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茂辭職了。

2024年9月當選自民黨總裁并成為日本首相，2025年9月7日宣布辭去首相職務，石破茂執政未滿一年。

不論下一位日本首相是誰，石破茂已成為又一位短命首相。

但這只是日本的政治常態。

事實上，二戰以后，尤其是進入70年代后，日本就進入了短命首相常態化的階段。1970年后，日本有過27任首相，除了中曾根康弘（4年11個月）、小泉純一郎（5年5個月）、安倍晉三（第二次，7年8個月）等寥寥幾人外，任期超過2年的首相都屈指可數。大多數首相任期都在 1-2年甚至更短，其中有5人未滿1年，加上這次石破茂，就是6人。

不熟悉者認為這是日本政壇混亂，實則有另外原因。

根本上說，這是來自日本戰后的體制。二戰后由美國主導日本憲政安排，有意限制了行政首腦的權力，來避免出現類似軍國主義的獨裁。

如何理解？戰前，日本的首相或者首相類似職位，幾乎是僅次于天皇之下，擁有極大權力，政策和軍事決策高度個人化。

這種制度給日本和世界帶來了災難。為了避免日本再出現這種情況，設計的新制度是首相不是全民直選，而是由國會多數黨的領導人產生。這樣的設計，目的是降低單一首相或軍政精英的集權風險。

有人說不對啊，這樣選舉，首相如何代表民意呢？

實際上日本首相并不代表民意，或者說是間接代表民意。

在當初設計時，考慮到日本民眾在戰前經歷的軍國主義洗禮，美國有所擔憂，不敢讓日本首相通過全民直選產生。萬一洗腦太深，民意表現出的，是支持軍國主義復活呢，那不是完了？

因此，美國設計制度時要確保權力分散、制衡機制足夠強，降低單一領導人通過民意重掌軍權的可能性。它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如果議會支持動搖、黨內派系對立、參議院失去多數、民調支持降低，首相就難以執政。

石破茂的辭職，正是體現了這種制度制衡的運作邏輯。

這種制衡有三個方面。

一是首相弱，官僚強。日本實行的是內閣集體負責制，政策需要全體閣僚認可。首相個人權威其實有限，更難以一呼百應。

這就意味著，日本政策的核心框架，并不是由首相主導，而是由官僚集體主導的。這些官僚很多都是常任的，比如中央各省廳的事務次官、局長等是職業官僚，不因政權更替而更換，擁有連續性和技術權威。

舉幾個例子，50-70年代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表面上是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但真正的政策設計和執行，出自大藏省與通產省的官僚。通產省官僚決定產業政策方向，比如鋼鐵、汽車、電子優先發展，財政省掌控預算和金融，首相更多是負責對外宣傳和各部門的協調。

再如1973年石油危機的例子。石油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增長放慢，1974年CPI飆升到233%，GDP增長為-1.2%，社會上甚至出現了衛生紙恐慌。但面對這種困境，時任首相田中角榮卻幾乎無從下手。因為真正有效控制石油進口、推行能源政策的，是通產省的能源官僚。也就是說，技術性對策的實權掌握在通產省、大藏省和外務省等部門。

那田中角榮能做的是什么呢？無外乎方向設定、政治動員和外交斡旋。但具體事務，都需要官僚去主導和企業配合，在這種危機時刻，官僚體系成為了實際執行主體，而并不是首相。

這是一種制度設計上的刻意削弱。當然，它并不是完美無缺，也有小泉、安倍等首相挑戰過官僚體系，削弱了部分官僚的獨立性，算是對這種體制的一部分修正。但總體而言，并沒有改變首相弱、官僚強的局面。

其次是間接性代表民意。

日本首相并不直接代表民意，但仍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這個鏈條是，眾議院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每個議員的當選都依賴選民支持。然后首相由議會多數黨或聯盟的領導人選出，反映的是議會的政治傾向。因此，首相的出現是民意-議會-黨派 -首相的間接結果。

民意對日本首相的影響仍然是相當強的，主要體現在來自于媒體和輿論的壓力。

日本媒體特別關注首相的動態，尤其是民調的升降、丑聞、失言等等內容，簡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和我們的狗仔隊差不多。首相稍微說錯一句話，就會成為全國性新聞，媒體會追蹤報道，窮追猛打。而民調更是兇猛，每次首相支持率變化，哪怕只是上升或下降 1–2 個百分點，都會被詳細報道、分析，樂此不疲。

長期以來，這種輿論轟炸培養出了日本民眾對首相期望值高，而容忍度低。這些與歐美國家是不同的，比如法國總統任期是固定的，美國總統即使支持率低，也不會輕易下臺。但日本不一樣，一旦民調支持率跌破30%，那就意味這位首相日子不長了，黨內會迅速醞釀換人。

7月20日，石破茂的支持率降至20.8%，到他執政以來最低值。支持率降低導致黨內支持者動搖，這個時候，石破茂下臺幾乎已不可避免。

民意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決定首相去留的決定性因素，這里還要說到的就是自民黨的派系特色。

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其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多個派系組成。甚至可以說，自民黨最有特色的就是派系政治。

其長期存在的大派系，就有宏池會、清和會和經世會，中型派系包括志公會、谷垣派，之前還有安倍派，安倍遇刺后已衰落。以及若干個小派系。

這些派系各有特色，大派系出過最多首相。但中小派系也不是吃干飯的，他們也有人脈、資金和票倉，往往能扮演造王者的角色。也就是說，首相并不是大派系內部開個會就選出來了，這個人選的出爐需要通過協調多個派系力量。

自日本“55年體制”以來，派系長期是自民黨人事、資金、政權運作的核心。派系之間依靠人脈、資金、支持組織進行權力平衡。這種情況下，首相往往是派系妥協的產物，而并不是像美國總統那樣通過全民直選獲得個人授權。

而日本是議會內閣制國家，首相的權力遠不如總統制國家那么集中。他必須依靠黨內派系支持、官僚系統執行，以及得到議會的多數支持。一旦失去其中一個支撐點，比如失去參議院多數，首相就很難繼續執政，辭職幾乎是唯一出路。

再看石破茂呢？支持率所反映出的，是在7月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未能獲得多數席位，導致其在議會中的影響力下降。即便后來石破茂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也難以挽回這種頹勢。所以說，民意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決定首相去留的決定性因素。

雖然民眾對他的信心回升了一些，議員們不敢冒這個險，民意下降導致他在黨內失去信任，支持減弱。在即將舉行的黨內領導選舉中，石破茂預計將面臨黨內多數議員的挑戰，可能被迫下臺。

而日本向來有責任政治的習慣。在日本政治文化中，首相要對選舉結果、政策失誤甚至天災人禍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政治導致即使首相并不是主要責任人，也容易成為替罪羊，需要辭職謝罪來給公眾一個交代。再看這次石破茂辭職，原因就是物價上漲帶來的經濟民生問題，老生常談的黑金政治，以及外交政策引發擔憂。要有人承擔責任，舍石破茂其誰？

因此，石破茂選擇辭職，他的解釋正是“避免黨內分裂”，是合乎情理的選擇。

石破茂的辭職，再次印證了日本政治的常態。制度、派系、官僚與民意的多重制衡，讓首相既要承擔責任，也難以獨攬權力。無論誰上臺，這套規則都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