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我想不到一生將如何度過

開春回了一趟老家，夜里陪著母親拉家常。她這次特意叮囑不必帶孩子回來，因為老大初三了，學業緊張。夜談時她難免問起孩子的未來打算，我笑笑說：“他完全沒想法，沒想過自己將來要走什么樣的路。”母親一驚：“啊？這可和你那時候完全不一樣啊！”

確實，我像他這個年紀的時候，可是早就反反復復設想過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有很多的理想等待著去實現。回頭望望那個年少時的自己，我和他之間隔著一片寬闊的水面，三十年了，我成為當初自己想成為的那樣了嗎？

我從小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將來想做什么：當一個作家。盡管那時的我甚至分不清作家和學者的區別，但這個念頭卻十分執著堅定。這與其說是什么“立志”，倒不如說是因為我除了閱讀寫作之外，沒別的興趣愛好。我只想做這個，也只會做這個。

有理想是一回事，理想要怎么實現，那是另一回事。現在想想，我那時為自己選擇的道路，實際上是大多數人都不會選的。初三中考前，中專、衛校還很吃香，其實我爸媽也希望我能選這條路。窮人家的孩子，務實一點，也好早點踏上社會，減輕家里負擔；是我堅持要繼續讀下去，爭執之下不惜撂下一句狠話：“你們不讓我讀大學，我一輩子恨你們。”

父母尊重了我的選擇，自此沒有干預過我的自主決定，但這意味著我得承擔這一決定的所有責任，因為那是我為自己選的，怨不得別人。在我高考的1995年，全國報名人數253萬，普通高校招生92.6萬（這兩個數字，在2024年分別是1353萬和1069萬），這意味著當時的錄取率僅為36.6%，而上重點大學、讀文科的就更少了。

那時國內的文科衰落到了極低點，因為在“向前看”的社會浪潮中，文科被認為是“最沒用的”，而我想報考的中文系、歷史系又是文科中錄取分數最低的，人文理想，一錢不值。當我和大姨說起想報考復旦中文系時，她一句話就把我噎住了：“你媽吃了半輩子青菜，你還想讓她再吃半輩子？”

雖然一想到這些，我也在深夜輾轉反側，但我還是固執地不肯放棄理想，高考“3+1”的時候，我還是選了文科方向，并且是極少人選的歷史。那時全年段九個班級400多人，只有51個學生選文科，而其中又只有4人選加歷史。備考的第一堂課，歷史老師第一句話就說：“我倒是想問問，你們為什么要選加歷史？為了你們4個人，害得我還要備課。”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有一種“為理想獻身”的沖動。我當然明白家境清貧，也不是不知道讀文科大概率清苦，甚至也隱隱約約地知道，學術理想是一條荊棘路。然而知道歸知道，我還是執意要走下去，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總覺得，如果我沒有拼盡全力就迫于現實放棄了，那我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結果，我高考差了一點點沒能夠著心儀的復旦中文系，倒是陰差陽錯被調配去讀了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的廣告學專業。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全家都很高興（舅舅毫不掩飾地說“比復旦中文系好多了”），除了我——對我來說，這就像是命運的嘲弄，既滿心酸楚又如釋重負，因為我已經盡力了，卻還是得到這樣一個結果，而之所以如此，只是因為我在考場上一個匪夷所思的失誤：我當時太過緊張，竟然沒能看到數學卷背面的最后一道題。

這像是戲劇中的荒誕橋段，但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它的沖擊力有多強。在至少長達一年的時間里，我都陷于一種“人生自此改變”的自怨自艾中，又由于這種處境難以被人理解同情而格外不可自拔。由于是高分落榜（那年考入廈大的上海考生中，我是文科第二名），我被調配的專業反倒比自己原先填報的中文系、歷史系熱門多了。一個中文系的甘肅籍師兄得知我的遭遇之后，驚訝異常：“你第四志愿還能被廈大錄取，調配到新聞系廣告學？也就你們上海能這樣，我們甘肅哪能這么幸運？你可知足吧！”

我也知道自己運氣已經不錯了，但正因此，我更加無法責怪任何人，那就只能責怪自己了。我知道家境清貧，要再去讀中文系的研究生不免太任性，也沒人能理解支持。想到自己的學術理想就此破滅，我就情不自禁地一陣絕望。

這是我人生中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喪失了生活的意義感。在別人看來，我泡在圖書館里，讀的卻是文史哲而不是廣告專業的書籍，看似每天過得充實無比，然而只有我自己清楚內心的無盡空虛：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讀這些書，似乎純然是慣性使然，但既然我已經不再以學術為業，將來要投身商海，那繼續閱讀這些沒什么人會看的書，所為何來？直到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讀書既不崇高，也不卑微，就像有的人喜歡游泳，有的人喜歡戲劇，而我喜歡讀書寫作，僅此而已。

我是多年后才意識到，這一年的內心掙扎，也不是壞事：如果人生中早晚要遇到挫敗，那還不如早點到來，至少在年輕的時候，人的可塑性還比較強，意識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很少會是筆直的，總有著起起伏伏的上坡下坡，以及無數分叉的小徑；也只有經歷了這些，才能學會忍受、進而享受這一路的曲折漫長。

2004年夏天，我重新開始寫作的時候，已經二十七歲了。我那時絕沒想過有一天能以寫作為生，就算有過這樣的念頭，也是早已破滅的理想，而我當時就像一個被上山下鄉耽誤了青春的返城知青，遲遲撿起早年的愛好時，心底里已經失去了當初的沖動。

那時我投身廣告行業已經整整五年，每天所面對的事物，和年少時的學術理想幾乎找不到一丁點的相似之處。這一行的勞動強度很大，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剛畢業之后不久的那個秋天，我一度連著加班了40天，其中只有一天是在晚上9點之前離開公司的。即便下班回到家里，也煩躁得看不下任何書，那是一種無法思考的狀態，就像每天重體力活干完，人會累得什么都不想做，大腦只是在自動運作，機械地應對目不暇給的各種事務。

高中好友張暉在那些年里沒有放棄勸我考研，我有時也忍不住心動，然而兩人在一起談得越多，我就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身處的現實與學術生活之間的差距。我感覺自己迷失已久，日漸熟悉商業社會的種種運作規則，那是與象牙塔里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然而，聽他講的內幕多了，我反倒產生了一種望而生畏的感覺，尤其是聽到他說起學術界的“近親繁殖”、評選過程的不透明，以及與付出相比低得不成比例的回報，這都讓我很不安地意識到：在中國，一個有學術理想的人想要投身學術體制，就好像要和自己最中意的異性結婚，但卻不得不和他/她那個嚴酷的家庭一起生活。

后來有朋友告訴我，她和幾個學界中人聊起“維舟的文章能否得到學界的承認”，眾說不一，但反對意見居多。我并不意外，畢竟我也深知自己寫的那些，往好里說也就是“學術散文”，談不上嚴格按照學術規范，更別說我這人對文史哲領域興趣之廣泛，本身就與現代的學術分科格格不入，但我也并不想謀求得到什么承認，我只是寫自己想寫的，重要的是寫下去。

置身學術體制之外，當然術業無專攻，但對我倒也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至少我可以任由自己隨性而為，享受純粹的閱讀樂趣。我沒有指標，沒有論文壓力，寫書評也無須顧忌學界關系，而本職的收入也讓我有底氣不用為了稿酬去寫自己不想寫的文章。有了這樣的體會，我才漸漸意識到，經濟支撐對于“自由而無用”的興趣是多么重要。

很長時間里，我對本職工作都談不上有什么激情，那不過是一份我賴以謀生的職業，盡職做好，對得起那份薪水而已。我所從事的，還不是文案這樣更具“創意”的工作，而是媒介計劃，那需要整天和收視率、點擊率、預算等等各種數字打交道。至少在那些年里，我自認本職工作和個人興趣沒有一點關聯——這倒也未必是壞事，因為這讓我學會了把工作和生活截然分開：工作的時候就忙工作，下班了，在公交車上拿起一本書，就迅速切換到另一個模式，盡量不去想工作的事了。那是我的雙重生活。

我沒有覺得這是好的，倒不如說是迫不得已的妥協，心底里想的還是能有一天全身心去閱讀寫作，但2013年春張暉的英年早逝，給了我意外的重重一擊。他那些年專攻古典文學研究，一路讀到博士后，畢業后進入社科院文學所，他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想做而沒能做到的人生理想。正因此，他的病逝是對我的雙重打擊：不僅僅是失去一個知己，長久以來的理想也再一次遭受重創。

在漫長的追思中，我重新審視了兩個人這些年來在人生轉折點上的一次次選擇，逐漸看清了來時路。我頭一次真正釋懷，不再像以往那樣遺憾自己沒能從一開始就走對，我們只不過是走了不同的路。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死亡”這回事，總覺得距離自己十分遙遠，但那時候，我第一次認真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張暉至少留下了十幾本著作，但如果我明天就走了，那我給這個世界留下了什么？我想，這是張暉給我的最后的禮物。

兜兜轉轉下來，我終于在人到中年之際遲遲意識到，長久以來的雙重生活，實際上未必那么割裂：那些年里，其實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我在閱讀中所獲得的知識，固然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但反過來更重要的是，我的工作也并不只是給我提供了收入，職場歷練至少讓我理解了現代商業文化，而這對于觀察和理解現代社會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更不用說職場上學到的調研、演講、時間管理等技能，都有益于我的閱讀寫作。承認這一點沒什么不好意思。

多年后，我的雙重生活也難以為繼。自2020年春在集團裁員浪潮中下崗以來，我在四年里三次失業，這在經濟上當然是接踵而來的打擊，但從心理上來說也不失為一種解脫——我終于不用再掙扎于工作和興趣之間的兩難，由于失去，我也得自由了。我沒有想過，少年時對閱讀寫作的理想，以這樣一種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來。

對我來說，這是最壞的時刻，也是最好的時刻：生活的壓力在人到中年之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點，但我內心卻從未如此安詳和堅定。無論前方還有什么等待著我，我都坦然無懼。

得承認，我迄今為止的人生，大抵波瀾不驚。盡管回想起來有過這樣那樣的波折，但那沖擊只是發生在我內心深處，在旁人眼里，難道這也能算是什么波折？畢竟要說起來，有幾個人活到這歲數能沒經歷過一點風浪呢？

這樣平淡的人生，之所以還值得講出來，是因為我發現，在我們這個社會，真誠的自傳是很少的。更常見的是：成功者會篡改早年的事跡，以顯得自己的成功早就有跡可循；而失敗者則很少愿意談及過往，那是他們寧可遺忘的尷尬和痛苦。從這一意義上，自傳是需要勇氣的，畢竟面對自我、正視自我都一樣難。

正如德國生物學家維爾納·西費爾在《敘事本能》一書所言，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連貫的人生故事，無論是什么樣可怕的經歷，只要轉化為語言，那這樣的自由書寫就能改善幾乎任何人的身心健康，因為在敘述中不僅可以讓人發現問題，也能經過反思找到應對生活挑戰的策略。任何敘述者當然都難免從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截取一些，從而賦予某個意義：

“在對故事進行全新詮釋時，若有必要，可以換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敘述。我們的自傳可能是基于某種完全不同的傳記產生的，畢竟，自己的生活可能原本就是另一副模樣！自傳中的‘我的生活’可能并不存在。換句話說，我每天過日子、感慨失敗、慶祝成功，我要講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或者只有一個，但是這個故事和任何一個好故事一樣，有很多解讀方式。所以說人生其實就是一個好故事。”

我成為今天的我，肯定不是我年少時能料想到的人生劇本，我那時對人生的理解很單純，仿佛那無非是“理想”的實現過程，不摻雜著“現實”的雜質。但隨后的經歷表明，在一段數十年的旅程中，不可能沒有意外發生，而這種意外有時還會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自從高考失利后因為一連串巧合讓我去讀了一個不曾想到的專業之后，我對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始終保持警惕。

從我的感受來說，人只要堅持下來，似乎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但未必是以原先設想的方式，常常倒是以一種匪夷所思的方式實現的，結果也有可能是一言難盡的荒誕，這或許是命運對人類飽含戲謔的善意。

作為一個計劃性很強的人，我原本并不歡迎意外，因為這首先就意味著打亂我的計劃，但也是在歷經世事之后，我逐漸意識到，旅程中難免有意外，而有時計劃之外的不確定性倒是也能帶來驚喜，與其抗拒，不如順其自然擁抱它。

想到這一點，我覺得也有必要對現在面臨和我當初一樣處境的孩子說：重要的不是一個完整的未來人生規劃，而是積極擁抱變化的能力。我知道現在和他們講大道理（“你要有遠見”）毫無用處，因為這個年紀的孩子既沒有緊迫感，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該怎么做；還不如讓他們培養好自己的興趣，以及遇到問題時如何解決的能力，這樣，當他們以后人生中遇到變故，好歹知道究竟朝哪個方向走。

最近這五年里，我們活生生見證了風險社會的降臨，也看到了太多人在風險面前的脆弱與恐懼，然而，退縮、躲避并不能換取真正的安全。也是因此，我這兩年來愈發覺得，勇氣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品質。

無論如何，正是這些年來的種種經歷，塑造了當下的我。有些變動和沖擊超乎我的預料，甚至一度讓我偏離航向，但最終它們都豐富了我的人生，讓我看到了未曾預料到的風景。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曾在他的一部小說中問道：“一個人如何能夠將自己的生活過到極致？”他的回答是：“把盡可能廣泛的經歷轉變為有意識的思想。”我知道要做到這一點很難，但我會盡力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