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顧 箏 實習生 何怡雯

這個選題擱置了很久。 因為向來像寫論文一樣在寫作的市指，一直沒有拿到明確的數據。 但現象足夠多，多到能在一次街采中碰到兩個，也能在這兩個采訪的集合視頻下聚集幾百條“我也是”的評論。 那，就寫吧。反正又不用參加論文答辯。

01

香香2007年在共富新村買房，很巧的是，對門鄰居也是崇明人。

香香倒習以為常，這儼然就是他們過去租房生活的延續。在此之前，因為丈夫來上海開出租車，所以他們一家三口搬來上海，在共富新村租房，一起合租的是崇明人，對門鄰居是崇明人，平時會一起吃飯，一起帶孩子，一起打牌，日子過得像沒有離開崇明一樣。

從這個地鐵站下來

會聽到很多崇明話

施姐家幾乎是復制黏貼的故事。

2004年左右，施姐的丈夫聽鄰居說“在上海開出租車蠻好的”，就來到上海開出租。她家一開始也是在寶山租房，一起合租的一家同樣是崇明人。

等到2010年在通河新村買房的時候，一梯四戶，同一樓層，三家是崇明人。

這樣的復制黏貼有很多。

出生在崇明城橋鎮的米丘，寫下了家族中一個個去上海市內發展的故事。“為了能讓表妹在上海市區扎下根來，小姑父努力工作，2000年左右，在寶山區就買了房子。小姑父買的房子在寶山的共富新村，也被叫做‘小崇明’，因為幾乎所有的崇明出租車司機都在那里買房。那里的通用語言是崇明話而不是上海話。”

施姐也印證了這一說法：“ 我現在出去買菜，到處都是崇明話。賣菜的是外地人，但他們崇明話也聽得懂，因為天天接觸崇明人。 ”

寶山區菜場里的攤主都知道

周邊住著很多崇明人

時間往后調，在更年輕的崇明人那里，也會把寶山作為租房的第一選擇。

90后顧小文（化名）大學畢業后在寶山通河新村那一帶租住過四年，“很本能，說不清什么原因，就是我自然而然會選擇那一塊。”他的很多朋友也住在寶山，“天鑫花園、飄鷹錦和花園……這些小區。”

即使自己沒有住在寶山，也會知道很多老鄉聚居在那一片。專欄作家維舟1995年去廈門讀大學，大學畢業后來上海工作。“有一次我打車，司機是崇明人，我們很快聊了起來，他說自己住在通河那邊，那里有很多崇明人。”

他們很快就在車上開啟了一段有關“都市房價傳說”的對話。“司機說自己之前租的房子有50平方米，房東當時想10萬塊賣給他，他說我要這干嘛？10萬塊，我在崇明可以造很大的房子了。”

“寶山，是崇明人第二故鄉”這一命題的成立，還有更廣泛的樣本。

3月，我們在上海街頭進行“你在上海搬過幾次家”的隨機采訪小調查，在最終成功的10個采訪中，其中有2個采訪對象是崇明人，而且都住在寶山。在視頻的留言和彈幕中，聚集了幾百條“我也是”的評論。

這和2004年《申報》做《崇明的哥生存調查》時的情況幾乎類似，當時記者寫道：“清晨5點，寶山區一扇居民小區的鐵大門早早地被保安打開——每一個這樣的清晨，上百輛交接班的taxi從這個小區進進出出……人們管那些男人叫崇明的哥。”

02

和所有郊區人一樣，雖然隸屬上海，但崇明人習慣把去市區稱為“到上海去”。而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相對于其他郊區，崇明人“到上海去”的行程顯得尤為漫長。

在2009年上海長江大橋開通之前，崇明人要去一次市里，只能選擇水路。

一趟時長？不清楚。取決于你住在崇明哪里，要去市區哪里，以及當天有沒有“妖風”。

過去到市區

崇明人得到碼頭去坐渡輪

圖源：“上海崇明”公眾號

香香記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94年，和同學一起去電視大學考辦公自動化。她家住在響哃鎮，當天一早先坐40分鐘公交車到堡鎮碼頭，再坐輪渡到寶楊路碼頭。“船上大概有2個小時，下船后再坐車轉車，去考試。”

那一天，香香天蒙蒙亮就出門，一路趕路，根本沒有好好看一下上海。她真正意義上的到上海兜兜是1999年，結婚前置辦嫁妝的時候，“我們崇明有習俗，要到市區大的百貨公司買衣裳，像第一百貨、八佰伴，我們都去了。”

讀完第一年大學，回老家度假的時候，維舟的同學曾苦笑著對他說：“我從南京回上海，火車4個小時，我從上海站回到崇明家里，也是4個小時。說起來，應該是南京到上海遠得多，對吧？”

維舟何嘗沒有感同身受，回鄉一趟很遠很累是日常感覺，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2003年的國慶假期，他要回去參加高中同學的婚禮。“他10月2日結婚，我必須10月1日回去。我記得那天上午10點趕到寶楊路碼頭，但只買到下午5點的票，我在碼頭耗了7個小時。”

輪渡不能超載，更會受限于自然條件。“我在廈大的時候，一個同學說要來廈門旅游，結果當天晚上起了大霧，好多船停航，他差點沒趕上火車，急得要死。”

這還只是“小巫”。“大巫”可以上新聞： 2007 年 1 月 18 日，一艘車客渡輪船從崇明南門港駛出后不久，就因江上突起大霧而不得不下錨停泊，百余名乘客被困江中，近 12 個小時后才重新起航。

2007年《解放日報》上的新聞

出行的交通工具必須依賴于船，而船的碼頭都在寶山，這就讓寶山成了崇明人來到市區的第一“登陸點”，反過來說，寶山也是離崇明最近的市區。

而在諾大的寶山區，被很多崇明人共同選擇的小區，一定還有別的一點優勢。香香買房的那一年，旁邊的新房要8000元一平方米。雖然共富新村的房子也在漲價，但價格相差了一半，香香花42萬買下了100平方米的房子。出門就有一輛公交車719，能一部頭到達吳淞碼頭。

施姐說剛來上海的時候，對大上海沒什么地理概念，選擇租住的地方到碼頭就一輛公交車，“乘輪渡方便呀，后來就住習慣了，一直住在這里。”

通河新村地鐵站附近的房價

交通上的親近和方便，是很多人在“第二故鄉”選擇落腳點的首要考慮。而這也是為什么，當長江大橋開通之后，崇明人會有了另一個相對集中的置業點——曹路。因為對有車一族來說，從這里上長江大橋非常方便，不堵的情況下，到達崇明離市區最近的鎮陳家鎮，只要半個小時。

03

交通地理上的方便是一個客觀原因，但繼續深究，還有微妙的心理因素。

如果可以選擇，以前崇明人其實并不想到市區來。維舟說，崇明當地有這樣的話：“到了吳淞，忘了祖宗”，“喝了黃浦水，害了后半世”。這些話的意思是，到上海打工，很辛苦，而到上海之后，可能就回不去了。

因為空間上的隔離，崇明人和上海有一種很強的疏離感。維舟18歲那年去上大學，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崇明島一周以上，他回憶道：“也是我第一次被人稱為‘上海人’——在此之前，我向來認為自己只是崇明人。”

而在1980、90年代的上海，上海話的使用非常廣泛，崇明話的口音無所遁形，而那時有一些上海人，習慣于稱呼外地人或郊區人為“鄉下人”。香香之前上班的時候有一種感覺：“人家真正的上海人看不起我們崇明的，會講‘鄉下人’。”

這進一步擴大了疏離感，但 1990 年代，很多崇明人不得不出島來市區。

2019年我們采訪出租車司機餐廳

在那里遇到了不少住在寶山區的崇明司機

1990年代中期，隨著國企改制，不少崇明人下崗，島上的工作機會無法滿足過剩的勞動力，大家不得不到上海市內打工。“開差頭”是很多崇明人會選擇的工作，其中有老鄉之間互相介紹的因素，還在于，當時，開“差頭”是高薪職業。

1990年代初，“差頭”司機一個月就好賺3、4000元。同期相比，公交車司機一個月工資不過800—1000元，而交警也才1000多元。

崇明司機吃苦耐勞，雖然上海市區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陌生的存在，但為了工作，還是會“啃”下地圖，是的，那個時候還沒有導航。施姐說她老公當時買了地圖，把它背了下來，“不容易的。有時也靠客人帶一帶。”

以前司機都靠地圖走遍上海

來到了上海工作，同時由于交通所限，不能每天回家，那么就要找一個地方居住。根據地方依戀理論，人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不僅依賴戶籍因素，也受到其心理上對地方歸屬感和安全感的影響。

崇明人選擇住在寶山，有很強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如果嚴格細究區域歸屬，崇明人到寶山可能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如今崇明區中的長興島和橫沙島，曾經都有一段時間屬于寶山，大家都是 310113 開頭的身份證號。

2005年

兩個島被劃入崇明區

而從香香、施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們的生活環境處在一種舒適圈中，大家都說著崇明話，結交著崇明朋友。就連彼此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丈夫開出租車，妻子在商場做營業員，大家都是做一休一的班，有的夫妻會選擇同一天休息，而香香和施姐都選擇錯開，這樣可以正好一人一天帶孩子。

在維舟看來，這是一種“離土未離家”的狀態，寶山是他們在自己老家和上海市區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其實在之前的很多年，很多人還保持著拔腿就跑的姿態，已經立業了，但他們沒想著在上海安居。

施姐夫妻一開始就沒想到買房，想著家在崇明，“賺幾年錢再回家呀。”香香要買房的時候也是全家反對，“他們覺得家在崇明”。香香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執意要買房的，在這種狀態下的買房，自然是要在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上，都離家鄉最近，這樣才能讓自己和家人有足夠的安全感。

04

相較于1990年代、2000年代初在上海定居的崇明人，后來在上海求學、工作、成家的崇明人并沒有那么密集地把寶山作為落腳點。

維舟1999年大學畢業，多年以后高中同學相聚時，他發現，雖然全班44人只有6個回到了崇明，但定居在寶山的人一個手就數得過來，“剩下的買在哪里的都有，虹口的，普陀的，像我住在浦東。”

除了剛畢業那幾年租住在寶山，顧小文后來搬家的地方隨著單位跑。“那時公司在虹橋那邊，工作比較卷，我也比較往前沖，就租在公司附近，在家里打開窗子就能釘釘打卡了。”

到了他們這一代，來上海以后考慮的不再是找一個中間地帶，而更傾向于實打實地融入其中。

“那時候就覺得說上海就是閃閃發光的嘛，你待在這島上你能干嘛？”

于是，人也開始流向了四面八方，各自扎根。

而隨著長江隧橋的建成，讓崇明與上海之間的通行，終于不再只有一個選項，也讓大家在置業的地點上，有了更多選擇。

只是再怎么分散，還是會有相對集中，不管是老牌寶山，還是新興浦東，抑或是以后地鐵開通之后的升級版寶山，都還會是崇明人選擇比例高的居住地。因為說到底，離鄉的人最看重的，還是與家的距離。

香香現在每個月要回一次崇明，“回家的感覺是特別舒服的，就是說呼吸是輕松的、走路都是放松的。我一到上海，汶水路那邊下來，就馬上是趕路的狀態，因為周圍人的腳步都是匆匆的，我感覺就像進入了一個打仗的狀態中。”

維舟身邊有朋友是每周要回去一次的，“父母年紀大了，要常去看看。”他和同學一起暢想退休生活時，總能聽到有人說想住回到鄉下，“他們是對這個鄉下是確實有感情的，你還會記得小時候有一些美好的記憶”。

在共富新村

能買到老人從崇明帶出來的金瓜

“人會不停地對比。小的時候，一對比就覺得都不用猶豫，那肯定是上海更好啊，那我就是想離開這小地方。可是這么多年下來，有的人會覺得說在上海太累了，回到崇明去挺舒服的。”

這種放松的感受不僅僅是由于崇明的生態島屬性，還在于家人的陪伴和記憶情感的加持。

“因為崇明是家嘛，想家肯定會回來，再遠肯定還會回。就像為什么春節過年的時候，有些人會坐火車，坐綠皮火車，搖搖搖，搖到家。我覺得就是差不多的感情。”

注：崇明隸屬上海，但崇明人習慣把去上海市區稱為到上海去，本文一些表達遵循崇明人的習慣。

參考資料：

1. 米丘，《候鳥般飛往上海的崇明島人》，微信公眾號“人間theLivings”，2021年11月19日

2. 陸一波，《大霧鎖申城渡輪泊江中百余名乘客被困近12小時》，解放日報，2007年01月19日

3. 維舟，《崇明人對上海認同的形成》，微信公眾號“維舟”， 2024 年 12 月 15 日（初發表于 200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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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顧 箏 何怡雯/

編稿子：小泥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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