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沈西城
金庸除了是武俠小說名家，還是優秀的政治家和精明的企業家，政治見解獨到，而且能做生意發達。
一九八六年，我在《星島日報》寫《妙人列傳》專欄，朋友見到我都會問：“你《妙人》很好，為什么不寫金庸？”我的答案是一貫的：“會的，就快了！”期票不曾兌現過，似乎不守信用，其實自有苦衷。八十年代初，我寫了《金庸與倪匡》這本書，已將金庸寫得很詳盡。其后，中國內地不少文人寫金庸，在毫無咨詢底下，恣意擷取書中資料，增衍斧削，推出《金庸傳》，堂而皇之，成了金庸專家。因此，要寫金庸，除非有新的資料，否則就會淪為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了。
近日夏日炎炎，賦聞在家，重看金庸武俠小說，先是《天龍八部》、再而《笑傲江湖》《鹿鼎記》，本意是消暑驅熱，豈料竟看出一點苗頭來，靈感勃發，毋妨再寫一些金庸瑣事。記憶中，我認識的金庸，并不善于辭令，見面總是客客氣氣，沒風趣可言，可他寫的武俠小說里面，不乏雋永雅句，令人忍俊不禁。不熟悉金庸的，不會吃驚，熟悉他的，自然目瞪口呆，金庸不是一個口才玲瓏、反應敏捷的人，竟能寫出如此佻脫靈巧的對白，此真金庸其人乎？
過去的一個寒夜，倪匡跟我喝酒時說過一個看似笑話而非笑話的說話：“老查口拙，老牛拉車；我是機關槍，我放十個字，他只能回一個字，吵架？絕對吵不過我。”話雖如此說，表現在小說里的對白，倪匡就遠遠不如金庸那么調皮幽默風趣矣！韋小寶罵人的對白，刁鉆陰損，倪大哥無論如何都是寫不出來。七十年代，日友《讀賣新聞》駐港特派員本池滋夫（曾留學北京）這樣對我說：“跟查先生見面，言辭拖拖拉拉，呆滯不前，可看到他的小說，尤其是韋小寶，說話調皮靈活，插科打諢，看得我捧腹大笑，哪能相信這些對白是查先生寫出來的呢？”
不僅如此，金庸寫稿的速度跟他講話一樣，烏龜爬行，慢極慢極！那年代，《明報》初創，要靠寫武俠小說來維持生計，稿速亦不快，籠在斗室里，千余字的連載，往往需兩、三個小時。門外的排字房工友發急了，離截版時間，只有半小時了呵，查社長渾然忘我，字斟句酌，一字一句地寫。工友忍不住了，大聲喊：“社長，時候到了！”幡然驚醒，寫下最后一句，把原稿遞給字房工友送去排版待印。倘若沒有報紙的補助，查先生怕連自己也養不活，況乎妻兒！
說句老實話，金庸的原稿寫得異常工整，秀氣盎然。工友看到他的稿子，悠然入迷，沉重的工作壓力，頃刻化為烏有。字房領班陳東對我說：“如果每個作家的字，都像查先生那么清晰，我們的工作就輕松得多了！可惜這樣的作家真少得可憐！像倪匡、三蘇的稿子，看得人頭暈眼花，要逼著眼神，一字一劃地猜度，否則必然排錯，唉！”聽得我笑了起來。我曾經校過倪匡的《木蘭花》，不大潦草喲，為何陳東他們都怕看倪大哥的字？
一般人初時都以為金庸只是武俠小說名家，其實，他還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和精明的企業家，在政治方面，他有著跟一般專家不同的見解，對海峽兩岸的看法，輒有精辟的言論。遠在四人幫時代，他就看到大陸的前途絕對不能掌握在這班人手中，對臺灣，也有獨到看法。訪臺歸來，撰文《我見、我思、我聞》，向臺灣政府掏心掏肺地陳述了個人的意見。我訪問金庸，臨別時，對我說過：“沈先生，兩岸政府其實是在進行一場角力比賽，誰能令人民生活過得好，人民就會傾向誰。”這句話給予了很大的啟發。
金庸不愛交際，只喜清靜，此能悟真如。用錢也有節制，可這不等同吝嗇，他可以花十萬塊港幣買個圍棋盤，有朋自遠方來，熱誠招待，窮朋友過年缺錢，一次過贈送五萬元。這樣的人，哪里去找？去世七年，我還記得先生曾倒茶一杯予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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