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上，國家之間的競爭從未像近代以后那么激烈。這固然是因為直至近代貿易城邦和民族國家的誕生，人們才產生了一種世俗化的共同體認同和明確的競爭意識，但更重要的變化是，這種國際競爭本身也呈現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點。

如果說早前一國財富力量的增長往往引起鄰邦的垂涎嫉妒而發動掠奪性戰爭，那么在近代西方，這種嫉妒與猜忌更多的是以經濟而非軍事手段表現出來。

這乍聽起來文明得多，但其實更具壓迫性，因為這意味著這種猜忌不是偶發的戰爭期間才出現，而是貫穿無論和戰的所有時期，且動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先發制人地去削弱鄰國的經濟潛能。

史無前例地，經濟被政治化了，成為一種對付潛在對手的政治武器，因為在這個時代，經濟本身已成為最大的政治。

這顯然是一種歷史性的轉折。正如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等人一再證明的，在無國家主權、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互惠而非猜忌，才是社會互動的基礎。

與之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卻是一種有著內在矛盾的意識形態。雖然許多人強調互惠是“資本主義自然而然的意識形態”，因為在一個平等自主地交換的市場才能順利運作，達到事物預定的和諧，而這必然需要互惠互利才行；然而在實際運作中，資本主義社會卻廢除了作為社會互動基礎的互惠，用彼得·休姆的話說，“只有在盲目迷戀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中，互惠才會完全消失，無論其在場如何響亮地得到吹噓”。

資本和政治的邏輯一樣，往往尋求的是支配，而非互惠。當這種觀念滲透到國際關系中時，便呈現為一種“貿易的猜忌”，尋求確保本國在經濟上的優勢和支配權——因為與古代不同的是，現代國家的經濟力量往往會轉化為它的政治優勢和軍事潛力。因此看起來有幾分奇怪的是，盡管這種對鄰國經濟潛力先發制人的打擊是侵略性的，但他們卻常常自認是在做預防性的自衛。

《貿易的猜忌 : 歷史視角下的國際競爭與民族國家》

[英]伊斯特凡?洪特 著

霍偉岸 / 遲洪濤 / 徐至德 譯

譯林出版社 / 2017-4

在匈牙利裔英國學者伊斯特凡·洪特看來，這是理解現代政治的一個關鍵：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說，貿易的猜忌是現代戰爭和國際對抗的肇因，往往導致帝國主義式的對外經濟擴張。

在此，經濟與政治以復雜的方式緊密聯結在一起，經濟的運作從未像理想的經濟學模型所暗示的那樣，能夠獨立于政治的邏輯。我們當下常見的許多國際政治現象，無論是貿易戰、國際反傾銷訴訟、經濟制裁等等，都起源于17-18世紀西歐的實踐。

當然，值得補充的是，這樣的資本主義邏輯其實在現代國家誕生之前的中世紀晚期城邦就已出現，它們為了保持自身的經濟優勢，無情地剝削和限制自己支配下的農村；但的確，在17世紀之前，貿易從未被視為一項國家事務。

然而現在，經濟生活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是無論如何都不會高估的，因此，要理解現代政治，就必須仔細考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依賴最初開始成為政治理論核心議題的那個時期”。

如他所言，那是一個“比之前遠為不安全的世界”，至少在此之前，從未有哪個國家像英國對愛爾蘭那樣，長期處心積慮地摧毀鄰國的貿易和產業，還認為這是必要的經濟實踐。

雖然英國人作為一個商業民族，在當時的西歐把“自由貿易”喊得最響亮，但吊詭的是，他們也同時最無情地執行這種“貿易的猜忌”，因為經濟上的成敗對他們來說最攸關緊要。

就此而言，“貿易的猜忌”一詞最早由一個英國人提出，實在也算不得是令人驚訝的事。那是英國學者休謨根據霍布斯“君主和主權者的猜忌”一語仿造出來的，用以描述一種全新的現代政治，即戰爭的邏輯和貿易的邏輯在17世紀合而為一了。

大衛·休謨（1711-1776）

在休謨看來，真正的現代政治始于貿易成為政治關注焦點的時候，但他又認為，將馬基雅維利運用到貿易實踐中，乃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一種病態聯結，把整個世界變成了無休止的商業性戰爭的大劇場。

在他看來，貿易和戰爭遵循不同的邏輯，前者要求互惠，而后者則是必會分出輸贏的零和游戲，兩者存在二律背反。

他倒并不是要求政治徹底退出經濟領域，以肅清其對經濟活動所造成的扭曲——那畢竟是不可能的烏托邦——但他提出了一個至今仍值得深思的問題：最終是經濟屈從于政治的邏輯，還是經濟將馴化政治？

不管思想家們如何設想，現實是：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是經濟屈從于政治的邏輯。不過，如果仔細辨認，它在歐洲各國又至少生發出三種不同的表現形態：

1）在英國，從亞當·斯密《國富論》開始就專注于提出某種競爭性經濟戰略，以權衡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生存機會；

2）在法國，路易十四的絕對主義政權發展出一種強烈的重商主義戰略，以一種官僚命令型經濟體制來監管經濟，最終是為了在國際政治中確立法國的政治優勢；

3）而興起較晚的德國，則更加關注如何運用政治來保護自身幼稚的產業，直至它獲得競爭優勢。

不難看出，經濟發展對一個國家而言已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以至于各國都被迫在一個更加變化無常的競爭環境中處心積慮地確保自身的優勢，否則它們或許很快就將面臨政治上的麻煩。

順著這個思路來看，此后數百年的國際政治，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不同組織形態之間的競爭：如果說英國始終依靠市場的邏輯，那么法國人所設想的乃是通過政治代議制來使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型國家聯合起來，那是一種基于政治同質化的國際秩序想像。

與英國這種嚴重依賴海外貿易的商業傳統不同，在法國這個農業大國中，思想家們慣于將自給自足的封閉商業狀態視為一種完美的政治狀態——而這正是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設想。

從法國大革命席卷歐洲這一點可以看出，這種設想其實更貼近當時歐洲各國的現實，然而它卻失敗了，這恐怕是因為：基于政治權利的計劃、構想與安排，是出于一種靜態的國際秩序想像，難以適應動態的國際政治變化。

巴黎市民攻下王宮，1792年

很明顯的一點是，英國的思想家在思考這一問題時更具世界眼光。亞當·斯密雖然也毫不猶豫地支持對貿易實行政治保護，但他堅決反對像法國重商主義者那樣，通過蓄意破壞鄰國的經濟來使自身獲得利益，因為在貿易中這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一個貧窮的鄰國也意味著你的貿易遭到破壞，他國的損失未必是本國的收益。

不過，值得補充的是，這倒未必是英國人有多少利他的高尚沖動，而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相比歐洲大陸各國，英國經濟對外貿的依存度更高。對于那些妨礙自身競爭力的因素，英國其實表現得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更堅決，甚至可以“不顧一切道德和正義的考慮”。

耐人尋味的是，英國的思想家們似有一個共同點：他們與其說是在構想“本國如何去改變世界格局”，倒不如說是在考慮“如何在復雜多變的世界局勢中保持本國的競爭力”，也就是說，他們在出發點上預先承認了這種“大環境”就像市場一樣，是動態而不可控的。

他們不僅默認這才是“自然狀態”，還普遍認為對這一狀態的干預、控制的努力才是糟糕而不可取的，那統統都是對市場自由的扭曲。這并不是說什么都不用做，恰恰相反，是要盡一切可能來阻止這種扭曲，而回歸到“自然狀態”。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英國經濟學家們何以會提出“無形之手”、“比較優勢”、“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等著名理論，且把“規劃”當作貶義詞來使用。

事實上，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進化論也是基于同樣的思想提出來的：整個世界遵守某種自然演化的法則，不需要人為干預，而每一個個體沒有絕對的劣勢，它們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終構成一個和諧豐富的世界。

有些經濟思想史學者認為，這種理念源出中國的“無為而治”，但真的是這樣嗎？那或許受到一點影響，但深究起來恐怕倒是與基督教神學的淵源更深：那只是一個沒有了上帝的萬物秩序。

英國強烈的個人主義想必也與之息息相關：每個個體都有權去實現自己價值的最大化，而為了更好地發揮出自己的優勢，這樣一種競爭最終勢必涉及到“效率”的問題。

國家也不過是國際政治這個大環境下的個體，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只是在英國人看來，國家的存在最終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自由與貿易，而不像歐陸國家那樣認為是為了更好將公民集合為一個整體力量。

這涉及到政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為了給公民們提供一個可在其中參與自由競爭的框架，使其福祉最大化，還是為了謀求國族這一共同體在世界上的政治優勢？

在一個越來越復雜化的世界上，隨著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深入，也許終將會證明英國啟蒙思想家的遠慮：經濟是有可能馴服政治邏輯的。

因為正如休謨當年曾說的那樣，只有像古埃及那樣孤立自足的文明，摧毀鄰國財富才是保持自己競爭優勢的可行辦法；而像這樣的國家在如今的世界上已越來越不可能，猜忌鄰國同樣是在損害自己，這樣做已變得沒什么必要。那個市場自行運作的圖景遠不是“自然狀態”，而是像“人生來平等”一樣是一個始終有待實現的理想狀態。

這并不是說一個完全互惠的烏托邦已經降臨（也許永遠不會），但至少，在我們的時代里，“貿易的猜忌”也更新了它的表現形式，有時甚至是在互惠的形式之下行猜忌之實——畢竟各國的狀況千差萬別，有時看似公平互惠的競爭，對弱國而言卻可能是致命的。

“自由競爭”的理想，其實可能是一種強者所秉持的保守哲學：它雖然承認個體差異和動態變化，但卻認可“各安其分”的現存秩序，就像自然界中物種競爭的結果是老鷹和麻雀占據食物鏈的不同位置，然而麻雀永遠不會進化到老鷹的位置。

不過它至少是一種不預設結果的開放性理念，正是這一點更適合現代政治，因為越來越多的新事物和交互作用，產生出無數無法預料的非意圖后果，在此，它含蓄地馴化了政治：并不是說政治可以不作為，而是說，政治上應當通過干預措施來確保自己不過度干預。

也許在這個基礎上，最終才可能終結“貿易的猜忌”：經濟發展的目的不是政治，相反，政治努力的目的才應該是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