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首都不少，但被稱為“霧都”的則只有近代的倫敦。這并非偶然。因為歷史上的各國都城，大體上都只是政治、文化、商貿中心，但只有率先實現工業(yè)革命的英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形態(tài)：它把自己的心臟地帶也變成了一個工業(yè)中心。

“倫敦霧”乃是一種“現代工業(yè)之霧”，倫敦歷史上從無霧到有霧再到無霧，可以說大體對應著這座城市的三個階段：前工業(yè)化時代、工業(yè)時代以及后工業(yè)化時代。

無論何時何地，工業(yè)化總是意味著資源（尤其是“無生命能源”）的進一步集中化使用。

早期社會在這方面大多受限于地理因素，因為那時的資源大多依賴分布不均的木材和水力，但發(fā)明了蒸汽機的英國人，則開始圍繞著煤炭、蒸汽機、工廠和鐵路創(chuàng)造出了重工業(yè)為主的工業(yè)城市。

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借用狄更斯小說《艱難時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將這一類型稱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他認為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別骯臟”，會帶來嚴重的工業(yè)污染，尤其在初期能源效率還很低的時候更是如此；英國經濟的能源密集度（能源使用與GDP比）在1850-1880年之間達到高峰，“這可能是史上最沒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經濟體”。

并不意外，那也正是倫敦霧最濃的時期，“倫敦霧”一詞在1840年代應運而生。1874年問世的《俚語詞典》中新收錄了“煙”這個早已存在的慣用語：“鄉(xiāng)下人要去倫敦時，經常會說他們要到煙（smoke）里去；而倫敦人要去往鄉(xiāng)村，也會說自己從煙里出來了。”

那時的英國人常用“豌豆湯”（而“這是一種可以維生，但人們能避則避的食物”）來形容倫敦霧的暗黃色以及濃厚的質感，這一說法盛行多年，甚至被收錄進了《牛津英語詞典》。

部分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尚未充分意識到其危害（畢竟環(huán)保主義興起的1960年代，倫敦霧已開始消散），部分也因英國人滲透到骨子里的幽默感，當時的人們對這些似乎并不怎么當回事，倒更多是以一種調侃的口吻泰然處之。

《倫敦霧：一部演變史》

[英]Christina Corton 著

張春曉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7月第一版

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娜·科頓在《倫敦霧：一部演變史》中梳理了19世紀以來那一百多年里英國人在報章、文學、詞典、繪畫、戲劇和影視作品中所談到的倫敦霧，勾勒出倫敦人對霧的曖昧態(tài)度：

他們將霧稱作“倫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既“體現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屬性，一種首都之城令人艷羨的優(yōu)越感，但也包含著反諷意味”，因為這畢竟又不算是多值得羨慕的特色；與此同時，人們雖然對霧感到無奈，但一切工作似乎又運轉如常（反正有人工照明），以至于他們在很長時間里也并沒有多大動力去改變這一點。沒有了霧，冬季似乎都不算完整，而倫敦好像也都少了點什么似的。

那正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日不落帝國蒸蒸日上，而在它的首都卻常常不見天日，以至于1897年的一幅英國漫畫上借用初抵倫敦的法國人口吻自嘲：“哈哈！我的朋友，現在我知道你說的日不落帝國是什么意思了！絕對是！因為太陽根本就不升起來！”

正如書中所言，“霧已經變成了倫敦本身，還奪去了倫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變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這座城市將自己隱匿在大霧中，試圖挫敗每一個冒險者，制造混亂和痛苦。”

在維多利亞時代小說家的筆下，進入了文學想象世界的倫敦霧變成了一個現代工業(yè)社會的隱喻，承載了諸多意義——事實上，它的許多特征，例如模糊、危險、犯罪、感官與理性的迷亂等等，都是現代工業(yè)社會的典型特征。

對此態(tài)度最悲觀的是現實主義小說家狄更斯，某種程度上，他把霧看作是倫敦自身恰當好處的隱喻，是工業(yè)化的化身，每個人都受困在這團模模糊糊的空氣中，看不到光明。不過僅僅討論倫敦霧本身可能是無法充分理解狄更斯的抨擊的，倒不如這么說：在他說“沒有生命的倫敦是一個渾身煤炭的幽靈”時，隱含的另一層意味是：他所贊許的是那個“鄉(xiāng)村的英格蘭”。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當時的歐洲雖然進入了城市文明的新時期，卻又普遍向往自然：“十九世紀早期發(fā)明了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y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南方、山區(qū)、沙漠、島嶼——地點盡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

也興許在狄更斯心目中，霧也是倫敦的一種“疾病”：與那種自然的、具有神性的鄉(xiāng)村相比，倫敦則是一個充滿人為（霧中的路燈甚至取代了太陽）的世界，這里的人們追名逐利，生活干癟無趣，霧是他們本性迷失的象征；而這種高速發(fā)展的城市，正是以犧牲田園牧歌的生活為代價的。

霧似乎還契合了現代大都市的一個基本特征：匿名性。和鄉(xiāng)村這種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不同，都市里則是大量的陌生人在互動。這帶來了一種矛盾的后果：身份地位的模糊性和流動性既給人以不受約束的自由，同時又制造了混亂、威脅與無序。

在這其中，女性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在一個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中，她們既是受保護的對象，又常被視為社會墮落的象征。然而，盡管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認為“女性在沒有男性陪同下走在街上是不體面的”，但這種想法本身就意味著女性單獨上街在當時并不少見。

時代已經變了，霧也為女性走向公共空間帶來掩護。在《巴黎：現代城市的發(fā)明》中指出，近代初期的巴黎也催生了一類新型的女性，她們更美麗動人、世故老練，也因而更危險；在自由出入公共場所時，上層社會女性想有一種“隨時能戴面具出行的特權”，因為這可以使她們“隨心所欲地隱藏或者展示自己”。

如果是這樣，那倫敦霧對女性而言，也是浪漫愛情的隱匿與掩護，盡管它也常常意味著有不可預測的危險埋伏在暗處。

英國詩人雪萊曾說過，“倫敦有如地獄，一個人口稠密又煙霧彌漫的城市”。然而，現在看來似乎很難理解的是，那時的英國人盡管深受其害（維多利亞時期空氣污染致死的英國人數量，粗估為1890年代全球平均值的4-7倍），但正如杰克遜·雷牧師所譏諷的，“倫敦人寧愿呼吸碳、灰塵、水汽混合的濃漿，被嗆個半死，也不愿處理他們生產的煙塵。”

主要原因之一是整個19世紀都在爭論污染的根源究竟主要是工業(yè)還是家庭燃煤——但顯然，無論是哪一個都很難，在沒找到替代能源和優(yōu)化能源效率的辦法之前，英國人既不可能放棄工業(yè)立國，更不可能觸犯民眾。即便工業(yè)家們后來在政治壓力和效率驅使之下提高了燃燒效率，但家用爐床的燃煤仍是改革者不敢觸碰的禁區(qū)。

1936年的倫敦市中心

遲至1945年，英國政府試圖趁戰(zhàn)后倫敦重建的契機徹底去除煤煙時，喬治·奧威爾仍激烈為家內炭火辯護，說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直到1952年12月一場連續(xù)一周的大霧奪走倫敦4000人的性命，才結束了這場爭議。

然而，當一種事物消逝之后，它往往就變成了人們懷念的對象。作家伊夫琳·沃在1941年撰寫的小說《打出更多旗幟》中，霧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國衰落的象征：原先“我們有霧蒙蒙的生活習慣，我們有一堆豐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話語”，而當“霧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們現在這副樣子。更糟糕的是，我們自己也認同了這副樣子。”

這并不僅僅是說一種審美上的趣味（“霧中的倫敦有如仙境”之類），而是一聲更為沉重的嘆息，因為霧的消散有其代價，簡單地說，意味著大英帝國不再是那個主導著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廠了。

由于《倫敦霧》一書原先的基礎是文學研究（作者原本只想寫狄更斯小說中的倫敦霧形象），因而側重的終究是“英國人如何看待倫敦霧”的問題，不經意間更多地從文化史的角度來闡釋它所蘊含的象征意味。

這樣的研究在西方已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某種傳統(tǒng)，《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一書就曾對狄更斯、巴爾扎克、喬伊斯等人筆下描述的城市形象，來探究這一文化象征形象的變遷，這的確能予人以諸多啟發(fā)。

《倫敦霧》一書所長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基于英國人的文本出發(fā)來理解的文化象征，很細致地分析了它多層次的意味，然而，身為工業(yè)革命發(fā)源地的英國人或許未能深切意識到，伴隨著這種現代產業(yè)之霧的，還有另一種工業(yè)浪漫主義的想像：它不僅是一種“倫敦特色”，一種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耐的存在，還是國家富強的象征。這種心態(tài)在后發(fā)國家中更為常見，他們往往是懷著羨慕而非嘲諷的心態(tài)在看待倫敦霧。

在19世紀，無論是美國工業(yè)城鎮(zhèn)的要員、德國工業(yè)領袖、俄國大臣還是日本改革家、中國知識分子，都把不斷冒煙的工業(yè)煙囪看作是進步、繁榮和權力的象征。

美國商人W.P.倫德在1892年宣稱：“煙霧是工業(yè)祭壇上所焚燒的香，這在我看來很美。它代表人類正在改變大自然力量的潛力，讓人類生活更為舒適。”

1872年到訪倫敦的日本巖倉使團發(fā)現，當地“到處是黑煙沖天，大小工廠遍地，由此足知英國富強的原因了”（《日本政治史》）。

在這些人眼里，這意味著理性戰(zhàn)勝了迷信，象征著人類所能駕馭的恐怖力量，可以不斷服務于人民生活的提升，最終為國家在世界舞臺上贏得權力——至于長期的環(huán)境后果，那還沒空為此操心。

1900年，一些地處化工廠煙囪下風向的巴塞爾居民曾試圖抗議廠房擴建，但即刻遭到否決，因為化工是德國強大、瑞士繁榮的重要原因，“別指望工廠區(qū)有阿爾卑斯山的好空氣。”

在當時那個“強權即公理”的時代，人們也順理成章將這種工業(yè)潛力與國家力量聯系在一起：一戰(zhàn)前有位英國作家到德國旅行，覺得“這些新工廠的每一根煙囪都像炮一樣指著英國”。

詩人穆木天也在1936年的《黃浦江舟中》一詩中將日本人在上海開設的工廠視為莫大的威脅：“恒豐紗廠的煙囪突立著，/宛如無數的待命的槍支，/向著我們在瞄準著。/在云煙塵霧的層中，/像是一渦一渦的毒瓦斯……”

在急切尋求國家富強的中國人心目中，“倫敦霧”恐怕正是美妙的象征，但那不是出于審美，而是為了謀求力量。

1932年，著名報人戈公振前往蘇聯考察，他眼中的蘇聯一切均美好而偉大：“汽鍋的聲響是刺耳的，黑煙是受人嫌厭的，不過此時將自然和人為的整個看起來，反形成起美觀而偉大。”（《從東北到蘇聯》）這正因為“黑煙”代表著一種改造自然的工業(yè)力量。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發(fā)展規(guī)劃的重心之一，就是把中國城市的職能從“消費”轉向“生產”，因此，1950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當時宮殿、廟宇和寶塔林立的北京城，對北京市長彭真興奮地說：“將來從這里望過去，要看到處處都是煙囪！”

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來華拍攝紀錄片《中國》，其中想選一家上海工廠來采訪，當時有關部門頗費了一番心思，最后選定了上海煉油廠，原因是煉油廠有大煙囪、有高爐管道，很有一些現代化工業(yè)的氣派。安東尼奧的攝制組去了，但卻只拍了上班工人。

這在現在看來，已多少有幾分不可思議。在這個意義上，把對“倫敦霧”的觀察重點放在文化心理上，或許是適宜的：這一工業(yè)浪漫主義之霧的消散，畢竟首先是在人心里。人們遲早會意識到，那種宏大敘事之下的大工業(yè)景象，其實一點都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