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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之前中朝關系也都是不錯的，但是到了1965年，號稱同志加兄弟的中朝關系，也出現了裂痕，而且越來越惡化。

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些什么？中朝關系為什么會惡化？惡化到了什么程度？

在1965年9月3號，人民日報用四個版發表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這是林彪署的名字。

這篇文章無疑是一則宣言，它表明中國的對外政策也開始"左"，也就是我們講的“革命外交”。

同時，中國的對外機構也都完全變成了宣傳革命的基地。這樣一來就對中國的對外關系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當時的中國，在國際上處于被“孤立”的狀態，即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從中蘇分裂之后，大多數也都跟著蘇共走了。

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大多數國家也都跟中國斷了聯系。

如越南勞動黨，也為了獲得蘇聯更好更多的援助，轉而背刺中國，跟蘇聯打得火熱，日積月累，這才有了后來的“對越自衛反擊戰”。

中朝關系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對于中朝而言，只有在反美的斗爭當中，雙方的利益和方針才是一致的。

1965年之前，雖然當時中蘇分裂，朝鮮還是跟中國的關系還是比較緊密的。

因為在此之前，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對于朝鮮的援助是比較消極的，這樣朝鮮跟中國的關系一直還是比較緊密。

隨著赫魯曉夫下臺，上臺的勃列日涅夫，開始重新關注重視對朝鮮的援助。

在這種大形勢下，朝鮮在中蘇之間采取這種"騎墻"的政策。

在此之前，實際上中國是能夠容忍朝鮮這種政策的，也能夠理解朝鮮，想要獲得雙方援助的這種目標。

隨著中國的對外政策轉向"極左"，這樣一來，對于朝鮮的"騎墻"也就不能夠再容忍。

隨著"文革運動"的展開，雙方之間的關系也就開始急劇惡化。

當時中朝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

首先第一個就是對待蘇聯的態度和立場上。

1965年3月召開的莫斯科會議，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式解體。

1966年3月中共拒絕參加蘇共二十三大，也標志著中共徹底與蘇共斷了聯系，而此時朝鮮卻與蘇聯越來越近。

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鮮駐蘇聯大使，向蘇聯方面表示他本人非常重視蘇聯對朝鮮的援助，而且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夠接見他。

在1966年3月北京就向平壤施加壓力，希望朝鮮不要派代表參加蘇共23大。

但是朝鮮依舊派出了代表團，并由外相親自帶隊。

緊接著受蘇聯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提出倡議，希望在1966年5月，在朝鮮召開會議來討論對越南援助問題。

由于中國方面的抵制最終這事沒成，朝鮮對此感到非常的不滿，于是就給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發去了一封信。

這封信中指責中國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以上的種種舉措確實也讓朝鮮從蘇聯那得到了一定的實惠。

1965年6月20號，蘇朝之間簽訂了經濟合作新技術協定，蘇聯提供了一批援助，包括一些企業和項目，還有提供了一些貸款。

與此同時朝鮮內閣第一副首相金一訪問了莫斯科，雙方之間還簽署了進一步加強朝鮮國防能力的協定。

在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對此表達了強烈的抗議，但朝鮮對此卻默不作聲，甚至在私底下表示贊許。

此后中國又拒絕參加了朝鮮建國20周年的慶祝活動。

理由就是說有蘇聯修正主義者在場不便發表自己的觀點。

當時中朝之間的分歧，有一個戲劇化的一幕在平壤街頭就表現出來了。

當時中國使館就在樓頂上放置了一個標語牌，就是"反帝必反修"。

朝鮮則在馬路對面也豎立一塊標語牌，叫做"堅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當時中國自認是世界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而朝鮮則處處強調獨立自主不聽北京的指揮，甚至借古諷今，通過批判四大主義來影射中國的大國主義。

當時朝鮮的報刊紛紛刊登歷史文章和照片，講述高句麗抗擊隋朝和唐朝的歷史，甚至關閉了朝鮮的華僑學校，而且朝鮮多次警告中國使館關閉宣傳櫥窗，但是在中國使館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朝鮮又以維修為名將中國使館附近的道路封閉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當時朝鮮對于中國的那場運動采取了批判的立場。

文革剛一開始朝鮮的報刊就連載文章，對此進行批判。金日成對此最直接的評價，就是1966年5月份在海參崴與勃列日涅夫進行會晤的時候，他對此評價道

"簡直愚蠢得不可思議"。

以上的三點也就表明中朝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就導致雙邊關系開始逐漸的下降。

由于意識形態的分歧加上外交的失控，確實讓中朝關系一度降到了冰點。

但與中蘇關系、中美關系和中越關系還是完全不同的，簡單來說就是冷淡而沒有對抗，惡化而沒有決裂。

從表面上來看到1967年中朝之間的交往已經十分微弱。

1966年10月26號中國駐朝大使焦若愚奉調回國，沒有再回來。

11月21號朝鮮駐中國大使樸世昌也奉調回國。

1969年5月中國駐朝使館的人員有2/3都已經回國了，而且中國也沒有派人參加朝鮮建國20周年的慶祝活動。

這讓朝鮮人看來是對他們的一個極大的侮辱。

另外在"那場運動"初期，朝鮮的華僑學校都換成了朝鮮人為校長，而且很多華僑學校隨后也都被關閉或者取消，或者已經并入到了朝鮮人的學校。由于受到虐待和排擠，大量華僑開始紛紛私自越境回國。

1966-1968年這期間，吉林省的7個口岸共計接待了6285名華僑，遼寧省一共接待了1900多人。

在中國方面，紅衛兵小報和大字報也開始散發一些關于朝鮮的謠言和對朝鮮的這些攻擊性言論。

1967年1月就出現了朝鮮發生政變，朝鮮副首相金光俠被捕的這種謠言。

2月19號在北京街頭也出現了攻擊金本人的大字報，說他是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

朝鮮對于這些謠言和攻擊言論的通常不以報刊的方式進行回擊，只是在外交場合通過散發書面聲明和口頭聲明來回應，或者直接向中國使館提出抗議。

在1965年到1969年，中朝交惡的社會現象主要發生在中朝邊境地區，當時比較有名的就是廣播喇叭大戰。

1968年夏天的時候，中朝兩國工人在中朝合建的鴨綠江上的水電站，一邊共同勞動修繕大壩，一邊用大喇叭各自宣傳自己的口號、自己的觀點，每天十多個小時熱鬧非凡。

在1969年初，在延邊地區，上海知青和當地的造反派就共同在圖門口岸建立了一個巨大的領袖像，搭了架子安上了擴音器，就向對面宣傳文章和觀點。

朝鮮這邊也是如法炮制，跟中國這邊做了一樣的事情，雙方也就這么對著喊話，丹東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

在那場運動當中還有一件事情是鬧得比較厲害的，就是造反派到處抓"朝鮮特務"。

當然了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朝鮮族干部，朝鮮族干部不僅在工作當中受到排擠，而且有一些還遭到了揪斗，關押審訊。當然了朝僑和朝鮮族群眾也受到了波及。

從1967年到1970年10月，在延邊地區一共有上萬人因"朝修特務"案被逮捕。

從1965年到1969年，盡管在這期間中朝來往比較冷淡，中朝的社會情緒比較對立，但是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高層都不想看到中朝關系持續惡化下去，最終走到決裂的地步。

這期間中國發生的一些過激行為往往都是紅衛兵和造反派自發的一些行為。

官方的角度來看，一些報刊和文件當中從來沒有稱朝鮮為修正主義國家，一些政策性文件也從來沒做出過不利于朝鮮的指示。

對于中國的一些過激行為，朝鮮的報刊也往往不予報道不予理睬。

對于朝鮮的一些含沙射影的批判，中國方面往往也不予理睬。

1967年初的時候，朝鮮外交官散布了一則謠言，就是說中國打算利用1956年逃到中國的朝鮮干部來反對朝鮮。但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的做法是非常克制的。

只不過在文革初期，隨著中朝交惡，逃到中國的朝鮮干部生活情況得到了改善，把他們從流放和勞改地安排到了北京、上海、西安、太原、青島等地，生活情況確實有所提升，但是確實也沒有打算利用他們做一些什么反對朝鮮的事情。

至于經濟關系，金日成曾對蘇聯人講，中朝雙方的貿易雖然沒有中斷，但是也只是維持在最低水平。

雖然雙方簽訂了貿易協定，但是顯然中方不打算履行相關的責任。

實際的情況是1966年的時候，中朝貿易額達到了2億多美元，這是歷史最高水平。

即使到了1969年還有9200萬美元，顯然他所說的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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