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摸魚圣地”到“加班大本營”：宋代待漏院為何卷過唐代？

2009年2月，西安唐大明宮遺址考古工作者在新發掘的建福門址兩側發現了兩片特殊的等面積夯土痕跡：二者分別南北寬約十米，東西長約二十米，其上方的建筑已毀，只留存建筑基址。工作人員對照文獻記載，最終確定這便是文武百官在宮門口等待早朝時的休息場所：百官待漏院。

大明宮外的“待漏院”自唐憲宗年間首建，經過唐與五代的發展，直到宋朝成為設置完備的民情機構，其作用也由為等候上朝的官員們遮風擋雨，轉而成為緊連皇帝、官員與民眾的紐帶。

天子腳下的“茶水間”，也能“摸魚”打盹兒

當長安城還沉浸在濃重夜色中時，建福門外的燈火早已率先刺破黑暗。寅時剛過，身著各色官袍的身影便已絡繹匯聚于一座特殊建筑前——這里并非朝堂正殿，卻承載著帝國日常最關鍵的運轉。這座小樓即為被稱作“待漏院”的交通樞紐。

“漏”指古代以滴水計時的器具漏刻，亦可泛稱更次與時辰。李益《宮怨》詩云“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便是借用海水無盡來比喻失寵嬪妃的夜夜漫長。“待漏”之名直白而又形象，即描述官員們在夜色未退之際，提早在宮外靜候漏刻報時宮門啟鑰的行為。宮門五更寅時開啟，即凌晨3至5點，百官必須提前到達，然而無論夏雨冬雪，天氣如何，官員只能在露天的環境里站立等候，之中的艱辛可想而知，如果再住得離宮門遠一些，披星戴月長途跋涉之后還要“罰站”，運動強度不亞于大學生軍訓。

一塊塊“望君石”在外苦苦等待：“三殿曙暉猶未啟，九霄寒露已將多。”終于在憲宗元和二年（807）設置待漏院，作為百官上朝前的風雨庇護之所：

“六月丁巳朔，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門外。故事，建福、望仙等門，昏而閉，五更而啓，與諸坊門同時。”

唐朝的待漏院只有驛站歇腳的功用，但這卻是最基礎且至關重要的功能，官員們能在此遮風避雨，在覲見皇帝前，調整至上朝最佳狀態。他們整理儀容、朝服、笏板，拂去身上的塵土，平復一路勞累的心情，做好面圣的正式準備。

雖說待漏院是個嚴肅場所，許多朝禮規范都要求官員們在待漏時需儀態端正，不得“行立失序”“談笑喧嘩”，但時間久了，官員們也會變著法地“摸魚”讓自己能輕松一些。最初，同僚們會利用等待的時間進行非正式的交流，由此能在上朝之前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無論是商議即將上奏的要事，還是溝通衙署間的公務協調，或是交換京城內外的見聞，待漏院都扮演了重要的信息集散中心的角色。這一現象到宋時愈演愈烈，甚至已成為“固定節目”。宋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便提到：

“百官早朝，必集于待漏院，以待開門。時或有所咨訪議論。”

閑聊能讓官員放松不假，但還有一種更為直接的放松方式被普遍采用：假寐。早朝要求大臣早早起床，許多人在昏睡中就已上路，于是選擇在待漏時抓緊時間補覺。唐朝詩人權德輿在待漏時酣然入夢，思緒飛到了幾千里外，事后還作詩《待漏假寐夢歸江東舊居》一首，聊表夢醒后的惘然：

“覺后忽聞清漏曉，又隨簪佩入君門。”

在京城做官固然是無上的榮耀，但上早朝實屬是“力氣活兒”苦差事，官員雖然不至于叫苦不迭卻也在心中偷偷抱怨。好在有待漏院平地而起，不用“廣廈千萬間”，只要一個二百平方的小院，滿朝文武便能知足“俱歡顏”了。

今早待漏是偷懶還是“補作業”？這是一個問題

基于自身政變經歷與過往的歷史教訓，宋代在確定治國方略和思想時，逐漸形成了崇文抑武的核心內容。受到重視的文官集團在待遇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如終宋一代，刑不上士大夫，而待漏院的設立也是宋代文官政治確立以后，士大夫待遇提高的表現之一。

北宋都城開封是在唐末汴州城的基礎上擴展而來，其城墻有里外兩重，宮城在先前遺留的舊州城之內。宋廷仿前朝在宣德門外構造待漏院，又稱待班閤（gé）子。較之唐朝，宋廷明顯抬高了待漏院的地位，更加注意加強對它的管理。首先是頒布了一套嚴格的程序：由宮內打開宮門，大臣們按照官品排列好次序，才可上朝。《朝野類要》記載：

“宮內之前待漏院，所以俟候宮門開，及閤門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

負責監察百官的御史趙湘曾上書建議嚴格查控處于待漏院之中的官員：

“臣聞君臣之際，禮儀攸行；朝廷之儀，進止有度。故辯論而皆入，或假寐以待時，茍夙興之不勤，何匪懈之能竭，況乎稱疾尤屬慢朝。若無察視之規，孰執曠官之咎。”

趙湘在上書中提到了官員們當勤于政事，應盡早去待漏院候早朝，且在等候時應沉默緘言，不可偷睡。對于一些晚到或者稱病因故請假者進行批評，甚至建議以“曠官”處理。同時他還建議排兩名專員每日“值班點名”：“有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誑妄，即彈劾。”真可謂是當代“風紀委員”。

宋代待漏院由現象向制度推進的另一個證據，就是讓朝臣們在待漏期間有了具體的工作任務。以最高官員宰相為例，宰執等高級臣僚在待漏院的“地盤”與普通官員有所區隔。他們在待漏院止息，通常并不純粹是靜候皇城開門而已，往往還要利用這段時間翻閱、處理案牘，為升殿奏事做準備，此時天未放亮，宰相只能在燈燭之下抓緊辦公。

《玉壺清話》有載：

“舊例，丞相待漏于廬，然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桉遣決未盡。”

可見，宰執抵達待漏院的時間頗早，往往耗盡長達一尺的“巨燭”方才天亮入朝。待漏院本是為上朝而設置的輔助性建筑，“待漏”這段零碎時間，也被宰執們利用來處理公務，由此可見其工作之繁重，以及官員之勤政。

當時普遍應用的椅子多是胡床，椅身較矮，靠著坐則無法支撐身體，躺著坐則姿勢不雅容易被參，非常不舒服。紹興初年，梁仲謨主政臨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者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于此”。后梁仲謨為眾人置辦了新樣式的座椅，由硬板凳換成了“人體工學”，腰不酸了腿也不痛了，官員們無不歡伏感謝。

今職能層層疊加，逐步向朝房靠攏

宋代文學家王禹偁曾作散文《待漏院記》，暢想了賢相與奸相待漏時的不同思想狀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若是“兆民未安，思所泰之”，那么“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而如若“私心慆慆，假寐而坐”，則“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待漏院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目中是勤政的象征，而他們在待漏院除了議論政事，還會受理官吏和民眾的訴求。

宰相孫抃曾受理過申冤的上訴：“在中書日，冤人叩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又如蘇璀“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北宋初年，待漏院一度代替當時尚未建立的上奏院，處理各地方的上奏文書。“國初，沿舊制皆本州鎮補人為進奏官……每日早集待漏院東廊下，承受宣敕司文字各就本州院發還。”

但待漏院并不是大理寺登聞鼓院那樣專門受理上訴的司法機構，它本身也沒有判罰的法律權利，所以待漏院的上訴申冤更多的是一種增強對己方有利輿論的手段，可以說是古代的“輿情公關”。當通過正常的申訴程序不能夠達到申冤的目的的時候，就有人走投無路：“又請待漏訴之”。

雖說這樣的方式過于極端，弄不好易擔風險，但說到底也為平民百姓增添了一條上訪的途徑。于此之上，待漏院的職能還增添了如處理集體請愿、突發性事件、懸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朝廷處理政事的整體效率。

宋代雖多是恪盡職守的職官，但日復一日的待漏上朝還是為官員造成了很大的身心壓力。張士遜久在政府，且與呂夷簡為姻親，當從呂氏那里得知自己即將外放的消息時高興萬分，因為終于可以不用每天起早，于是在詔令還沒有發出的情況下便“令院子盡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一天都不想上班了。更有甚者在待漏院等候時急疾發作，不得不回家休息：“景德元年，沆（人名）待漏將朝，疾作而歸。”可想而知，如若沒有待漏院，百官上朝前還會吃更多的苦，幸好有待漏院這一把晴雨傘，避免了“沒苦硬吃”的局面出現。

待漏院在唐宋期間不斷得到完善，并在時間意識、勤政象征與禮儀規范上都衍生出了獨特的政治文化。它雖非權力中心，卻是唐宋朝廷日常運轉不可或缺的齒輪，見證了官員們披星戴月的勤勉，也承載了朝堂內外的信息暗流。從簡陋的廊廡、歇腳的院落、到宋時制度化的建筑，后期還演化成為明清巍峨宮墻下的朝房，待漏院形態雖變，但作為連接宮禁內外、黑夜與朝堂的關鍵地位卻始終如一。

每一次宮門的開啟，都始于待漏院中焦灼的等待。“待漏”二字本身，便凝固了古代王朝在時間刻度上精確運行的勤政觀念，以及對各地民生按部就班發展的深切期望。當漏盡鐘鳴，宮門洞開，官員們魚貫而入，新一天的朝政便在待漏院積蓄的黎明中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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