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損。”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就像大學里評職稱或者官場升官，有人上就有人上不去。如果這個“上的”存在利益輸送或者私相授受，那個“沒上”的就是被害人。現實情況也印證這個道理：每當有類似的利益沖突和選擇時，總是匿名信滿天飛。沒有人被害，為什么會總有人舉報？難道僅僅是因為閑？而且達到了蛋疼的程度？
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有人受益，只是這種利益有的是物質方面的，有的是精神層面的；有的是顯性的，有的是隱性的。同樣，所有的刑事案件也都有受害人，只是有的案子，受害人明顯且突出；有的不夠明顯和突出。
但目前擺在眼前的殘酷現實是：無論從制度設計、從實踐運行上看，還是從理論研究上看，我們都對被害人的重視程度不夠。由此導致被害人權益在制度上被矮化和在實踐中被淡化。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
刑訴法修改在即，社會各界都很關注，不斷呼吁作出這樣的修改和那樣的完善。實際上，抓住被害人權益保護的問題，就等于抓住了刑訴法修改的“牛鼻子”，很多附在表面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先以各方關注的律師炒作案件為例：
前兩天有人問我：“這次刑訴法修改，會不會考慮增加被告親屬的閱卷權？以防止有些律師總利用這個來炒作。”我毫不猶豫的說：“不會。相對于刑訴法修改這樣的大事，幾個律師的炒作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改了這里，明天就拿那里炒作。想炒總是有題材的。就連修改本身，也可以成為炒作的題材。”但如果真要想從根子上治理律師炒作亂象，抓好被害人這個“牛鼻子”就足夠了。
“他炒被告權益，你以被害人利益對攻。看最后誰在輿論場獲勝？”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教員的話深刻精辟，揭示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規律。刑訴法修改抓好被害人權益保障問題，實際就抓住了群眾路線和群眾斗爭的牛鼻子。“不來則已，來則讓其陷入群眾斗爭的無邊海洋。”在新的斗爭和矛盾中獲取新的妥協，從而實現利益的動態平衡。這是讓全社會兼聽則明的機制，既因兼顧各方利益而總體公平，也因考慮斗爭規律而貼合實際。
再以實踐中的權力運行常態為例：
前段時間有律師發信息咨詢：“被害人的律師能閱卷嗎？詐騙二三百的案子，檢察院只認定了八十萬。感覺窩囊。”我答復說：“經法檢批準后可以閱。”又繼續發來了連珠炮：“還要經批準啊。”“不批準怎么救濟？”“有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這些均未再回復。
這樣的問題，很像“怎么才能從生孩子開始，就能保證他考上清華？”我對這種問題，也是“狗咬烏龜，無從下口”。
但反過來想，這也反映了實踐中對被害人權益保護不夠的亂象。而這種亂象，必定是常態。拋去利益勾連等非法因素不提，就單以人的“懶”為理由和規律，就可以認定這必定是常態。
案子到了辦案機關，多跑跑多問問，可能就多為被害人爭取些權益。但少跑少問，總比多跑多問輕松自在。因為“懶”這一單純、常見而又時刻發生的理由，被害人權益保護不夠的問題就必定是常態。
最后以此前曾醞釀過的“被害人救助法”為例：
對被害人的救助，是多方面的，有民政救助，有社會捐贈，還有辦案程序中的退贓退賠。但很多情況下，這些都還不夠。比如：殺人案件中，人死了，家里只剩下孤寡老人，而罪犯又窮的叮當響，無力賠償。這種情況怎么辦？
早些年，曾研究制定被害人救助法，針對這種情況，專門立法專門救助。但考慮到社會條件不成熟，這種救助也沒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沒能出臺。
我參與了前期的立法調研，也到青島等做的好的地方看了經驗，聽取了各部門意見。
現在想想，不出臺這個法是對的。
相對于被害人權益保護這么大的事，這么一部小法，頂多給個三五千塊錢、還要看地方財政臉色的救助，沒有多大價值。
被害人真正需要的，是貫穿刑事訴訟程序的全過程參與、全過程發聲和全過程監督。有這三個“全過程”，他的權益自然也就在司法程序之內最大限度保障了。無需再專門另行立法。
曾有好兄弟好心勸我：“你寫東西注意點，別耽誤了攬案源。”“多說些違心的話，做出一副為客戶去死的樣子，能吸引眼球。”我對他說：“高端的客戶，有足夠的欣賞能力。”
受害人的問題解決不好，矛盾就沒法從根子上化解掉。今天給你辯護成功，明天出來了，矛盾還在那兒敞著口子等著呢，后天會不會舊事重提再進去？
“一桿子扎到底，把矛盾從根本上解決了，從此再也不為這事煩心，踏踏實實過日子。”這種方案如果都接受不了的話，那還真不配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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