急，一問才知道，自己的寶貝女兒愛上楊月樓了。

其實，韋母也對楊月樓有好感，否則不可能連續三天去給楊月樓捧場，現在見到女兒的樣子，韋母不僅不反對，還萌生了撮合兩人的想法。于是，韋母把楊月樓招到家里，開門見山的問他：

“阿寶因為你成了這副樣子，你說怎么辦？不行你們就結婚吧。”

第一次見面就提結婚，楊月樓略微震驚，出于本能的拒絕了。

但韋母不依不饒，大聲說道：

“我女兒快不行了，你難道見死不救嗎？現在救人要緊。她父親雖然不在家，我當娘的也可做主，你只管請媒人來說親，其余的都由我來操辦。”

為了減少婚姻流程，韋母甚至搬出廣東的“搶婚”習俗，讓楊月樓請媒下聘以后，就來家里搶婚，直接帶走韋阿寶。

楊月樓見韋母不像作假，不禁心動起來——

韋家的家業豐厚，韋阿寶又是獨女，如果兩人結婚，那么楊月樓不僅能得到嬌妻美眷，還有可能以獨女婿的身份繼承韋家產業，妥妥的躺贏人生。

于是，楊月樓答應了韋母的要求，并于1873年秋，以搶婚的方式迎娶韋阿寶。

但他們沒有想到，這樁“女圖色男圖財”的婚姻，幾乎葬送了所有當時人的一生。

二、

晚清時期，身份制度仍然很嚴格。

清朝法律規定，唯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人才是良民，“奴、仆、娼、優”屬于賤民，良賤之間不允許通婚，如有違背，處罰標準是杖八十，然后再根據不同情況酌情加減。

在楊月樓和韋阿寶的婚姻中，韋阿寶做為商人子女，屬于良民，而楊月樓是京劇演員，對應“娼優”的優，屬于賤民。

楊月樓、韋阿寶、韋母是否知道這條法律規定？

他們都是晚清的人，常年生活在這條法律締造的社會秩序中，要說不知道，估計是不可能的。

既然知道，他們為什么不遵紀守法？

其實說到底，楊月樓、韋阿寶、韋母都不在乎這條法律規定，原因可能是清朝國勢日衰導致法律缺乏威嚴，也可能是三人被財、色誘惑的有些上頭，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都選擇了無視法律規定。

但，有人在乎。

韋氏是有頭有臉的富商家族，是否遵守倫理綱常關乎整個家族的風評，是否違反法律關乎整個家族的前程，無論走錯哪一步，都有可能遭遇滅頂之災。

于是在楊月樓和韋阿寶結婚以后，韋阿寶的叔叔很不滿意，直接聯絡族人，向上海縣告發楊月樓誘拐良家女子、卷盜良家財物，要求按律嚴懲。

而上海縣令葉廷眷是廣東香山人，韋氏族人的同鄉。

見到韋氏族人的訴狀，葉廷眷其實是沒有選擇的，無論是和廣東鄉黨建立情誼，還是確保轄區的社會秩序，他都要依照法律規定，逮捕楊月樓和韋阿寶。

就這樣，楊月樓和韋阿寶剛剛結婚，就被抓進上海縣衙大堂。

葉廷眷認為，楊月樓發起搶婚又圖謀韋氏財產，是這樁不法婚姻的主謀，便命令衙役打了他一百五十大板。

韋阿寶見楊月樓被打，非常心疼，便指著葉廷眷大罵：

“你這昏官，糊涂透頂。我們明明是明媒正娶，你卻不分青紅皂白，硬說是通奸誘拐。你聽信他人誣告，顛倒黑白，我和你拼了。”

說完，韋阿寶就要上前撕扯葉廷眷。

葉廷眷是一縣主官，自有矜持和威嚴，見到韋阿寶的樣子，便決定立威：

“無恥賤婢，私通戲子，還敢咆哮公堂，真是目無王法。捕房已搜到一盒黑色藥末，定是春藥，而穩婆也檢驗過，你已不是處女。楊月樓誘拐事實，鐵證如山。”

隨后，葉廷眷命衙役打了韋阿寶二百個嘴巴子。

經過這兩次動刑，楊月樓和韋阿寶案的初審就算結束了。

再過一個月，韋阿寶的父親回到上海，隨即到縣衙做了表態，說他是一個體面的商人，對楊月樓和韋阿寶的婚姻并不知情，否則的話，絕不允許女兒嫁給戲子。

這個態度，正是葉廷眷和韋氏族人需要的，于是，葉廷眷讓韋父立即寫一份材料，證明“韋阿寶無主婚配楊月樓”，然后讓韋父把韋阿寶領回家去。

但韋父認為，韋阿寶和戲子結婚，讓他丟盡臉面，所以他以后不想再要這個女兒了，聽憑上海縣衙發落。

最終，葉廷眷做出判決并上報刑部復核——

楊月樓流放黑龍江，韋阿寶由官府做主另擇婚配，為兩人完婚的韋阿寶乳母掌嘴二百、號枷示眾十日。

而在此之前，韋母早已羞憤而死。

三、

上海縣衙里，楊月樓和韋阿寶案初審結束，但在上海縣衙以外，這一案件早已引起軒然大波。

而這些社會爭論又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層是利益之爭。

社會主流意見認為，自古良賤不可通婚，楊月樓和韋阿寶既然違反法律和倫理，自然要依律嚴懲，上海縣令葉廷眷的判決沒問題。

這種觀點，背后有深厚的社會基礎。

良賤不通婚，起初的原因并不是鄙視所謂的賤民，而是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這些操持“賤業”的人沒有固定的生產資料，經濟條件很不穩定，大起大落是常態。

他們改變命運的捷徑，便是通過婚姻進入“士農工商”的階層，慢慢的積累生產資料，或者謀奪結婚對象家的生產資料。

在“士農工商”等良民階層看來，這些操持“賤業”的人經常大起大落，屬于不安定因素，和他們結合在一起，極有可能引起自家動蕩不安。

即便他們的能力出眾，可以避免大起大落，但自家幾代人積攢的生產資料，憑什么無緣無故的分給旁人一半？

對于他們而言，強強聯合才能最大限度的規避風險，實現利益最大化。

所以社會主流意見支持葉廷眷的判決，要求嚴懲楊月樓和韋阿寶，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

甚至可以說，清朝法律就是他們為維護自己利益而制定的。

但上海人有不同意見。

那時，上海開埠已經三十年，整個長江流域的貨物都要從上海出口，全世界的高檔商品都要從上海進口，上海逐漸成了租界分治、碼頭林立、人口成分復雜的東亞大城。

在這樣的地方，人們想要改變命運，就必須打破傳統觀念，然后根據實際情況締造新的社會秩序。

很多來上海淘金的人，原本就是清朝法律規定的賤民，對于他們來說，清朝法律是自己改變命運的絆腳石，今天不允許良賤通婚，明天是不是要關閉上海，把他們趕回原籍繼續給人做奴仆啊？

于是，這部分上海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便激烈反對上海縣令葉廷眷的判決，要求廢除“良賤不通婚”的法律規定。

一旦他們成功，以后就能突破更多的法律底線，讓清朝法律更符合上海的實際情況，符合上海人的實際利益。

第二層是地域之爭。

楊月樓和韋阿寶案發以后，剛剛創辦兩年的《申報》便做了長篇報道，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用大幅版面持續刊登案件相關事件。

隨著《申報》的不斷挖掘，終于發現了一個關鍵問題——

按照法律規定，良賤通婚的處罰標準是八十大板，可以根據不同情況酌情增減。但上海縣衙在關押楊月樓期間，經常動用重刑進行審訊，不是將拇指捆綁懸吊一夜，就是用木架擠壓下半身，導致楊月樓的肩、胯關節都受重傷。

于是，《申報》在評論中提出一個問題，這樣嚴刑逼供，到底是依法斷案，還是廣東鄉黨發泄私憤？

韋氏族人和廣東鄉黨看到《申報》的評論，并不避諱，明確說道：

“楊月樓污我粵人，不嚴懲，不能泄憤。”

聽到這樣的話，《申報》記者針鋒相對，在評論文章里寫了一句：“在粵人以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為大慘人目。”

鴉片戰爭以前，廣州是清朝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故而廣東豪商遍地富甲海內，但鴉片戰爭以后，清朝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把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都列為通商口岸，廣州失去對外通商的壟斷地位。

自此以后，廣東和上海成為競爭對手。

上海商人為蠶食更多的市場份額、廣東商人為保護僅有的利益，不可避免的爆發了激烈爭鋒，并逐漸從商場蔓延到社會方方面面。

《申報》的評論，將具體案件引申到地域身份，很難說不是廣東和上海之爭的延續。

第三層是中外之爭。

晚清時期，中外交流不斷深入，上海和廣東又都是中外碰撞的地方，所以外國的態度，對上海和廣東有很大的影響。

在楊月樓和韋阿寶案中，外國對于上海縣衙的判決就很不以為然，流露出兩種評論——

中國官吏對于犯法之民，皆有罪之輕重，動用非刑，無哀矜勿喜之心。

華人喜為非分之事，華官好用非法之刑。

言外之意就是，清朝官員不關心治下的人民，不遵守法律，濫用朝廷賦予的權力，在管轄范圍內一手遮天。

毫無疑問，對于不滿上海縣衙判決的人來說，外國的態度是有力支持，但對于支持上海縣衙判決的人來說，外國的態度反而激起他們的自尊心——

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大清的事情，外國憑什么指手畫腳。

可以說，外國的態度成了利益之爭、地域之爭的催化劑，更加激化了楊月樓和韋阿寶案暴露出來的社會矛盾。

四、

隨著時間的推移，楊月樓和韋阿寶案的動靜越來越大，安居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竟然也有所耳聞，而且案件涉及法律、倫理、上海、廣東、外國，牽連非常廣泛，她不能不管。

1874年3月23日是同治皇帝的生日，紫禁城里張燈結彩，慈禧太后借這個機會，特意召京劇班子進宮唱戲。

就在眾人聽戲入迷的時候，慈禧太后突然問李蓮英：“楊月樓怎么沒來？”

李蓮英說：“他在上海出事了，正在監牢里等候發落呢”，隨后就把楊月樓和韋阿寶案簡單講述了一遍。

這個動作，其實是慈禧太后和李蓮英的雙簧。

緊接著，慈禧太后便順著李蓮英的話，說出她真正想說的話：

“流放？可惜了楊月樓的一身本事，不就是良賤通婚么，斷離就是了，犯得著用重刑嗎？說什么拐盜，判官真是糊涂，楊月樓還缺錢使么？我看楊月樓也不用施刑了，該在哪唱戲就在哪唱，別為這事荒了他的戲。”

慈禧太后輕飄飄的幾句話，就給楊月樓和韋阿寶案做了定論——

既承認了清朝法律的嚴肅性，又照顧了社會輿論，既維護了清朝的尊嚴，又讓外國抓不住把柄，把廣東和上海的爭論輕輕揭過，最后還給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慈禧太后的手段，不可謂不高明。

而有了慈禧太后的金口玉言，楊月樓和韋阿寶的性命就保住了，上海縣衙做出的判決也不作數了。

次年，慈禧太后以“四十大壽”的名義大赦天下，楊月樓被正式赦免，回到北京以“楊猴子”的藝名重操舊業，最終位列“同光十三絕”之一。

韋阿寶從此下落不明，但也有人說，她被官府許配給七十老翁，在老翁的白須皺皮和世人的嘲諷謾罵聲中，慘淡度日。

五、

楊月樓和韋阿寶案鬧得沸沸揚揚，讓清朝各級官員心有余悸。

事后他們總結經驗教訓，得出一個結論，韋阿寶之所以愛上楊月樓，原因在于良家婦女能出入娛樂場所，楊月樓之所以吸引韋阿寶，原因在于盡唱淫詞艷曲。

于是，清朝政府頒布了兩項新規定——

禁止演唱淫詞艷曲，要在文藝作品中宣揚正能量。

禁止良家婦女聽戲，要安居室內守節守禮。

這兩項新規定，透露出清朝的一種治國理念，即遇到重大社會事件，從不思考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推動社會向前，而是習慣用法術權謀緩和矛盾，再臨時出臺法律規定把問題壓下去。

至于這些隱藏的問題什么時候再爆發、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就不在當權者的考慮范圍內了。

而新規定出臺以后，《申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一句寫道——

“昨聞西人言，西國在上之人，惟恐世人無取樂之事，而中國在上之人，則惟恐世人有過樂之端。現聞華宮禁止演戲，西人皆不以為然，若欲禁止演戲，必使已唱戲之伶人有所改業。賴此生活者不下萬人，一旦絕其生活，使弱者為餓殍，強者為盜賊矣。”

百年后再讀這段話，仍有其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