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爾?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1920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碩士學位，同年即被美國聯合基督教布道會授予傳教士資格派往中國，在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任教。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前，他以金陵大學副校長名義留守，負責保護金大校產。南京淪陷后，他擔任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與組織者之一，并擔任最后一屆主席，在日軍屠殺和強奸暴行下保護中國平民。貝德士根據當時自己的所聞所見，對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一一作了記錄。

1946年5月，遠東軍事法庭審判開庭以后，貝德士作為控方證人出庭，對南京大屠殺的許多細節提供證言。

1947年2月6日，在給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聲明書中，貝德士歷數日軍所犯各種屠殺、奸淫及搶劫的暴行，并強調這些暴行確為實情。

貝德士證詞

1946年7月29日，星期一

日本、東京、陸軍省大廈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庭

貝德士作為檢方證人被傳訊、首先及時宣誓，作證后如下：

主審訊問

由索登(Sutton)訊問：

問：貝德士博士，你能陳述全名嗎?

答：Miner Searle Bates。

問：你出生于何時何地?

答：1897年5月28日生于俄亥俄州，紐瓦克。

問：你在何不處接受教育?

答：哈萊姆學院，哈萊姆俄亥俄;英國牛津大學;若干年以后在耶魯和哈佛大學攻讀歷史學研究生課程。

問：你住于何處?

答：中國，南京。

問：你居住中國多久?

答：從1920年開始。

問：你在中國從事何種職業?

答：金陵大學歷史學教授。

問：你與1937年秋末南京組織的一些委員會有無聯系?

答：有的。我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成員，是一個創建成員。

問：你能說明該委員會何時成立，以及該委員會的功能碼?

答：委員會成立于1937年11月底，預料日軍將要進攻南京。

仿效上海一位法國傳教士饒神父(Father Jacquinot)組織國際委員會的先例，認為它有助于那里的大批中國平民，我們企望在南京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做某些類似的事情。

開始，委員會一位丹麥主席與若干德國、英國和美國成員組成。但由于外國政府要從這座城市撤走他們的國民，所以當日本人進攻時這里只有少數德國人和美國人留下。

主席是著名德國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委員會通過美、德、英使館的好心官員，得益于中日雙方的司令接觸。目的是劃出一塊小小的無沖突地區作為難民區，民眾在這里可以逃避戰斗與進攻的危險。

問：誰是委員會的秘書?

答：史邁士教授(Lewis Smythe)金陵大學社會教授。

問：委員會時常提出報告嗎?

答：委員會預期其主要職責是提供住宿，必要時提供若干食物，在幾天或許很少幾周期間，其時城市被包圍，中國市政當局消失，而日本軍事當局尚未建立。

實際情況全非如此，因為日本人很快攻占這各城市。于是麻煩開始了。日軍對待民眾如此暴虐，所以委員會的主席與秘書定期拜訪他們所能找到的任何日本官員，并且隨即開始準備發生于安全區的嚴重傷害平民事件每日報表。經過幾周時間，總計幾百個案例，許多是綜合案例，包括群體和大量個人的，用文字和口頭的方式報告給日本官員。這些文件稍候由金陵大學徐淑希(Shu hsi—Hsu)教授編輯，于1939年或1940年在上海由英商別發洋行出版。

問：大多數報告是誰寫的……換個提法，請問，南京安全國際委員會寫給日本當局的報告大多由誰簽署?

答：大多由史邁士教授作為秘書簽署，但也有一部分由拉貝先生作為主席簽署。

問：1937年12月13日以后，對于南京城內的日本軍隊，是否有人和來自中國軍隊方面的反抗或任何來自中國民眾方面的反抗?

答：非常令中國民眾失望，使小小的外國人團體驚訝，城內沒有任何形式的反抗。拉貝先生、史邁士教授和我同日本官員就暴行事件多次會談時，我們發現日本官員從未以任何形式聲稱這里有抵抗，或就攻擊問題向民眾提出此類指控。只有一起案件，大約在(日軍)進城10天以后，涉及江面一名水手。

問：你是否已結束回答?

答：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嗎?

麥克曼納先生(Mcmanus)：庭長先生，審判成員們，請允許我此刻指出，并非對這個審訊的反對，——無非提醒法庭注意，仍未足以認定共謀(Conspiracy)。沒有一件指控在任何層面與共謀如此有聯系。所以，從這一觀點出發，如果閣下同意的話，這些暴行故事如何影響此次指控?我請求閣下，我認為不應允許這樣的傳訊，除非這些人(指戰犯——譯音)中的一個，能夠被認定一件證據確鑿或接近確鑿的案例。

庭長：我們一致認為，聯系(link)可以在審判的任何階段被認定。當然如果它未經認定，就不能構成共謀罪。但作證的程序并非必須首先提出共謀的證據。

如果我的記憶不錯，我們已經按這種觀點作出決定。

麥克曼納先生：謝謝，閣下。

庭長：異議無效(The objection is ovrruled)。

問：日本人占領以后，日本士兵的行為如何?

答：問題是如此大，我不知如何說起。我只能說，我自己親眼看到槍殺平民的完整過程，沒有任何激怒原因或其他明顯的理由;從我的房屋中抓走一個中國人并且槍殺了。從隔一道門的鄰居房屋中抓走兩個男人，當時(日本)士兵抓住并強奸他們的妻子，他們在驚嚇中起來，被帶走并在靠近我家的塘邊遭槍殺，尸首丟在塘里。日軍進城后，平民的尸體好多天被棄置在我家附近的大街小巷。整個屠殺分布如此之廣，沒有人能夠給以完整的描述。我們只能說，我們盡最大努力在安全區及其附近一帶發現并仔細核實。

作為我們調查、觀察、核實尸體的結果，史邁士教授和我推斷(concluded)根據我們的可靠資訊，有12，000平民——男人、女人和兒童，在城內被殺死。還有其他許多不為我們所了解的人在城內被殺死，其數字無法查核，另有大量平民在城外被就地處決。這不包括對數以萬計的中國士兵和曾是中國士兵的屠殺。

問：以前的士兵或被指認的治病(former soldiers or alleged soldiers)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被殺?

答：大批中國士兵在交出武器投降后，于最初72小時內，迅即在城外被機槍掃射處決，大多數在揚子江邊。

我們國際委員會會雇用工人搬走3萬多這些士兵的尸體，這是我們作為救濟計劃巡視和指導的工作。我們無法統計投入江中或以其他方式埋葬的尸體數目。由于日本官員企圖在城內找出大量中國士兵，這件事在安全區造成非常嚴重的。當他們找不到士兵時，他們就硬說這些士兵一定是藏在安全區內，而我們應對藏匿士兵負責。根據種觀點，有三個星期的時間，日軍逐日派來軍官和軍士(non—commissioned officers)，企圖在安全區難民中發現并抓走以前的士兵。這是他們的例行公事，他們要求安全區某一部分，或某個難民營的身體健全的男人，列隊接受檢查，如果他們手上有老繭，或額頭皮膚顯示帽印，則立即被抓走。

我曾經經歷了幾次此類檢查，親眼看到整個過程。這里確實有若干士兵——夾雜在難民中間的以前士兵，他們早已丟掉武器和軍服并換上平民服裝。但這里被指認的和逮捕的男人中，也確實有大多數是普通的搬運夫與勞工，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手上長繭。凡被指控為以前的士兵者，就被抓走，大多立即成群槍斃在城邊。

有某些欺騙性的特殊案例，用以誘使人們承認曾經當過兵。他們用飛機廣泛散發松井將軍在日軍進城以前頒發的布告，布告宣稱日軍對中國和平居民充滿善意只要不反抗黃軍就不會加以傷害，日本官員期望大量中國男人作為志愿人員參加軍事勞工團。有幾次，日本官員敦促中國人出來，“如果你們以前當過兵，或者在中國軍隊中干過夫役或者勞工，只要你們參加勞工團，現在都可以不咎既往。”在這種情況下，一天下無，從金陵大學抓走200個難民，迅速帶走，當晚與安全區其他部分的難民一并被處決。

問：日本人士在南京對婦女舉止如何?

答：這是整個畫面中最粗暴與最悲慘的那部分。重復一句，在我三個最近的鄰居家里，婦女被強奸，包括大學教授的妻子。如果有此意愿，我可以詳細敘述，在5次不同場合，我親自把正在強奸的日本兵從婦女身邊拉開。

我們先前已曾提供安全區的案例報告，我自己有關于金陵大學校園各處總共三萬難民中發生的案件記錄，總計有幾百起強奸案例，其詳情當時已報告日本當局。南京被占領一個月以后，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先生向德國政府報告，他和他的同事們認為，已發生的強奸案件不會少于兩萬。稍微早些時候，我僅根據安全區的報告，更為謹慎的估計是8，000例。

無論是白天黑夜都有為數眾多的不同士兵幫伙，通常15人至20人一群，全城亂竄，主要是到安全區(因為這里擁有幾乎全部幸存居民)，闖進房屋搜尋婦女。有兩個案例，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我每次都幾乎丟掉性命。日本官員也參與在校舍搜尋并強奸婦女。強奸通常不分晝夜，有許多案例就發生在街道旁邊。

在金陵學院校園內，我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17個日本兵快速連續強奸一個中國婦女。我無意重復與強奸有關的偶爾發生的性虐待與不正常的案例，只想陳述在金陵大學校園內有一個9歲女孩與一個76歲的老嫗被強奸。

問：日本士兵對南京城中中國平民財產的舉止如何?

答：從一進城，(日本)士兵就隨時隨地地拿走任何財務。

庭長：證人應不保留地告訴我們他認為過可怕的事。

證人：我不知道如何回應這個建議，但除非是被詢問，我認為我將略去它，因為我個人所知不包括大量性虐待狂的案例。

在日軍占領的最初日子里，估計約50，000日本士兵，從難民那里搶走大量臥具、炊具和食物。實際上，在占領的頭六七周，城內每所房屋都被成群的游蕩士兵進入許多許多次。有若干案例，搶劫是在官員指揮利用成隊軍有組織的和成系列的。銀行的保險柜，包括德國官員的僑民私人寄存的保險箱，都被乙炔噴火器切割打開。有一次我看見一個軍需供應隊伍，有2/3英里長，滿載規格很高的紅木與黑木家具。

幾個月以后，少數外僑獲準收回從他們自己家中拿走的鋼琴，他們被領到一個地方，那里有兩百多臺鋼琴存放在一個儲藏大廳。

外國使館也被闖入并遭到嚴重搶劫，包括大使館和大使的私人財務。實際上所有值錢的或可以出售的東西都被走了。

問：在他們控制南京以后，日本士兵對房地產有何行動?

答：在進城的那天晚上，日軍在中山陵和黨政機關布置適當而有效的警衛。除了一兩處小的火災，顯然是由醉酒士兵引起的，直到日軍進城5或6天，沒有進行大的焚燒。我認為從12月19日或20日開始，火災頻繁達6周之久。有若干案例，焚燒緊接在搶劫一系列商店以后。但對于大多數案件，我們卻看不出其中的任何原因。未曾有通城的大火，但每天都確實有某一群建筑被燒掉。有時利用汽油，但更多是用化學藥劑，我曾取樣品。關于不動產的另一主要問題是，強占私人房產以便提供給新進入的日本居民。在1938年和1939年的一部分時間，除了為軍事目的和官員本身強占的房屋以外，任何進入南京的日本商人都可以得到一處由憲兵和特務從中國那里搶來的商業住房。我經常看到街道上，在平民住宅的外面，貼有先令中國家庭24小時內遷的布告。我有幾十位友人，也被限令遷出。

問：俄國大使館的房屋是日本兵焚燒的嗎?

答：是的，是在1938年初被燒掉的。此外只是為了說明焚燒的范圍，男青年會的房屋，兩處重要的教堂的房屋，兩處主要的德國商業房產，上面還飄揚著(納粹標志)字旗，都在焚燒之列。

問：你是否曾以私人名義向日本當局報告士兵在南京城內的行為?

答：是的。我曾有4次或5次陪同拉貝先生和士博士與日本使館官員晤談。他們是由外務省派來，為緩解外僑小團體與日本軍方之間的關系而作出努力。此外，因為金陵大學緊靠日本使館，同時也由于是一次對于懸掛美國國旗的美國財產和大批難民的重大考驗，拉貝先生與我達成協議，應該由我代表金陵大學起草一份補充報告。在最初3周，我幾乎每天都帶一份有關前一天(情況)的打印報告前往(日本)使館，通常還要與(使館)官員就此討論。這些官員是具有領事官階的福井先生、田中先生、副領事福田篤泰先生。后者現在是吉田首相的秘書。這些人在惡劣的情勢下，真誠地想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但他們自己也受到軍方的恐嚇，除通過上海與東京聯絡以外一事無成。

庭長：現在我們休息15分鐘。

(從10點45分休息到11點12分，然后訴訟程序繼續進行)

索登先生主持(繼續)：我認為你沒有結束對最后問題的答復。

答：我想讀遞交給日本使館官員的報告中的若干詞句。我將依據上個月我自己就原件副本所作的筆記。這些副本是南京美國大使館的檔案。原件在我的行李中，我想它現時正在美國與中國航線的客輪上。

麥克曼納先生：庭長先生，我認為證人能夠自己證實而無須提交任何筆記，特別是復印件。他說他有原件，不在這里，他很有能力自己證實。我看不出為什么要向法庭提出任何筆記。

庭長：很好，如果按照取證的嚴格規則，假若他需要做，他必須靠現時所作筆記恢復記憶。但是他們(指辯方—譯者)沒有提出要求，你的立場未受實質性影響。這是不合道理的，為什么他需要恢復記憶，卻不應利用從原件制作的副本。反對無效。

麥克曼納先生：庭長先生，如果證人利用這些筆記，我們能否驗看它們?

庭長：審判允許你們詳細審閱這些筆記，如果你們對它有任何疑問。

證人：如果法庭許可，我的用意只是要把我對日本使館官員的報告說明得更為確切一些。

答(繼續)：在12月16日信中，我揭露日軍從校園抓走和前晚在大學房屋中強奸30個婦女的案件。

在12月17日信中，除照例陳述特別案件外，恐怖統治與暴行繼續在貴館(日本使館—譯者)視線范圍內和他們自己的鄰居中進行。

在12月18日信中，我報告前一天晚上在金陵大學6處不同的房屋內發生的強奸事件。在我們校園內數以千計的婦女有三天三夜難以入睡，歇斯底里的恐懼正在發展，暴動可能出現。我報告了在中國人中間通常說的話，哪里有日本軍隊，哪里的房屋與人員就沒有安全。

在12月21日信中，我指責數百難民被抓走充當勞工。我自己的房屋剛剛被日本士兵第4次搶劫，實際上金陵大學每所房屋都經常被闖入。我還通報美國國旗再次從美國學校扯下撕毀，并被日軍士兵踐踏，他們威脅說，如果誰重新懸掛(美國)國旗，就打死誰。順便說說，并非是這封信內容，金陵大學的美國國旗被扯下6次，我又重新升起6次。

庭長：這并非任何戰爭罪行證據。

答(繼續)：在圣誕節，我報告在金陵大學校園一處房屋內平均每天約發生10起強奸案件，抓走(婦女)的事繼續發生。

在12月27日，于表列一連串單個案件之后，我寫道：“可恥的無秩序在繼續，而我們看不到任何加以直直的努力。士兵每天嚴重傷害數以百計的民眾。難道日本軍隊不考慮它的名聲?”

庭長：他(指貝德士——譯者)利用筆記恢復記憶他只是在讀它們。

證人：這已經足夠顯示報告的性質和它們明確乃至強烈陳述的方式。

庭長：此類事件只能引起辯護，我正預見于此并保留時間。

問：你所陳述的19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后，日本士兵的這些行動為時多久?

答：這些暴行集中于兩周半至三周，總計有六至七周都很嚴重。

問：日本軍事當局用何種方法約束部隊?

答：日本使館文職官員告訴我們，東京曾幾度嚴令恢復南京秩序。我們看不出這些命令有任何實質性效果，一直到2月5恩日或6日某個軍事代表團的前來。當時報紙簡略報道，而通過外國外國官和陪同代表團的日本友人詳述，我了解到有高級軍官，召集一大批低級軍官和軍士，非常嚴厲地告誡他們必須為了軍隊的名譽而改善自己的行為。

在此以前，我們看不到也聽不到任何有效懲治士兵的紀律與處罰，他們屠殺與奸淫的為高級官員所知悉。有3至4次，拉貝先生和委員會其他成員，且有高級官員在場，親眼看到槍擊或刺殺平民，或一起強奸暴行。對于每起犯罪，(肇事)士兵只需要向高級官員致特別的敬禮，并受到口頭上的訓斥，但士兵的名字不會被記下，也不會受到任何其他紀律處分。我們中立國的觀察者不可能報告各個罪犯姓名，因為(他們的)軍服外面沒有記載姓名或編號，在占領的第一周甚至連士兵所屬單位的番號都沒有。

(日本)大使館個別官員說，出現困難的一個重大原因是憲兵或軍事警察為數太少。在占領時期他們宣稱只有17人。進城3天以后，市政官員從憲兵隊高級軍事那里拿到經確認的小幅海報或布告，貼在外國人房屋的進口處，命令所有(日本)士兵不得入內。但是每天都有士兵無視憲兵司令部的布告，他們還常常把布告撕掉。我曾把幾張撕破的布告送日本大使館轉交給憲兵隊，2月6日或7日以后，情況有明顯改善，雖然此后直至夏季，仍有許多嚴重案件發生，但它們不再具有成群和大批活動的特點。

問：193年12月剩下的時間和1938年1月日軍占領南京時期，誰是司令官?

答：我們不知道任何一個南京的地方司令官，因為每一各部隊(butai)似乎都是獨立的。但官方布告和報紙的一般報道，日本報紙，說明松井石根(Iwane Matsui)將軍是上海—南京地區的司令官。

問：南京淪陷后日軍允許中國人經營私人商業嗎?

答：一般沒有禁止中國人私營商業，雖然事實上許多商人由于遭搶劫和被焚燒，或他們的商店被日本商人占用，已經失去其商業資產，所以在初期曾受嚴重打擊。隨即建立專賣與排外的控制，包括交通運輸、銀行、米棉、金屬的批發貿易，以及為日本人所關注的建筑材料等。

麥克曼納先生：庭長先生，請允許我此刻對這種特殊的傳訊方式提出反對，同時也反對傳訊現正變成令人厭煩的復述，我要求法庭允許我提出反對。

庭長：我根據海牙公約的條款取證，作戰狀態下需要尊重私人財產。它原本屬于程序，自然，在指控與取證的行為之間具有聯系。我看不出這里有任何重復的證明。反對無效。

證人：進一步的麻煩是逼迫許多中國商人接受日本合伙者，有許多案例是在憲兵隊或特務處直接指示下的。其他一些案件是通過威嚇中國商人，不給中國商人以許可證而進行的;或是中國人經營的商業必須用一個日本人的名字方可獲得通過。我的朋友有有許多這樣的生意人，他們被要求與日本人合伙，這些合伙者根本沒有資本，卻擁有控制的影響。這些人由于謀取主管軍事當局的許可而得以分享利潤作為回報。這種控制采取令人失望的有害方式，不僅對于中國商人，對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亦復如此。例如，作為各級救濟委員會的代表，我曾3個月期間試圖從南京城外購買大米供救濟委員會使用。那時，城內米價被專賣操縱，每石是11至22元。在揚子江以西40英里的產米地區，專賣價格是每石8或9元。在同一時間，大米轉至上海的專賣價格是每石35元，而至山東濟南賣到每石45元。我們委員會向市政府大米管理機構申請許可到產糧區采購，以便節省一半救濟糧食工作費用。那些年我們得到的標準答復，“此類事務只能通過特務處上校進行”，于是我們試圖經由日本大使館與他接觸。市政府當局同意我們的努力，并試圖支持此項救濟事業，但他們不能說服軍事專賣機構放棄其利益。我曾經提供這個案件，僅僅是因為我根據自己的經驗，它顯示出控制工作的典型情況。

問：你曾否有機會向日本當局報告這些事實?

答：在為時3個月的會談與通信以求獲準到城外買米的過程中，我向他們作了完整的報告。有關壟斷的其他更為普遍的事實，我先前曾表列貨品企業的名稱，已寫入我代表國際委員會所作的一次經濟調查報告中。我已把這個報告送交日本總領事館，并隨后在淪陷區出版。

問：貝德士博士，你曾否有機會，就淪陷區鴉片與麻醉劑問題作過專門研究?

答：是的。吸食鴉片與麻醉劑的駭人聽聞的蔓延吸收了我的注意，當時我正繼續從事1938年夏、秋兩季的救濟工作。我們發現許多貧困的難民正被小販糾纏，勸說吸食鴉片，說是“如果你吸這個，你的肚子就不再使你受苦”。稍候海洛因的推銷也使用類似的語言，“如果你吸一點兒，你就不會此倦乏，你就感覺好象能跳越大山”。在一個短的時期，迅速發展的麻醉劑貿易公開的企業，傀儡政府好惡顧忌地設立。當國營商店，即政府商店開張鴉片生意，當鴉片煙館的廣告出現于南京的一家官營報紙時，我于是決定必須調查此事。

問：你進行的調查是代表你本人還是代表美國政府?

答：美國與此事無任何關聯，直至這個報告出版以后，我也不了解它們的情況。

問：在1937年12月日軍占領以前，南京有關販賣鴉片的情況如何?

答：在1937年事變前10年，這里沒有公開的麻醉劑出售與吸食鴉片。鴉片只能在后室吸食，主要是紳商類型的老年人，但決不會當著年輕人的面公開炫耀。實際上，在我從1920年至1937年居住此地期間，從未看到鴉片或學會辨認它的香味與形狀。

庭長：我們現在休息，1點半開庭。

來源：《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