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伐蜀，背后是秦國吞并天下的大戰略

一、

公元前316年，即秦惠文王和張儀用連橫破除合縱的次年，秦國周圍又發生了兩件事，逼著秦惠文王做出重要戰略抉擇——

韓國侵擾秦國邊境，巴蜀兩國（四川）互相攻伐且都向秦國求援，秦國應該優先處理哪一件？

韓國侵擾秦國邊境，是因為秦國屢次伐韓，攻城略地斬將奪旗，嚴重損害了韓國的利益，韓國必須做出一些事情證明自己，才能維護自己在各諸侯國中的威信，延續自己的國祚。

這件事很容易理解。

那巴蜀兩國互相攻伐，和秦國有什么關系呢？

根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早在夏禹會盟諸侯的時候，巴蜀兩國就出現了，周武王伐紂時，巴蜀也出兵從征。后來周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朝，為鞏固王畿和鎬京的安全，便把一個姬姓宗室封為巴國國君，爵位為子——

“（禹）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巴國成為東至魚復（重慶奉節）、西至僰道（四川宜賓）、北抵漢中（陜西漢中）、南到黔涪（渝鄂湘交界處）的西南大國，定都重慶一帶。

從地理位置來看，巴國和楚國分別位于長江上下游，兩國的共同門戶即長江三峽，不論哪國攻占三峽，都可以沿著長江行軍，進入另一國的核心地區，逐漸蠶食兼并。

在這樣的背景下，春秋戰國時期，巴國和楚國為了各自的國防安全，便興兵征戰百余年。

相比巴國而言，蜀國則是另一番景象。

《華陽國志·蜀志》里說，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育一子，取名為高陽，后來繼承了黃帝衣缽，成為顓頊帝。為了回報母族，顓頊帝將一子封為蜀侯，世代鎮守成都一帶——

“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

此后千余年，蜀國一直是夏商周的藩屬，朝貢不斷。

但在周平王東遷洛陽以后，因為周朝在秦嶺南北冊封了巴國和秦國，完全隔斷了蜀國和洛陽的聯系，周朝又權威淪喪，無法約束各諸侯國，于是蜀侯蠶叢便自稱蜀王，威福自專。

后來，柏灌、魚鳧相繼成為蜀王，后代蜀王杜宇更是號稱望帝，地位提升到極點。杜宇年老以后，又把國君之位禪讓給蜀相開明，開明號稱叢帝。

杜宇和開明的權力交替，到底是效法堯舜的禪讓，還是田氏代齊式的篡奪，我們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認，開明家族的權力非常穩固，世世傳承不絕——

“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

巴蜀兩國的直接矛盾，來自苴國。

苴國不是周朝冊封的諸侯國，而是蜀國冊封公子葭萌為苴侯，在四川劍閣和廣元之間筑造葭萌城，建立的苴國。

從苴國的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來，苴國是蜀國的附屬國，而蜀國冊封苴國的目的，其實是駐守四川的門戶要地，保障蜀國的北部邊境安全，防止秦國通過劍閣侵襲蜀國。

但可能是苴侯和蜀王的關系不佳，也可能是苴侯不滿附屬國的地位，想擺脫蜀國的控制自立門戶，于是苴國沒有忠實履行它的使命，反而和巴國關系匪淺。

四川盆地內原本只有巴蜀兩國，尚且能保持戰略平衡，現在新出現的苴國和巴國混在一起，便意味著四川盆地內出現巴、苴聯盟抗蜀的格局。

這樣的局面，顯然對蜀國不利，于是蜀國決定先發制人，直接出兵伐苴。

苴國只是蜀國的附屬國，兵力薄弱，怎么可能是蜀國的對手？所以兩軍相交以后，苴國軍隊一觸即潰，苴侯隨即逃往巴國，并請求巴國國君向秦國求援——

“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

而蜀國初戰告捷，便準備趁勝追擊，一舉滅亡巴、苴，獨占四川盆地，但蜀國面對巴、苴兩國，兵力并沒有絕對優勢，于是也給秦國寫信求援，請求秦國出兵幫助蜀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便出現了秦惠文王收到巴蜀兩國求援的事。

二、

到底是東征擊韓，還是出兵巴蜀，秦國朝堂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相國張儀認為，秦國應該東征擊韓。

他向秦惠文王說：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軒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魏楚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軒轅關和緱氏都在河南洛陽西部，是關東諸侯國前往洛陽的必經之路。

屯留在山西長治，韓國的上黨高地核心地區。

洛陽是周朝都城。

南陽是魏、韓交界處。

南鄭即新鄭，韓國都城。

張儀的意思是，秦軍東出三川（河南靈寶）包圍洛陽，然后占領軒轅關和緱氏，防止關東各諸侯國前來救援，堵住屯留南下的道路，切斷韓國新鄭和上黨的聯系，同時讓魏國出兵進入南陽、楚國兵臨新鄭，共同牽制韓國。

到那個時候，周朝知道不可幸免，必然要向秦國獻上九鼎和地圖。這兩樣東西象征著王權，秦國一旦得到，便能以周朝的名義號令天下。

可以看出來，張儀建議秦惠文王東征擊韓，最終目的根本不是韓國，而是以擊韓的名義兵臨洛陽，迫使周朝臣服秦國，并將天下共主的名分拱手送給秦國。

他要的是秦國做為“天下共主”的名，以及“代天東征”的合法權。

但將軍司馬錯不同意張儀的意見，他認為秦國應該出兵滅蜀。

他向秦惠文王說：

“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

蜀國是辟處西南的戎狄國家，國力遠遠不如秦國，現在又遭遇內亂，秦軍一到，蜀國必然土崩瓦解。一旦成功，便可以用蜀國土地增加秦國的戰略縱深，用蜀國財富充實秦國財政并減輕秦國人民負擔。

此外，蜀國的地位不高，關東六國不在乎蜀國的生死，蜀國距離中原遙遠，關東六國無法得到蜀國的利益，故而也不在乎秦國是否得到。

從這兩方面來看，秦國以援助巴、苴的名義滅蜀，簡直是百利而無一害啊。

一句話，司馬錯是建議秦惠文王，不要在乎天下共主的虛名，握在手里的財富和腳下的土地，才是實實在在的利益。

司馬錯的意見，其實是符合秦國歷史慣性的。

早在秦穆公時期，秦國就兼并十二國，開疆拓土千余里，成為西陲霸主。秦孝公又在商鞅的輔佐下，屢次擊敗魏軍，奪取黃河以西的全部土地。即便是秦惠文王繼位以后，也得到了魏國的上郡十五縣。

現在司馬錯提議出兵滅蜀，不過是延續了秦國開疆拓土的一貫風格。

當然了，把司馬錯提議出兵滅蜀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歷史慣性、謀財、取地等等，屬實是貶低了司馬錯，他提議出兵滅蜀，最終目的其實是吞并天下。

這個原因，《資治通鑒》和《史記》都沒寫，但《華陽國志·蜀志》里寫道：

“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

可以看出來，司馬錯這句話里的“蜀”，不僅僅是蜀國，而是包括蜀國、巴國、苴國在內的整個蜀地。

所以，司馬錯的真正意思是，以巴國和苴國請求援助為理由，出兵消滅蜀國，然后以蜀國故地為基礎，進一步消滅巴國和苴國，吞并整個蜀地，將秦國疆土推進到長江三峽。

太平年間，秦國提取蜀地的財富充實財政，和楚國爆發戰爭時，秦軍則從武關、三峽出兵兩路，用大縱深、大穿插、大包圍的戰略夾擊楚國腹地。

有朝一日消滅楚國，秦國又能以楚國故地為基礎，北上中原征伐韓、魏、齊等諸侯國，并和函谷關東出的秦軍互相配合，以更大規模的縱深、穿插、包圍戰略，掃蕩中原，吞并天下。

反過來說，如果秦國不這樣做的話，楚國就有可能奪取長江三峽，舉國西征消滅巴、蜀、苴三國，吞并整個蜀地，然后經漢中和武關兩條路線，夾擊秦國腹地，兵臨咸陽城下。

可以說，盡管張儀的意見也很宏大，但相比司馬錯的戰略計劃來說，仍然是稍顯遜色的。

以上這段張儀和司馬錯的論戰，便是《古文觀止》第四卷的第二篇文章——《司馬錯論伐蜀》的背后邏輯。

三、

司馬錯的提議有理有據，秦惠文王自然被說服了，于是秦惠文王命司馬錯和張儀合作，共同統兵滅蜀。

事實果然如司馬錯所料，僅僅十個月的時間，秦軍便屢敗蜀軍，誅殺蜀王、太子、相國、太傅等貴族，徹底斷絕叢帝開明的社稷傳承，占領蜀國。隨后，司馬錯和張儀又統兵向東，輕而易舉的消滅巴國和苴國，并在整個蜀地設立巴郡、蜀郡、漢中郡，分治蜀地的三十一縣。

而為了蜀地政權順利過渡，在領導班子的問題上，秦惠文王沒有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而是摻沙子、甩石頭、逐步瓦解——

苴國國君下落不明，秦國實控葭萌城和劍閣一帶。

巴國國君俘虜至咸陽，秦國直轄巴國故地。

蜀王貶為蜀侯，名義上治理蜀國故地，但秦國另外任命陳壯為蜀相，掌握實權。

憑借這幾條措施，秦國順利渡過治蜀的艱難時期。

到了公元前314年，秦國已經在蜀地站穩腳跟，于是秦惠文王又做了兩個決定——

移民萬戶，充實蜀地。

原蜀王（蜀侯）重新安置，封其子公子通為蜀侯，為秦國鎮守蜀地。

就這樣，秦國用短短兩年時間，便初步消化了整個蜀地，從一個辟處西北的諸侯國，一躍而成坐擁黃河和長江上游、俯瞰關東六國的西部大國。

僅從地理條件而論，秦國就進可攻退可守，在國際爭霸中擁有了絕對主導權。

這樣的戰略優勢地位，給了秦國朝野極大的信心，于是便有了史書里寫的那句：

“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隨后，秦國以此為基礎，展開新一輪的征伐，進一步擴大秦國的疆域，提高秦國的聲望——

公元前314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

敗韓于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公元前313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荘豹。

公元前312年，秦師與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余人。

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于藍田，楚師大敗。

三年戰爭，秦國將關東諸侯國打的一蹶不振，尤其是楚國以舉國之力都無法挫敗秦國，讓“強秦”成為一個無可爭議的政治名詞。

四、

雖然張儀在“東征擊韓”和“出兵巴蜀”的辯論中輸了，但這并不影響張儀在秦國的地位，他仍然是輔佐秦惠文王擺布天下的相國。

于是在秦國開疆拓土暫時告一段落以后，張儀整裝出發了，他要在秦國威震天下之后，用三寸不爛之舌，游說各諸侯國臣服秦國，重新為秦國贏得天下共主的“名”。

而他游說各諸侯國的方式，和蘇秦整合六國共同抗秦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

公元前311年，張儀到了楚國，見到楚懷王，張口就是一句：

“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捍關，捍關警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

張儀的一番話，直接給出秦國攻楚的三條路線——

策動韓、魏自中原南下，牽制楚軍。

秦軍自蜀地東出長江三峽，奪取捍關（湖北長陽），威懾江漢平原。

秦軍自武關南下，進入南陽盆地，和楚軍決戰。

秦國的底牌已經告訴你了，楚懷王，你就做出選擇吧。

大戰一場，還是臣服秦國？

前一年的戰爭已經證明，楚國和秦國爆發大戰是沒有勝算的，楚國又沒有提前攻取蜀地，戰略包圍秦國也不可能。楚懷王思來想去，根本想不到拒絕張儀的理由。

無奈之下，楚懷王選擇接受張儀的意見，和秦國約為兄弟之國，永不起刀兵。

隨后，張儀來到韓國，和韓襄王說：

“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

一句話，韓國的生產力太落后、糧食積累太少、兵員不足，根本不足以和秦國持久抗衡。與其做無用功，不如站在秦國一邊，替秦國防備楚國。

韓襄王明白，張儀說的是事實，便接受了張儀的意見。

張儀以秦壓韓、以韓壓楚，在函谷關外構建起“韓楚互搏”的戰略平衡，極大開拓了秦國的影響力。憑借這項功勞，張儀被秦惠文王封為武信君，食邑六縣。

游說諸侯取得初步勝利，張儀信心倍增，緊接著就開始游說剩下的諸侯國。

張儀和齊湣王說：

“縱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何齊】......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博陵），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

不要以為齊國距離秦國遙遠，秦國就對齊國無可奈何，明確告訴你，如果齊國不臣服秦國，秦國就要帶著韓、魏、趙一起伐齊了。

那時魏、韓已經明確臣服秦國，不論趙國的態度如何，秦國伐齊都沒有障礙，張儀的話絕非危言聳聽。

齊湣王一驚，立即表示愿意臣服秦國。

張儀和趙武靈王說：

“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愿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愿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斗，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

秦都咸陽毗鄰周朝鎬京，趙都邯鄲毗鄰商朝朝歌，當年周武王能伐商紂王，現在秦國也能追尋周武王的足跡，兵臨邯鄲，滅亡趙國。

再者說，楚、韓、魏、齊都臣服秦國，秦國已經在戰略上包圍趙國，一旦爆發戰爭便是五打一，趙國被孤立且沒有援兵，能有幾分勝算？

張儀的話，直接點出趙國的困境，掐中趙武靈王的軟肋，趙武靈王沒有其他選擇，許諾臣服秦國。

張儀的最后一站是燕國，他和即位一年的燕昭王說：

“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也。”

和游說楚國一樣，張儀把秦國伐燕的戰略告訴燕昭王，即秦軍自咸陽出發，經內蒙古、山西大同一帶抵達燕國，趙軍自邯鄲出發，經華北平原北上，兩軍合力攻打燕國，燕國能支持多久？

此外，張儀還給燕昭王說明了臣服秦國的好處，那就是秦國約束齊、趙兩國，讓他們不敢侵擾燕國，保證燕國的和平。

打要滅國，不打能贏得和平，那還有什么可糾結的。

燕昭王決定，臣服秦國。

不到一年時間，張儀相繼說服楚、韓、齊、趙、燕臣服秦國，再加上數年前已經表態臣服的魏國，關東六國至此全部臣秦，秦國初步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

五、

蘇秦整合關東六國抗秦、張儀說服關東六國臣秦，都是用三寸不爛之舌擺布天下局勢，建立自己的功業，世人稱之為“縱橫之術”。

雖然都是縱橫之術，但蘇秦和張儀還是不同的。

蘇秦的功業，以分析關東六國的現實處境、找出各國的利益共同點為基礎，然后以蘇秦為紐帶，整合關東六國。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成本低，一個有能力的人就能完成，弊端是抗秦事業的成敗系于一人之身，不確定性非常大。

張儀的功業，以秦國的國力、武力、戰績為基礎，用鐵一般的事實擊破關東六國的心理防線，促使他們為保住僅有的利益，選擇臣服秦國。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確定性較高，缺點是成本太大，必須有數十年的國力積累、締造上下一心的舉國體制、經歷一場又一次血戰，才有施展的可能。

僅從“縱橫之術”來說，張儀模式似乎優于蘇秦模式。

但張儀模式也有個無法解決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張儀能說服關東六國臣服秦國，卻不能保證關東六國永遠忠于秦國。

就在張儀說服燕國成功，準備回秦國匯報的時候，秦惠文王突然薨逝，其子嬴蕩繼承王位，史稱秦武王。

秦武王膀大腰圓、力能舉鼎，非常崇尚武力，打心底里看不起張儀這種耍嘴皮子的人，故而兩人隔閡很深。

于是，秦國群臣為迎合秦武王，便在張儀尚未回到咸陽的時候，紛紛上表彈劾張儀，給秦武王提供整治張儀的理由。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咸陽的政治暗流很快便流傳出去。

關東六國聽聞秦國內亂，敏銳做出判斷，即秦國的政治斗爭必然造成內耗，短期內不可能東出，前些年積累的戰略優勢將不復存在，而這正是關東六國恢復獨立的絕佳時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東六國隨即宣布脫離秦國，恢復合縱——

“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縱。”

秦惠文王和張儀開拓的大好局面，付之東流。

這樣的結果說明，張儀的縱橫之術也不是靈丹妙藥，秦國攻取蜀地的模式，才是結束亂世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