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西藏回來了。本文是我赴駐西藏拉薩、阿里部隊講課講稿的節(jié)選。在西藏我沒有按照講稿講，因為脫稿講的嘛，講稿中有的地方?jīng)]講，有的地方展開了一些，有些講的內容講稿中沒寫。講過的大部分內容會陸陸續(xù)續(xù)發(fā)。

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軍事史有什么用？

我用美軍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

美國陸軍部第20-200號手冊明確指出：一名軍官對軍隊的價值“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作為軍事歷史學家的資格”。

為什么美軍這么說呢？

我一直說，歷史學是人類最高級的學科。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歷史學不僅僅是一部事件編年史，而是人類來到這個世界后所有智慧的結晶。

主要有三點：

1.就是我們常說的“以史為鑒”，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成功的經(jīng)驗，失敗的教訓。

2.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怎么從歷史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呢？也就是說前人的智慧是怎么被吸取的呢？

第一，照搬。

第二，把前人的知識、經(jīng)驗變成自己的。

第三，產(chǎn)生自己的認知和經(jīng)驗。

為什么還會分成一二三呢？

因為學習歷史并不僅僅是在以史為鑒。

學習歷史，開闊的是我們的視野，磨煉的是我們的邏輯思維和分析判斷能力，并以其他學科無法比擬的方式提高我們的洞察力。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的整體能力得以提高。所以讀者中很多人并不是軍事指揮員，可他照樣能舉一反三，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3.我們看到的歷史必須是真實的，不能是虛假的。從虛假的歷史中沒有辦法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閱讀的歷史，必須是全面的，無論是時代的大背景，還是所處的小背景，都要清楚明了。

第三點，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上，有個很著名的戰(zhàn)例，就是第五次戰(zhàn)役64軍突破臨津江時，遭到美軍地空火力突擊，造成嚴重傷亡。具體傷亡數(shù)字，從來沒披露過。后來國防大學的徐焰少將在有次節(jié)目中說，傷亡了1萬多。

幾年前的時候，我問徐焰老師：您說64軍在第五次戰(zhàn)役時突破臨津江的時候，傷亡了1萬余人。這個數(shù)據(jù)您是哪里看的？徐老師回答是64軍第五次戰(zhàn)役的總結。我說：您有沒有看錯？當時韓軍第1師團身后只有3個榴彈炮兵營支援。徐老師當場就說：那怎么可能傷亡1萬多人。徐老師就是64軍出來，而且他是炮兵出身。后來徐老師查了資料后跟我說，確實看錯了，是64軍第五次戰(zhàn)役的總傷亡。

那么，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呢？既然敵軍炮兵火力沒那么強，64軍突破臨津江時為什么受阻？不就一個答案了么。沒打過韓軍第1師團，被韓國人牢牢壓制在灘頭陣地，無法向前突破。

那造成64軍受挫主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志愿軍作戰(zhàn)處副處長楊迪在他的回憶錄《在志愿軍司令部的歲月里》中說，我把原文讀一下：

1986年我到大連去看望曾思玉老首長，曾思玉司令告訴我，他正在寫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回憶錄。他當時任第19兵團第64軍軍長。

曾思玉司令對我說：“我們軍入朝參加第5次戰(zhàn)役，我64軍的第一梯隊還沒有進到?jīng)_鋒（擊）出發(fā)位置，就接到了要我軍發(fā)起進攻的命令，我當時即打電話給兵團楊得志司令員，報告他部隊還沒沒有進入沖鋒出發(fā)位置，炮兵還只是正在進入陣地，都還沒有準備好，怎么就要發(fā)起進攻沖擊呢？是不是給我一天的準備時間？楊得志司令員回答說，你不要問了，按照命令執(zhí)行吧。我一直到現(xiàn)在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楊迪同志，你把你知道的情況對我談談好不好？”

我笑著說：“老首長，你以后沒有再問楊得志司令員嗎？”

曾思玉說:“不好問呀！還是你說說吧。”

我回答說：“現(xiàn)在事情已過去30多年了，我就說一下吧。”我把當時志司召開的兵團首長會議時，各位兵團司令在會上的匯報、發(fā)言并向彭總打保票，都很樂觀很有信心打勝第5次戰(zhàn)役，而且說部隊都已經(jīng)準備好了，只要彭總下令，就可以發(fā)起進攻的情況講了。這些兵團司令樂觀、輕敵，特別是第3兵團王近山副司令保證要捉5000個美軍俘虜兵。在這種氣氛下，鄧華副司令員委婉地說了下情況，他們沒有聽進去。洪學智、韓先楚副司令員都不好說話了。

我說：“當時你給楊司令打電話，請求給你一天準備時間，他能向彭總報告嗎？因為他們都己向彭總打了保票，拍了胸脯的。”

曾思玉同志聽后，說：“呵！原來如此，當時楊得志司令在電話中拒絕我的意見后，就把電話掛了，我看楊得志司令不接受我的建議，就急了，立即乘車趕到擔任突破任務的第一線師，對他們下了死命令。要求他們不惜一切地必須迅速跑步進入沖擊出發(fā)位置。我們總算匆匆忙忙地按時發(fā)起了進攻，突破了臨津江敵人的防御，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

我說：“曾司令，你指揮的第64軍和你們兵團是打得好的。可是，真苦了第3兵團的部隊了，他們擔任突破的部隊在發(fā)起進攻后跑了一段路，才發(fā)起沖擊的，炮兵的炮火準備時間里過去了，已在實施延伸射擊了。”

按照楊迪的敘述，各兵團司令員輕敵，彭德懷被誤導是主要原因。

可是，再深入想一想。64軍為什么不能按時發(fā)起進攻？

非常巧，楊迪回憶錄下一部分內容的標題就是“四、志司作戰(zhàn)處為實施第5次戰(zhàn)役，緊張而有序地工作”，不過這部分內容沒有我們需要看到的。

64軍軍史說，3個步兵師和配屬的炮兵第8師開進道路是同一條。

所以問題就變成了整整1個軍，為什么只有一條開進道路？作戰(zhàn)計劃是誰做的？

這兩個問題都很好回答，朝鮮道路少，沒辦法。作戰(zhàn)計劃是志愿軍司令部作戰(zhàn)處做的。

處長是丁甘如，當時是彭老總秘書，精力不在處里。副處長是楊迪，實際上是處長。戰(zhàn)爭已經(jīng)打了半年多，打了四個戰(zhàn)役了，志愿軍的機動能力有多弱，美軍的空中威脅有多大？如果作戰(zhàn)處連這個都搞不清，那就不要干作戰(zhàn)參謀了。

其實就是說，從上到下，都是有責任的。

國防大學戰(zhàn)役研究部的馬平主任在他的書里是這么說的：

臨津江，對于志愿軍來說并不生疏。第三次戰(zhàn)役中，志愿軍是以強攻方式突破這道水障的。但是，本次戰(zhàn)役面對的臨津江防線，與上一次戰(zhàn)役相比有所不同。那次，在江邊占領防御陣地的是剛剛遭受志愿軍沉重打擊而從清川江地區(qū)一路潰逃下來的、驚魂未定、立足未穩(wěn)的韓軍殘破之旅，士氣低沉，抵抗意志不強。而這次戰(zhàn)役，沿江布防的韓軍第1師、英軍第29旅等部，是在“撕裂者行動”中突破第38、第50軍漢江防線后一路打上來的，戰(zhàn)斗作風較前硬朗得多，組織防御的手段和戰(zhàn)術也有所改進。以前“聯(lián)合國軍”在臨津江主要采取據(jù)江岸而守的傳統(tǒng)戰(zhàn)法，防御陣地沒有什么縱深，一旦突破江防，整個防御體系很快就會瓦解，

而這次防御雖也注意了對江河水障的利用，但并不是簡單地沿江岸布防,而是將主陣地放在距江岸數(shù)公里的彌陀寺、紺岳山一線高地的斜面。對高浪浦里渡口凸出的江灣三角地帶，則以綿密火力加以控制，使志愿軍一過江就會陷入這一平坦、狹小、背水的火網(wǎng)地帶，在熾烈火力下遭受重大殺傷。

這一說法并不全面，根本原因在于64軍沒有準備的時間。

韓軍第1師團在第一次戰(zhàn)役中有云山之敗，損失并不大。第二次戰(zhàn)役面對66軍，戰(zhàn)斗規(guī)模小，也是占便宜的一方，并不存在士氣低落一說。

在第三次戰(zhàn)役中與志愿軍39軍交鋒的策略和在第五次戰(zhàn)役并沒有太大不同，都是把灘頭一線設置為火力殲擊區(qū)。不同在于，韓軍多了果敢的反擊。

其實在馬平主任書中后面楊得志的報告中就可以看出來。楊得志說：“在戰(zhàn)役發(fā)起前未能首先驅逐江北之敵，查明情況，調近炮兵掩護步兵突破，致使步兵渡江后被敵壓縮于江南高地，而無火力支援，徒受敵火力殺傷。這一點，兵團應負主要責任。”

39軍116師先遣團在1950年12月18日就進抵九化里以南、臨津江以北地區(qū)，20日師主力抵達，有10天準備時間。主攻師116師準備之周密，是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志愿軍進攻作戰(zhàn)的典范。

而64軍根本沒準備時間。敵軍那邊啥情況，基本都不知道。

正是因為準備完備、計劃周密，當時116師僅有炮86門（75毫米野炮42門、75號毫米山炮9門、92步兵炮10門、4.2英寸迫擊炮6門、81毫米迫擊炮18門、105毫米榴彈炮1門），炮彈4015發(fā)（包含81毫米迫擊炮），實際用彈僅3880發(fā)，就完成了破障、開路、壓制韓軍前沿火力、縱深射擊的任務。在對韓軍縱深攻擊時，因為缺乏重炮，原因和64軍一樣，遭到美軍空襲了，僅1門105毫米榴彈炮參戰(zhàn)，所以在縱深戰(zhàn)斗時傷亡比較大。

可64軍沒有準備時間，韓軍第1師團的防御體系是完好的，這樣的倉促攻擊，就是步兵用人命去填啊。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跟大家說明，我們看到的歷史必須是真實的，不然分析什么？不然研究什么？從假的戰(zhàn)例中研究，那能總結出什么經(jīng)驗教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