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

自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優先”戰略逐步成為特朗普外交與經濟政策的核心邏輯。這一戰略不僅挑戰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還重構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系，并將對未來全球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自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優先”戰略逐步成為特朗普外交與經濟政策的核心邏輯。這一戰略不僅挑戰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還重構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系，并將對未來全球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將貿易模式從“開放市場”轉為“付費準入”，將安全保障從“集體防御”轉為“戰略勒索”，迫使盟友承擔了更高經濟與政治成本。國際關系中，“同盟”具有共同安全、價值觀一致、戰略協同等正面含義。而特朗普對全球主要貿易伙伴實施的無差別“對等關稅”折射出一個關鍵事實：即便是同盟國，也難逃其國家利益主導下的博弈邏輯。在“美國優先”戰略持續推進背景下，盟友在關稅問題上的被動揭示了同盟內部的結構性權力不對稱和利益沖突。

▲6月24日至25日，北約峰會在荷蘭海牙舉行。

傳統觀念認為，美國是通過提供公共產品（如安全、貿易規則），來換取盟友的追隨。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以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為核心。美國通過GATT/WTO框架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通過北約提供集體安全保障，換取歐洲和亞洲盟友的經濟與政治合作。這一模式是美國承擔主要成本，而盟友則可獲得自由貿易和集體安全的福利。然而，特朗普2.0徹底摒棄了這一安排。

特朗普時代的同盟管理強調“雙邊交易”和“利益等價交換”，弱化了多邊協商機制。在安全上，特朗普轉向“付費保障”，該模式利用不對稱的依賴關系，通過主權交易來換取保護。美國強制要求盟友承擔防務責任，北約成員國的國防開支被要求提高至GDP的5%，韓國被要求每年為駐韓美軍支付100億美元。經濟上，特朗普推進“市場準入”。2018年特朗普1.0時期的關稅政策主要針對中國等特定經濟體，具有明顯的“懲罰”和“談判工具”色彩，而2025年的“對等關稅”則演變為普遍的、結構性的市場準入機制。美國市場不再開放，而需要“付費進入”。無論盟友或對手，只要向美國出口商品，就必須承擔“基礎關稅”這一“入場費”，就連歐盟、日本、韓國這樣的長期盟友也被征收15%的關稅。

▲9月4日，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日本首席關稅談判代表赤澤良成在華盛頓簽署貿易協定。

特朗普憑借商人的敏銳，早就意識到盟友在地緣政治上的“忠誠度”不僅與安全利益綁定，也往往與經濟利益掛鉤。事實上，歐洲、日本、韓國等盟友對美國的經濟依賴更為明顯，歐盟對美出口約40%涉及汽車、機械制造等高附加值產業，通過“對等關稅”和“保護費”式的經濟施壓，特朗普可以實現對盟友的資源“收割”。按照美方表述，在美日貿易協議中，日本同意從美國采購數十億美元軍事及其他裝備，并將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美國將獲得其中90%的利潤（日方未直接承認“返還”這一措辭，而是強調“按貢獻和風險分配”）。韓國則承諾向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其中1500億美元投向造船業，以便“讓美國造船業再次偉大”。這些投資協議涉及半導體、鋼鐵、船舶等關鍵戰略產業，進一步凸顯出美國盟友體系正向“交易型保障”重構。

然而，美國“交易型同盟”格局日益加強的同時，也會產生新的結構性利益沖突。安全層面，美國對外表態要維護同盟威懾力，對內則要求盟國承擔更多。短期內這會削弱區域安全結構的穩定性，甚至可能引發新的安全麻煩，長期看則可能促使盟國增強防務自主性，如歐盟加強防務合作、日本加快“軍事正常化”進程等。經濟層面，特朗普推行單邊主義和供應鏈重塑，同時對盟友產業征稅并索要強制性投資承諾。盟友在與美國經濟綁定的同時，也開始尋求多元化，《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力上升。

▲8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宮接見多位歐洲領導人，討論俄烏問題。

這些變化將對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價值觀主導同盟體系的傳統秩序或將受到挑戰，多極化和區域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一方面，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將更加分散和功能化，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的同盟聯系將碎片化、局部化，各同盟網絡之間的制度化聯結將減弱。同時，跨區域的多邊架構可能停滯甚至退化，各國將更加傾向于按需結盟或競合，全球安全秩序的穩定性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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