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國土相冊：山河雖破，人心不滅；影像所至，皆為吾土！

1937年，戰火席卷全中國，山河破碎，寸土寸血。人們無法親臨名山大川，卻依然渴望看見祖國的模樣。于是，從專業攝影師到普通民眾，每一個心懷家國的人都舉起相機，跋涉千里，將壯麗山河定格在膠片上。這些影像被送往全國各地，由報刊雜志刊登、讀者投稿補充、民眾傳閱珍藏。每一張照片都成為拼圖，每一個讀者都成為編者，共同在烽火中構筑起一部屬于全民族的“國土相冊”。

廬山云霧、錢塘潮涌、北平秋色……正如電影《南京照相館》里，主角團翻動相冊“日行千里”的動人一幕，抗戰時期的中國人傳閱這些影像時，他們不僅在觀看風景，更是在參與一場無聲的抗戰——用共同記憶，重建精神上的完整河山。

山河入畫

烽火中的國土影像志

在眾多雜志中，《良友》畫報與《北洋畫報》作為刊登攝影作品較多的媒體，在抗日戰爭期間以照片的形式為我們留下了諸多珍貴的記憶，以報刊的形式建立起獨特的國土相冊。

《良友》畫報被譽為“民國第一畫報”，1926年2月15日由伍聯德在上海創辦。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受到戰爭波及，《良友》畫報所在的上海租界對外交通基本中斷，被迫縮減實地采編，于是轉而整合舊照片資源，推出“紙上旅行”專欄。1937-1939年間，《良友》畫報中風光類圖文比重明顯上升。

在刊登的照片中，國內風景諸如戰前拍攝的廬山、北平等地照片，都會配文強調“勿讓大好河山淪敵手”。1937年第128期刊登《日本鐵蹄下之豐臺》，以遭受日軍威脅下的北平街景照片為主題，警醒人們保家衛國刻不容緩；忻口戰役前期刊登專欄《錦繡河山》，副標題《晉北五臺山初冬景色 我游擊戰士活躍地帶》，選取五臺山景色照片“豆鎮嶺類、萬山環拱之楊林街、崖下小川、梯形坡地、中臺初雪”，以壯麗的五臺山風光喚醒人們對祖國山河的眷戀，激勵愛國兒女抗擊日寇；1939年第139期刊登《從宜昌到重慶》，展示奇絕的長江三峽與西南風光，讓身處東部抗戰前線的民眾也能一睹大后方的景色，鼓舞抗日信心。

國際風光則涵蓋了紐約、巴黎等城市影像，寄寓著“抗戰勝利后世界任我行”的美好愿望。1938年第138期刊登《不列顛帝國博覽會》，介紹各國展館風光，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向民眾傳遞建設祖國，自強不息的信念。

為了更好地凝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良友》畫報專門開辟了“讀者互動”專欄，鼓勵讀者寄送家鄉照片，共建國土相冊。例如1937年專欄頁標題：“舉目山河：供你臥游”，上半頁登載北平頤和園銅牛照片，配文“此獸猶在，豈容寇盜？”；下半頁刊登剛建成即遭炸毀的杭州錢塘江大橋照片，照片標注“暫別無恙”。1938年第9期刊載著名攝影家邵度的《敵機敵艦威脅下之溫州》，記錄日機轟炸后甌江沿岸民房倒塌、漁船傾覆的慘狀，成為華東沿海受難的代表性影像。除此之外，《良友》畫報還在1937年8月創辦特刊《戰事畫刊》，設“平漢線戰事特輯”“晉北戰事特輯”等專題，面向戰區讀者征集前線影像，鼓舞抗戰熱情。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后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推出的畫報《戰事畫刊》。來源/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物博物館

與上海的《良友》畫報相呼應的，是著名報人馮武越在1926年天津法租界創立的《北洋畫報》，因創刊時由北洋美術印刷所承印而得名。《北洋畫報》以“傳播時事、提倡藝術、灌輸知識”為宗旨，是民國時期華北最具影響力的綜合畫報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北洋畫報》通過照片的形式揭露日軍的侵略暴行。1931年10月10日，《北洋畫報》第688期刊登“沈陽市上虎視眈眈之日本兵”“日本盤踞之沈陽城”等照片，揭露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沈陽的實況，成為華北地區最早公開日軍暴行的視覺證據之一。

1932年《北洋畫報》第799期刊登《南山寺石巖中之石佛》，以此為契機，后續第800期、803期、804期等連續多期連載高奇峰（嶺南派畫家）廣西之行的照片，展現桂林山水和當地的風光。馮武越直言登載照片乃是“幸得臥游之樂，不欲獨享，亟待此次照片，寄刊北畫，俾共欣賞焉”。

影像的源頭

鏡頭下的山河與民族記憶

在抗戰的烽火中，當普通民眾用照片記錄身邊風景時，還有一群人用更系統的方式構建著國家的視覺記憶。他們中有肩負考察使命的學者，有自發組織的攝影團隊，也有報刊派出的專業記者。盡管身份不同、目的各異，但他們的鏡頭共同指向同一個目標——用影像守護破碎的國土。

莊學本與孫明經，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4年，莊學本以《良友》《中華》特約記者的身份，踏上長達十年的邊疆考察之路。莊學本的攝影之路艱險重重，崇山峻嶺的阻隔與極端的氣候條件是他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在穿越岷江峽谷時遭遇余震，山體滑坡頻發；渡江僅靠碗口粗的竹篾溜索，人畜懸空滑行，稍有不慎便會墜江殞命。在阿壩至果洛途中，海拔超4000米，冬季積雪不化，夜間氣溫驟降至零下，莊學本需自帶帳篷宿營雪原，清晨被子上常結滿碎冰。語言文化隔絕引發的誤解屢次讓莊學本身陷險境。1938年莊學本從西昌進入大涼山途中，曾兩次被當地的奴隸主包圍，險些被虜去當“娃子”（奴隸）。初入羌寨時，當地人視相機為“攝魂妖匣”，拒絕拍攝，莊學本連夜沖洗照片贈予對方，這才化解了疑慮。

在這樣艱難的條件下，從四川、青海到云南、甘肅，莊學本的鏡頭捕捉了西康藏區的遼闊，并以人類學的視角記錄下少數民族的生活細節。1941年，他在重慶、成都、雅安三地舉辦“西康影展”，展出23個縣的民族風貌與自然景觀，吸引近20萬觀眾。《新民報》稱其作品“使邊疆不再遙遠”，而《良友》畫報反復刊登莊學本的影像作品，更成為抗戰時期國人心中“完整中國”的象征。

金陵大學教授、中國電影高等教育的開山宗師孫明經，則將鏡頭聚焦于西南大后方的建設圖景。1939年，孫明經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學考察團，肩負起用影像記錄戰略后方的使命。而與莊學本一樣，在此期間，孫明經遭遇了多次危險。深入川康茶馬古道時，部分路段坡度達65°，騾馬無法通行，只能依靠人力背夫，隨行拍攝期間，孫明經常常在濕滑懸崖邊操作設備，無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還多次遭遇土匪的襲擊，為了保護膠片，孫明經常將設備藏于行李底層，自己則以身擋險。雖然環境如此惡劣，但孫明經用鏡頭讓民眾直觀感受到：中國的命脈，仍在跳動。他拍攝的川康公路修筑場景，展現軍民劈山開路的壯舉；鏡頭下的雅安銀行與市集，見證戰時經濟的頑強；而康定河水系、白玉森林的照片，則揭示這片土地的資源潛力。尤為珍貴的是，他獨自穿越德格、白玉等險地，用電影膠片記錄下“茶馬古道”的考察歷程——這些動態影像與《良友》刊登的靜態照片，共同構建起大后方的視覺檔案。

除了這些專業考察，民間自發的攝影活動同樣貢獻卓著。1932年5月，由伍朝樞、葉恭綽等人組成的“五五旅行團”由廣州出發，經梧州、貴縣到南寧、柳州、桂林等地，沿途拍攝美景。照片除主要收錄在葉恭綽出版的《桂游半月記》與劉體志的《美影集》外，其余陸續發表在《旅行雜志》《北洋畫報》和《中華攝影雜志》等畫報上。

“五五旅行團”的照片使民眾對廣西的美景和建設成就有了真切認識，極大地激發了愛國熱情。錢穆后來回憶，正是這些照片讓他對桂林山水“心向往之”：

余慕桂林山水，曾讀葉恭綽所為一游記，詳記桂林至陽朔一路山水勝景，又附攝影，心向往之。

受到“五五旅行團”的影響，同年9月15日，由《良友》畫報隸屬的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組織的“良友全國攝影旅行團”從上海北站出發，開啟了歷時7個月的旅行攝影。“良友旅行團”以《良友》畫報主編梁得所任領隊，歐陽璞任攝影師，張沅恒擔任技術骨干，干事司徒榮負責后勤協調。四人出發時攜帶“前程萬里”橫幅，除東北因淪陷區及西南交通限制無法到達外，遍歷內地16省，行程超3萬里。

但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下即便是“良友旅行團”這樣大名鼎鼎的團隊，在西北期間時常也須軍警陪同才能安心上路。在甘肅涇川南石窟寺拍攝時，當地派出軍警全程監護，因而在如今留下的《南石窟外觀》《南石窟魏代造像》兩幅照片中，我們得以窺見除旅行團成員外，那位陌生的軍人。

“良友旅行團”前后拍攝底片1萬余張，涵蓋地理風貌、人文遺跡、社會百態等諸多領域。1933年9月起，《良友》畫報精選200余幅作品在上海、南京等9城市展出，1934年又出版了巨型畫冊《中華景象》，被國民政府作為國禮饋贈外賓，并在此基礎上編成了專題三冊《中國建筑美》《中國雕刻美》與《中國風景美》。領隊梁得所著的《獵影記》游記也刊登于《良友》畫報。

縱然有千難萬險，莊學本、孫明經和“良友旅行團”如西天取經般跨過了“八十一難”，踐行了“用形象的圖片介紹祖國山河與兄弟民族，激勵抗日保國熱情”的志向，用照片記錄下了歷史，自己也走進了歷史。

照片定格的是瞬間也是永恒，透過照片我們得以建立起共同的歷史記憶。從莊學本、孫明經的專業考察，到“五五旅行團”“良友旅行團”的民間記錄，再到普通百姓寄來的泛黃舊照，這些不同來源的照片在《良友》《北洋畫報》以及各種出版物上交匯，最終匯成同一部“國土相冊”，在烽火中構筑起一部全民共建的視覺史詩。

在曾經那段因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山河破碎的歲月中，這些照片拍攝的風景組成了國土相冊，有了強烈的維護祖國領土完整、全民抗戰的意義，在圖片前日行千里，銘記祖國大好河山。

山河雖破，人心不滅；影像所至，皆為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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