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鳳君
骨刻文發現與研究
三，研究篇
2、骨刻文字有淵流，史前陶符是源頭
骨刻文是中國早期的一種文字，在歷史上長期以來認為漢字是倉頡創造的，漢代的許慎是著名的文字學家，他的代表作《說文解字》是古代研究文字學的巔峰。他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黃帝之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許慎總結漢字產生與發展的這段話，是研究文字學乃至國學的經典名句。許慎講的很清楚：八卦和結繩是漢字產生前的記事符號，是漢字產生的萌芽；黃帝的史官倉頡發明了文字；倉頡創造漢字有一個過程，開始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上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產生后，對全國許多古文化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玉石器和骨器等，在這些器物的表面刻劃和繪畫許多裝飾與符號，而其中以陶器符號為多。細分析全國各地陶符的特點，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中國早期文字骨刻文是在陶器符號的基礎上逐漸產生的，所以“漢字的起源應該被看成是一種過程。” 〔1〕像倉頡、沮誦和史皇等人可能對文字的改進推廣起過一定的作用。細觀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字，如兩河流域的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字都是在當地陶符基礎上產生的，這是一個規律。
我們國家地域遼闊，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眾多，各地區的文化都發展較快，文明的起源是多元論的，各地區陶器符號區別較大，這些陶器符號在演變和發展過程中，有些地區就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文字。對新石器時代陶器符號的分析研究，是許多學者都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但目前他們可能忽視了一個問題，就是對這些符號分地區、分時間類型的研究，以及分類之后與各地區間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國境內的新石器時代根據各地區主要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符分析，大體可首先分為兩大系統，即黃河中上游地區系統和東部沿海地區系統：
一，第一大系統是黃河中上游地區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等陶器符號，大約距今7000至4000年。這一大系統以仰韶文化陶器符號為代表，筆畫簡單，多取直筆，又基本上是由一至數筆橫、豎和斜劃交叉組成，很少有超過10筆劃的，屬幾何圖形符號〔2〕。（圖、1）

圖1、仰韶文化陶符
這些符號有的專家認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應該說還是一些僅具有一定標志意義的符號，因為它還不具備記錄語言的功能。黃亞平等先生也早就指出過：“如果把半坡系刻符作為史前文字的一個源頭來看待，那么，可以看出它們與甲骨文、金文基本上沒有直接關系，它不是漢字的直接源頭。”〔3〕饒宗頤先生認為仰韶文化半坡陶符對腓尼基字母影響很大，并說:新石器時代，陶符對外交流，“引出字母的發明，在人類文化史上更有重大的意義。”〔4〕這一系統的陶符號是否如饒宗頤先生所探討的那樣與字母文字關系密切，作者還沒有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出土夏代陶器上的刻劃符號與這類符號有許多相似之處，〔5〕證明這種符號是這一地區的特殊文化現象，骨刻文和甲骨文不是在這些符號的基礎上產生的。
二，第二大系統是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陶器符號。這一系統又可根據時間前后可分為兩大類型，即淮河流域的雙墩文化類型與長江下游地區、遼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區和黃河下游地區類型：
（一），第一個類型是淮河流域的雙墩文化陶符，距今8000至5800年。目前已發現600多件有刻劃符號的陶器，基本是一件器物刻劃一個符號。符號造型復雜多變，用筆隨形取姿，直筆弧線皆用，多是對物象直觀的描繪，有魚形、鳥形、樹形和器物形等，也有一些幾何圖形，雙墩文化陶符基本應屬物象圖畫符號。〔6〕（圖、2）

圖2、雙墩文化陶符
因為一件陶器基本都只刻一個符號，只是一種標志符號或裝飾符號，還不是具備記錄語言功能的文字。
（二），第二個類型是長江下游地區、遼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區和黃河下游地區類型。這些地區出土的陶器符號應該多是物象圖畫形符號，都可能直接或間接受到雙墩文化陶符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遼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區和黃河下游地區的陶器符號雖有較強的一致性，但也各有特點，對本地區文明的起源與發展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1、長江下游地區的類型符號，主要是河姆渡和良渚文化陶器及玉石器上的符號。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至5100年，該文化刻劃符號發現不多，良渚文化刻劃符號非常多，良渚文化距今5300至4300年。201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該書比較系統全面介紹了良渚文化的刻畫符號。書中統計，截至到2015年底的考古發現，刻劃符號共涉及器物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石器11件、玉器7件。共發現刻劃符號656個。此書還附錄收集符號100余個，總計各種刻劃符號700余個。良渚文化的符號有的是簡單兩筆或幾條短線相交叉符號，有的是圖畫性較強的符號，計有鹿、鱷魚、鳥、龜、虎和魚等圖符，（圖、3）

圖3、良渚文化陶符
像百畝山遺址出土〔7〕和良渚博物院〔8〕等國內外有關單位所藏的數件玉器上刻劃符號，是一器一符號，多是下部刻劃鉞的形狀，上部絕大數刻劃一只鳥。我認為這700多個符號絕大多數都還是一種裝飾符號和帶有一定性質的標志符號，還都不是具有記錄語言功能的文字。目前良渚文化發現刻劃文字的器物有4件：一件是南湖遺址出土的陶罐上刻劃〔9〕的比較復雜圖像符號，畫面內容較多且前后呼應密切，有的專家稱為圖畫文字；一件是澄湖良渚古井出土刻寫四個字符的魚簍形陶罐，這是典型的記事文字；〔10〕 另外兩件是平湖市莊橋墳遺址出土的石鉞，其上的刻劃是字符與畫符相結合的字體組合形式，〔11〕它們都是在良渚符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4件器物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遺物，上面刻寫的都是字無容置疑，但對甲骨文還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
2、遼河上游老哈河流域地區的類型符號，這一地區比較重要是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紅山文化發現的陶器和玉器刻劃符號較少，主要是小河沿文化發現的陶器刻劃符號比較有代表性，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至4300年。小河沿文化陶符也多是以比較簡單幾筆直線交叉的符號，也出現一部分比較復雜的符號。1977年發掘內蒙翁牛特旗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地時，在五十二號墓出土一件斜腹陶罐，陶罐上刻劃了一些非常復雜的圖案，發掘者李恭篤先生做過專門的介紹：“一側刻畫有一座圓形尖頂狀房子，房前畫有方格園田，另一側刻劃有五個圖象文字，構成了一幅真實生活的畫面。”〔12〕從李恭篤和高美璇臨摹的圖分析，可知這件陶罐上的符號主要有房屋建筑形、豆形、方格形和萬字的復雜變形圖等。（圖、4）

圖4、小河沿文化陶符
這一地區也發現了許多骨刻文，大多屬于小河沿文化晚期和夏家店文化，目前因小河沿文化發現的陶符較少，還不能確定這地區的骨刻文是在小河沿文化陶符基礎上產生的。
3、黃河下游地區類型符號。黃河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陶器符號主要是大汶口文化陶符，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至4600年。談到大汶口的陶符，人們都津津樂道談論圖像符號。近幾十年在山東的莒縣陵陽河、大朱家村、杭頭和日照堯王城、寧陽堡頭村、安徽蒙城縣尉遲寺等遺址出土了28個圖畫符號。這些符號除寧陽堡頭村背水壺是朱書畫符和滕縣大汶口遺址出土的玉器刻符外，其它均是陶器刻符。這些圖畫符號造型主要有日月形、日月山形、斧形、錛形、盆樹形、花形、人面形、鏤孔杯形和幾何菱形等，（圖、5）

圖5、大汶口文化陶符
這些符號都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階段 。〔13〕
大汶口文化陶符與黃河中上游地區陶符大不相同，與長江下游地區和赤峰老哈河流域的符號也有一些差別。這近30個圖畫符號造型復雜多變，用筆隨形取姿，直筆弧線皆用，多是對物象直觀的描繪和組合指事，應是物象圖畫符號，應該是受到雙墩文化陶符的影響。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近30個圖畫符號是文字還是符號的問題，近些年產生了一些爭論。于省吾、〔14〕唐蘭〔15〕和李學勤〔16〕等先生認為是原始文字或文字，鄒衡、〔17〕汪寧生〔18〕和王恒杰〔19〕等先生認為是符號不是文字，何崝先生認為大汶口文化陶符和雙墩文化等陶符一樣，屬于和通行文字有別的巫師文字。〔20〕我們認為大汶口文化和雙墩文化遺址等出土的陶符，基本都是一器一個符號，所以，只能是一種起標志作用或裝飾作用的符號，還不具有記錄語言功能的文字性質。
從現在所掌握的骨刻文各方面資料分析，骨刻文應首先產生自今天的山東中南部地區與蘇北和皖北地區，距今已有4700年左右，骨刻文應是在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劃符號基礎上產生的。骨刻文以物象圖畫符號為指導思想，像倉頡這樣的聰明者，也可 “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察吸取周圍的樹枝造型和萬物形象，觀象日出日落和日中天的自然規律，又利用普通方便的各種骨料，將刻劃淘器的方法移植于刻劃骨頭，慢慢的產生了中國早期的文字骨刻文，（圖、6）

圖6、骨刻文
并逐漸向周圍地區傳播。在今天的河南、陜西和甘肅以及內蒙赤峰境內也發現骨刻文，但從其字體造型分析，這些地區似乎晚一些，其最早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至4500年，顯然是從山東中南部地區與蘇北和皖北地區發展延續過去的。“現在我們可先粗粗構劃出這樣一個源流傳承關系：雙墩大汶口文化陶符與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屬直接的一脈傳承關系。”〔21〕
作者簡介
劉鳳君（山東大學美術考古研究所所長、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書法文化研究所和骨刻文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藝術學院特聘教授，現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博士點通訊評委、國家社科基金同行評議專家、蘭州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龍山文化研究會會長等）
注釋:
〔1〕、黃亞平、孟華著：《漢字符號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頁。
〔2〕、袁廣闊、馬保春、宋國定著：《河南早期刻畫符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
〔3〕、黃亞平、孟華著：《漢字符號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頁。
〔4〕、饒宗頤著：《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32頁。
〔5〕、許宏著：《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147頁。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館：《安徽蚌埠雙墩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考古學報》2007年第1期。
〔7〕、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10-711頁。
〔8〕、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96—701頁。
〔9〕、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00—611頁。
〔10〕、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澄湖古井群的發掘》，載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資料叢刊》（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2頁；余杭縣文管會：《余杭縣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的陶器刻畫符號》，《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李學勤：《試論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劃符號》，《浙江學刊》1992年第4期；張敏：《從史前陶文談中國文字的起源》，《東南文化》1998年第1期；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2—595頁。
〔11〕、張炳火主編、良渚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74—687頁。
〔12〕、李恭篤、高美璇：《試論小河沿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
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49頁。
〔13〕、高廣仁、欒豐實著：《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王吉懷：《尉遲寺聚落遺址的初步試掘》，《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4期。
〔14〕、于省吾：《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第2期。
〔15〕、唐蘭：《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時代》，《大汶口文化討論文集》，齊魯書社，1981年。
〔16〕、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志增刊》1982年。
〔17〕、鄒衡：《中國文明的誕生》，《文物》1987年第12期。
〔18〕、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19〕、王恒杰：《從民族學發現的新材料看大汶口文化陶尊的“文字”》，《考古》1991年第12期。
〔20〕、何崝著：《中國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
〔21〕、劉鳳君著：《骨刻文發現與研究叢書·龍山骨刻文》，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