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上海的咖啡館業才剛剛起步。在滬洋人們還習慣去總會、西式飯店等附設的咖啡吧或者餐廳喝咖啡。有錢的中國人在改良西餐的番菜館里，剛學會飯后來杯咖啡助消化。

1910年的《上海指南》將“咖啡”列為游滬必須體驗的項目之一，頗有點今天網紅打卡之意。

《上海指南》 資料圖

編者推薦了當時四馬路（今福州路）上的一家叫“寶利”的咖啡店，對其“潔凈”的營業環境甚為推崇，并聲稱許多人都喜歡去這家店。
“寶利”開設于1906年，最初位于福州路，后搬遷至漢口路。除售賣咖啡外，還賣紅茶、汽水、冰淇淋和各種點心糖果，從經營范圍來看，它和今天的咖啡館沒有分別。在此后的1914年和1923年的《上海指南》中，“寶利”的名字再次出現，聲名頗望。但它并不算上海灘最有名的咖啡館。

寶利咖啡店廣告 資料圖

要知道，在它出現后的二十多年，上海的營業性咖啡館數量劇增。自1863年海關有記錄顯示咖啡輸入中國以來，每年的咖啡進口量一直處于增長趨勢。1920年代后期，咖啡單位價格逐步攀高，中國人的人均消費量也從1913年的0.061斤/萬人，增至1935年的10.418斤/萬人。

到1946年10月，全市已有咖啡館186家，加上其他娛樂場所、西餐館、飯店等附設的咖啡座，估計上海能喝咖啡的地方有297處。如果再算上沒有領取營業執照，私自經營，不登記在冊的酒吧咖啡廳，這數字很有可能達到500處。

今天的上海咖啡館喜歡扎堆的“巨富長”（指今天的巨鹿路、富民路和長樂路地區）在民國時期也聚集了大批咖啡館。可以說，從過去到現在，舊法租界區域始終被咖啡客們津津樂道。

這里就不得不提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作為法租界的核心地塊，這條馬路的咖啡館情結得益于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流亡上海。“文藝復興”“ 君士坦丁堡”“卡夫卡斯”……這些名字就充滿異域風情的咖啡館，店主都是俄僑。在這些咖啡館里隨便挑幾個白俄客人，就可以找到原來沙俄時期的公爵親王、大將上校，搞不好還能重組沙俄的陸軍參謀部。還有那些白俄侍女，也可能曾是某個公主或者公侯夫人。

舊時霞飛路咖啡館 資料圖

霞飛路上最有名的咖啡館莫過于DDS，中國客人昵稱為“弟弟斯”，是老上海記憶中的頂級咖啡館。甚至到了1949年后，因為其過于有名，被南下干部周而復的小說《上海的早晨》選作資本家構陷陰謀的場所。DDS其實有2家店，設在霞飛路的是總店，有上下2層，樓上不但售賣咖啡，還有舞池和表演，飲料和食物的價格自然也要比一樓貴一些，另一處分店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

DDS 廣告 《近代上海咖啡地圖》內頁資料圖

別看這家咖啡店匯集的都是中外雅士，它還是地下黨接頭場所，掩護了不少的革命工作。1929年秋天，李富春和陽翰笙曾在此商談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合作。

與霞飛路一起并列民國上海CBD的南京路和靜安寺路，也聚集了相當多的咖啡館。如沙利文和CPC。兩者都有自家的工廠，不同的是，前者經營的點心糖果過于好吃，名聲蓋過咖啡，后來成為上海益民食品四廠的一部分；而后者自帶的烘焙加工廠一直被沿用至1949年后，成為上海咖啡廠的前身。

上海牌咖啡 資料圖

1960年代至1980年代，這是全上海碩果僅存的幾處喝咖啡場所之一，甚至一度成為“獨苗”。至于如今在南京路上重新開設的東海咖啡館，其前身馬爾斯咖啡館在當時并不起眼。

東海咖啡館舊影 資料圖

東海咖啡館（滇池路110號）今影 資料圖

當然，在花園住宅和新式里弄聚集的愚園路，你還能遇到張愛玲口中“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但是她和友人常去的還是靜安寺路上的“凱司令”，倒不是因為這家的咖啡好喝，她更喜歡的是這家的甜點，那份“松香甜”尚能延續至今。

另一個咖啡館的集中地區是虹口，這自然離不開日僑和猶太難民的身影。不過，最有名的還要屬1928年創造社在今天四川北路武進路口開設的“上海珈琲”。

去過日本的朋友一定看得出來，這“珈琲”一詞，正是日本人對咖啡的稱呼。這家文人所開的咖啡店里還聘請了女招待，一時吸引滬上不少文藝男青年趨之若鶩。有人還聲稱在該店看到了魯迅與郁達夫，以至于魯迅專門寫文批駁，也就是他筆下《革命咖啡店》的由來。這家“上海珈琲”并沒有因為魯迅的批評而關門，反而名噪一時，引得越來越多的人上門一探究竟，但很快隨著創造社被查封而關停。

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中與青年木刻家交談 沙飛 圖

魯迅聲稱自己不喝咖啡，卻并不屬實。至少在他的日記中曾記載了好幾次與許廣平和友人去咖啡館喝咖啡。他曾去過的公咖咖啡館，裝潢與其他咖啡館的西式風格不同，據說仿東京銀座的咖啡館，是日式風格。

魯迅逝世后，許廣平帶著周海嬰遷入霞飛坊，曾和巴金做過鄰居。許廣平和巴金都有喝咖啡的習慣，許多年后，周海嬰還記得他曾多次和小伙伴一起去離霞飛坊不遠的DDS買現磨的咖啡粉：

“距店幾丈遠就能聞到烘焙著的咖啡豆的芳香。咖啡豆盛在落地透明長筒形玻璃缸內,顏色有黑棕、棕黑、棕褐、淡棕,依焙炒火候強度而各異。”

目前無法得知DDS的咖啡豆都是哪些品種。不過根據研究顯示，上海地區輸入的咖啡豆在1931年后以荷屬東印度（包括今天的蘇門答臘、爪哇等地區）、印度、新加坡和巴西為主。

一位經手咖啡進出口的洋行雇員也提到：“本行經銷蘇門答臘、爪哇的生咖啡豆，有4種牌子，分龍（DRAGON）、象（ELEPHANT）、鱷魚（CROCODILE），其次是猴（MONKEY）”。

后來，該行又進口了哥斯達黎加和危地馬拉的咖啡豆。該行咖啡豆的最大買主是位于南京路的三道司（SANTOS）。這家俄僑經營的咖啡店將買來的生豆放在櫥窗里供人瀏覽，同時還提供烘焙和現磨的業務，顧客也多是外國人。

1947年《申報》廣告 美國新到咖啡 資料圖

千萬不要以為喝咖啡只能在裝飾摩登的咖啡館里，又或者咖啡只屬于有錢有閑者的附庸風雅。

抗戰勝利后，美國兵把戰時配給物資向中國市場拋售，上海市面上充斥著各種美貨，其中就有雀巢的速溶咖啡，其中位于如今黃浦區東部的中央商場，就是當時此類物資最出名的銷售圣地。

中央商場 資料圖

速溶咖啡沖煮方便，一罐咖啡粉成本可能在一千多元，最少分成20杯，每杯最少可以賣100元，如果加上牛奶和糖，一杯最少可以賣300元，利潤還不少。于是，上海街頭出現了各種露天咖啡攤，擺設通常是一輛類似現在夜排檔的推車，披著一塊白色或者格子桌布，車上一般會擺一個小玻璃櫥，里面陳列著各種罐頭——三花淡奶、可可粉和S.W. 咖啡粉。

在這些咖啡攤上，西裝革履的青年職員與汗流浹背的黃包車夫并肩而坐，大口喝一杯咖啡，再咬一口抹了白脫的烘烤過的吐司。這一刻，咖啡終于跌下了高貴的神壇，走向了普羅大眾。

露天咖啡攤漫畫 孫鶯 提供資料圖

這種特殊的咖啡消費現象很快隨著上海的解放消亡了。隨著1949年上海解放，人民政府宣布要將大上海改變為一個“生產的城市”，咖啡館的生意一落千丈。1955年，上海市西餐咖啡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咖啡館數量進一步減少。1966年，全市西餐館和咖啡館只有13家。在特殊時期，更是只有國際飯店、和平飯店和上海咖啡廠幾家在茍延殘喘。

和平飯店咖啡廳 楊曉喆 圖

就在大家以為上海咖啡館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之時，1990年代的懷舊熱席卷了上海灘，咖啡館又得以復蘇，直至最近的調查發現，上海的咖啡館數量已經超越紐約，成為全球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

百多年里，這段“咖啡情緣”曾遭遇起伏與波折，但時過情遷，歲月荏苒，咖啡終究是潤物細無聲般浸潤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咖啡館也成為了上海無可替代的城市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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