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經是科技巨頭，為何它還在使用傳真機和印章？

當你想到東京時，你可能會想到霓虹燈閃爍的摩天大樓和舉世聞名的高鐵，或者像《阿基拉》和《攻殼機動隊》這樣描繪充滿智能機器人和全息影像的未來派日本的電影。

但日本還有更平凡的一面，在這些賽博朋克電影中無處可尋。它涉及傳真機、軟盤和印章——這些在其他發達國家早已絕跡的遺物，卻在日本頑強地存續著。

對于普通居民來說，數字技術的滯后以及隨之而來的官僚作風，往好了說是帶來不便，往壞了說能讓人抓狂。

“日本的銀行就是通往地獄的入口，”一位臉書用戶在當地的外籍人士群組中寫道。一位評論者諷刺地開玩笑說：“也許發個傳真會有用。”

2013年1月22日，在東京，傳統便當盒配送公司玉子屋的員工通過傳真和電話接收訂單。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因為日本政府在應對全國性危機時，只能依靠落后時代的工具。

自那以后，日本政府發起了一項專門的行動來縮小這一差距，包括新成立的數字機構和一系列新舉措。但他們在科技競賽中晚到了幾十年——互聯網問世36年后，第一封電子郵件發出半個多世紀（參數丨圖片）后才姍姍來遲。

如今，隨著該國緊鑼密鼓地進行自我變革，問題依然存在：是什么讓他們拖了這么久，他們還能趕上嗎？

他們是怎么變成這樣的？

情況并非一直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是全球欽佩的對象，當時索尼、豐田、松下和任天堂等公司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日本為世界帶來了隨身聽等備受喜愛的設備，以及《大金剛》和《超級馬里奧兄弟》等游戲。

但到了世紀之交，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的興起，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

東京大學經濟安全與政策創新項目主任Daisuke Kawai表示：“當世界正轉向軟件驅動的經濟時，在硬件方面具有優勢的日本，在應用軟件和服務方面行動遲緩。”

他說，一系列因素加劇了這個問題。日本在信息和通信技術方面的投資不足，隨著其電子產業的萎縮，日本工程師紛紛涌向外國公司。

這導致政府數字素養低下，缺乏技術熟練的科技人才。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的部委和機構各自采用了拼湊的信息技術戰略，但政府從未有過統一的推動——這意味著公共服務從未得到適當的現代化，仍然依賴紙質文件和用于實名認證的手工雕刻的個性化印章——漢印 （這在中國也都不常用了）。

這也存在文化因素。

“日本企業以規避風險的文化、論資排輩的等級制度，以及緩慢、基于共識的決策鏈路而聞名——所有這些都阻礙了創新，”Daisuke Kawai說。

由于日本出生率急劇下降，老年人數量遠遠超過年輕人。Daisuke Kawai表示，老年人口比例過高意味著對新技術的不信任感更強，對信息詐騙更加警惕，更傾向于使用印章等傳統方式。

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名譽歷史教授Jonathan Coopersmith說，這種冷漠情緒很普遍。小企業和個人并不覺得有必要從傳真機轉向電腦：既然傳真機用得好好的，而且反正日本人人都在用，為什么還要買昂貴的新設備并學習如何使用呢？

大型企業和機構，如銀行或醫院，認為潛在的轉換對日常服務的干擾太大。“規模越大，改變就越困難，尤其是軟件方面，”Jonathan Coopersmith說，他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關于傳真機的書中，曾探討過日本與傳真機的關系。

這也帶來了法律上的難題。任何新技術都需要新的法律——例如，電動滑板車如何促使出臺新的道路法規，以及全球各國在AI熱潮之后如今如何試圖立法打擊深度偽造和AI版權問題。Jonathan Coopersmith估計，日本的數字化需要修改數千項法規——而立法者根本沒有動力這樣做。畢竟，數字化并非推動選舉投票的關鍵議題。

他總結道：“如果我不需要，為什么要成為數字世界的一部分呢？”

疫情推動

結果是，幾十年來，日本在其他方面取得進步的同時，卻一直困于舊技術，這形成了一個極端的矛盾。

日本擁有世界級的機器人和航空航天產業，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特色往往令外國游客驚嘆不已，比如安全、整潔的公共空間，無處不在的自動售貨機和便利店，廣泛可達的公共交通以及完善的高鐵系統。

相比之下，其數字方面的缺陷顯得更加突出。

2018年，日本時任網絡安全大臣聲稱自己從未使用過電腦，理由是秘書會處理“這類事情”，此言一出，引發了公憤和質疑，幾天后他才收回這番言論。

直到2019年日本最后一家仍在運營尋呼機的公司才最終停止服務——而此時，這種個人通訊設備早已被手機淘汰數十年。

舊技術的普遍使用也造成了沒完沒了的官僚作風。Daisuke Kawai說，開設銀行賬戶或進行住房登記可能需要印章，以及你必須親自到當地市政廳申請的個人信息文件。

最終，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才終于迫使變革發生。隨著國家和地方當局不堪重負，又缺乏簡化流程的數字工具，日本的技術差距變得明顯起來。

直到2020年5月，也就是病毒開始在全球肆虐數月之后，日本厚生勞動省才推出了一個在線平臺，供醫院報告病例，而不是依賴手寫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

即便如此，問題仍層出不窮。據NHK報道，一款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序出現了長達數月的系統誤差，未能通知人們可能的暴露風險。適應遠程工作和學習很艱難，因為許多人從未使用過文件共享服務或像Zoom這樣的視頻工具。

在2022年一宗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件中，日本一個城鎮誤將全部新冠救濟基金——約4630萬日元（231萬人民幣）——打入了一名男子的銀行賬戶。據NHK報道，這一混亂源于銀行同時收到了一張存有信息的軟盤和一份紙質申請表，而當局意識到錯誤時，該男子已將大部分資金用于賭博。

對于任何35歲以下的人來說，軟盤是一種封裝在塑料中的磁性存儲條，需要物理插入計算機。每張軟盤通常最多可存儲1.44MB的數據——比你iPhone上的一張平均分辨率照片的數據量還少。

2021年被任命擔任新設立的數字轉型大臣一職的Takuya Hirai 也形容該國應對疫情的表現為“數字失敗”。

因此，數字廳誕生了——這是一個肩負著推動日本跟上時代步伐使命的部門，它是“恐懼與機遇的結合”的產物，庫珀史密斯說道。

該機構成立于2021年，推出了一系列舉措，包括推出日本社保卡的智能版本，以及推動更多基于云的基礎設施建設。

去年7月，數字機構終于宣布在其“軟盤之戰”中取得勝利，在所有政府系統中淘汰了軟盤——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廢除1000多項管理其使用的法規。

但也有成長的煩惱。據當地媒體報道，政府曾通過一個復雜的系統詢問公眾對元宇宙的看法，該系統需要下載Excel電子表格，填寫詳細信息，并將文件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回部委。

此舉在社交媒體上遭到嘲諷和質疑后，時任數字大臣Taro Kono 在推特上寫道：“（該部門）今后將通過（在線）表格妥善回應。”

數字化作為“生存手段”

在政府堅定推進的情況下，企業紛紛加快跟進，許多企業聘請外部承包商和顧問來協助全面改革其系統。

后藤正弘就是這樣一位顧問。作為野村綜合研究所（NRI）數字化轉型團隊的一員，他幫助日本各行業的大型企業適應數字世界——從設計新的商業模式到采用新的內部系統。

他告訴CNN，這些客戶往往“渴望向前推進，但不確定如何著手”。“許多客戶仍在使用需要大量維護的舊系統，或即將達到使用壽命的系統。在很多情況下，他們就是在這種時候向我們求助的。”

NRI顧問的需求很高——尋求他們服務的公司數量逐年增加，尤其是在過去五年里，后藤說道。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多年來，日本公司將其信息技術需求外包出去，這意味著它們現在缺乏全面數字化所需的內部技能。

東京時尚的表參道區一家商店外的無現金支付標識。

“從根本上說，他們希望提高運營效率，我認為他們希望積極采用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生存手段，”后藤正弘說。“畢竟，日本人口將繼續減少，因此提高生產力至關重要。”

某些部門可能會有抵觸情緒——據當地媒體報道，數字機構在2021年提出的在政府部門淘汰傳真機的計劃收到了來自不同部委的400份正式反對意見，像印章這樣的事物——它們植根于傳統和習俗，有些家長會在孩子成年時將其作為禮物送給他們——鑒于其文化意義，可能更難逐步淘汰。

川井表示，進步的速度還取決于數字廳推動監管改革的意愿有多強烈，以及立法者在制定未來預算時會在多大程度上優先考慮數字化。此外，由于世界其他地區的新技術蓬勃發展，日本正努力追趕不斷變化的目標。

“這將是一個持續的挑戰，因為2025年的數字技術將不同于2030年、2035年的技術，”庫珀史密斯說。

但專家們持樂觀態度。Daisuke Kawai估計，按照這個速度，日本可能在5到10年內趕上一些西方同行。

最后，公眾對無現金支付有強烈需求，越來越多的企業接受無現金支付并推出新的在線服務。

“人們肯定普遍渴望數字化，”Daisuke Kawai說。“我相信年輕人，或者普通大眾，都希望盡可能快地實現數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