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王辰瑤：不確定時代，新聞創新的「突圍」｜對話學者

理解新聞業，“不當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和高高在上的批評者”。

在2025年“新傳小春晚”上，對于“為什么持續關注新聞創新”這個問題，王辰瑤給出的答案是，她始終關注數字時代的新聞業在危機中何去何從。

王辰瑤是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創新實驗室主任，這是她帶領團隊撰寫《全球新聞創新研究報告》的第五年。她將這些報告視作數字新聞業在創新演化中的“橫截面”。如今，她對新聞創新的觀察正從“業態”轉向“生態”，從新聞信息生態系統的視角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王辰瑤眼中，新聞創新的行動主義立場很重要，這意味著創新不能只停留在理論層面。今天的行動者面對著過去沒有的問題，不能輕易否定他們做出改變的勇氣。

對王辰瑤來說，接受深度營的訪談也是一個向公共空間發聲的機會。在她看來，新聞業的自我闡釋、自我表達十分重要，但近年來新聞業的元話語變得越來越貧瘠，“我們需要給談論新聞創造足夠好的闡釋空間”。

八月上旬，深度訓練營與王辰瑤展開對話，希望了解她如何開始新聞創新的研究、如何理解新聞與公共生活的關系、如何看待新聞教育，以及對于數字時代下新聞生態的思考。

王辰瑤生活照

Q：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新聞創新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新聞創新的起點是什么？

A：2007年博士畢業之后，我開始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當老師，也是從這時開始逐漸察覺環境的變化。我讀書的時候，新聞業還被稱作“朝陽產業”。印象中很多都市報的記者來做講座，跟我們講記者工作的光榮與夢想，當時他們的收入也很高。那時沒有人會講“新聞業的未來”，因為畢業后的未來是光明的、清晰可見的。

成為老師之后，我發現，無論是在文獻研究還是日常話語中，對于“新聞業的未來”的談論變得越來越多。我意識到，知識體系開始變得不一樣了。走上講臺后到底應該給學生講什么，是一個讓我感到困惑的問題。我剛剛完成自己的專業教育，但才獲知的這些新聞傳播學理論，好像馬上就面臨有效性的危機了。

當知識很穩定的時候，不需要討論未來，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未來是怎樣的。但是當我們對未來不確定的時候，那一定是我們原有的知識體系遇到了挑戰，難以回應現實。

當新聞業進入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我們找到了一個應對的路徑——新聞創新。

2014年，我第一次申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的名稱就與創新有關，但當時還局限于新聞報道觀念的創新。2015年，我開始深入到媒體中去做訪談和實地調研，觀察了幾個新聞編輯室。2016年，我發表了自己第一個新聞創新的經驗研究，聚焦新聞編輯部的創新機制，后來也被收錄進我們編著的《中國經驗：新聞創新研究導引》這本書中。

2025年6月，王辰瑤參加新書發布和新聞創新研究叢書計劃啟動活動

很多師長都曾在新聞創新研究上啟發過我。2015年，黃旦老師到南大來，我們幾位老師和黃老師，大家說說各自的研究。我記得當我說到新聞創新的時候，黃老師很犀利地發問：創新到底是什么意思？創新和變化有什么不同？此后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思考創新到底是什么，對新聞業來說創新又意味著什么。2016年，我還應潘忠黨老師的邀請（他當時在為《中國社會科學報》組一個叫“新技術環境下的新聞業圖景”的專題），寫了一篇講新聞創新的小文章。寫完發給潘老師看，潘老師說寫得很好，但標題不好。后來，是他大筆一揮，幫我的文章取了一個我也很喜歡的題目。這言簡意賅地說出了我們為什么要去做新聞創新。當新聞業進入到了不確定的狀態，它需要往前走，展示韌性來適應環境的巨變。

2017年，我得到了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訪學的機會。訪學時，我看了大量關于新聞業危機的文獻，當時有一些美國學者已經開始跳出“情緒”，嘗試把“危機”理論化，這對我的啟發也很大，促成我在訪學回來后寫了一篇關于。其實，用意還是以此“反觀諸己”。那個時候，我意識到新聞業面對環境巨變不得不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和問題，而且不同社會語境下，因為各種條件不同，可能會發展出不同的路徑，這會是很有意思，也很開闊的一個研究方向。2019年10月，在學院領導的支持下，我們就成立了新聞創新實驗室。

Q：您覺得什么樣的新聞創新是具有生命力、代表未來趨勢的，哪些只是泡沫般的“偽創新”？您如何回應黃旦老師提出的問題，創新和變化有什么不同？

A：首先，我們不能站在事后諸葛亮的立場上，輕易否定行動者做出改變的勇氣，因為打破現狀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能因為創新最后失敗了，就去否定當初這么做的價值。創業是九死一生的，創新也是如此。創新有時帶有“盲目性”——這并非貶義，而是說面對的問題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我們做什么才是對的？恰恰要去行動。這就是創新的意義。

創新和變化是不同的，隨便做點不一樣的事情不叫創新。雖然后來沒繼續請教黃老師，但我其實一直在想怎么回應黃旦老師當時提出的的問題，什么是創新？什么是新聞創新？因此我去閱讀大量和創新有關的研究，也觀察了不同的學科、領域如何談論創新。總體上來說，創新是解決發展問題的。也就是說，當一個系統面臨環境的巨大變化，它只有通過改變自身才能夠適應環境。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我看來也是創新的核心：改變首先是為了讓自身能夠更好地可持續發展。創新不是漫無目的的，它應當既讓一個系統適應環境的變化、發展得更好，又不喪失核心特質。

新聞行動者可以采取大膽的做法，圍繞目標做各種各樣的改變。但如果最后創新的實踐把新聞做成了“四不像”，失去了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特質，就不能稱之為創新，而是一種自毀長城的做法。

此外還需要強調的是，創新一定是行動，一定是做出了什么，有做出行動的人、有被行動改變的對象。如果新聞業的生存沒有問題，學者們可能會更多地去研究話語，研究一些離行動相對較遠的認知層面的問題。但我們今天首先要解決存在層面的問題，如新聞如何可持續發展，只分析話語是不夠的。創新如果只停留在觀念層面上，那就不是創新。沒有行動就沒有意義，行動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我在去年《新聞記者》第11期上發表了一篇較長的論文，我覺得可以代表目前為止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

Q：在《全球新聞創新報告》撰寫五年的節點上回望這些報告，您觀察新聞創新的視角有沒有發生什么變化？

A：我覺得自己研究的視角是朝著更開放的方向去發展的。過去我們可能更多地從業態角度去思考問題，考慮的是新聞業或者范圍更小的領域，比如傳統的新聞編輯部在環境變化下的轉型和變革。今天我們的視角從“業態”轉向“生態”，因為一些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議題早已超出傳統新聞業獨自應對的范疇。如今，我們更傾向于將問題置于新聞信息生態系統下加以考察，從生態視角理解現狀，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

Q：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您覺得媒體要如何實現新聞創新，鞏固自己的價值？

A：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來的時候，新聞行業和其他行業都會受到沖擊。但新聞業的特殊性在于，人工智能基于數據表達世界，而新聞媒體站在數據生產的第一線，提供獨特類型的數據。我們對于現實世界的認識，有很多不是在電腦上敲敲鍵盤就能搜索到的，而是需要有人去觀察、去體驗。對于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需要第三方獨立的觀察視角去調查。記者這樣的專業人士能深入到社會現場，以真實的敘述呈現事實，這就是我們理解的高質量的新聞。

2025年8月，王辰瑤帶領實驗室團隊參觀宇樹科技

新聞業所生產的數據難以由機器直接生成，所以它會成為人工智能的上游。從財新和Kimi的合作中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企業也意識到，財新這樣高質量的新聞內容生產者能為它們提供高質量的數據來源，提升人工智能回復的信息質量。

在最近發表的論文當中，我們提到新聞行業其實和其他行業一樣，面對AI的時候，都有點在狂歡和恐懼的反差情緒中搖擺不定。但我覺得新聞媒體需要有自己的定力，要認識到新聞生產內容和AI生成內容有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可以成為新聞業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優勢。另外，我也反對將人工智能過于擬人化，比如將人工智能當成“伙伴”，或者一個“主體”去“共創”。我自己在使用這些詞的時候會非常謹慎。我仍然認為，至少新聞業還是僅僅把人工智能視為一個工具為好，并且要非常謹慎地使用這個工具。

Q：您與劉鵬老師編著的《中國經驗：新聞創新研究導引》一書前不久出版，您覺得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創新可以為全球新聞創新提供哪些經驗？

A：新聞創新是全球性現象，互聯網的普及和數字化的浪潮都不是某一國獨有的。在這一全球性的進程中，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創新是具有獨特性的。

首先，中國的新聞創新依靠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組織推動。2014年，中國就開始將媒體融合作為國家戰略來推動，這是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幾乎同步的。這十年間不斷有新的提法出現，比如“媒體深度融合”“全媒體傳播體系”，來引導創新的宏觀方向，這與一些以商業競爭為主的新聞市場有很大差異。在后者的社會里，新聞業受到的挑戰和我們的表現不同。比如不少國家出現了地方新聞荒漠，因為越是小地方的新聞媒體越容易受到技術的沖擊，而頭部新聞媒體發展付費訂閱市場的另一面，是抽干了零散的地方新聞市場的資源，所以會出現“新聞荒漠化”的問題，這也是國際上很多新聞學者們非常關心的，關乎公共利益的大問題。

但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中國層級式的媒體結構是一直打通至縣域的，至少在地理空間上，每個縣域都有自己的融媒體，結構上并不存在國外的地方新聞荒漠問題。但我們有我們的問題。我最近在和學生一起做一個研究，我們提到，國外可能是“地方失去新聞”的問題，但我們國家部分存在“新聞失去地方”的問題。在比較中發現中國獨特的挑戰與經驗，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有現實意義。

Q：您在論文中指出新聞是民主社會的重要連接機制，在當前社交平臺已深度介入公共討論的時代，您認為新聞媒體應該如何重建權威？

A：“新聞權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的概念最早我們是從美國的學者那里看到的，從澤利澤（Zelizer）到卡爾森（Carlson）等。他們講的其實是一種認知權威。通俗地講，當公眾不能親歷事件，也沒有一手信息時，往往會依靠新聞來了解真相，做出判斷。這種能夠讓公眾相信并依賴的能力，就是新聞權威。在中國的語境下，我們可能會用別的詞，比如“媒體公信力”，但意思有相似之處，都是在說公眾想要了解所處的復雜世界、建立個人與世界之間的聯系時，可以相信的來源。

在中國語境下談論這個問題，要分不同的層面來講。首先，新聞媒體要能被聽見。今天的年輕人在構建一個自己的信息庫，但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屏蔽了新聞媒體——我在這里所說的“新聞媒體”定義比“體制內的新聞媒體”還要更寬泛一些，是文化意義上的、以事實為基礎來進行內容生產的媒體。新聞媒體難以觸達公眾（并非技術上難以觸達），是一個挺嚴峻的問題，背后也和平臺推薦、算法邏輯等因素有關。

此外，媒體失語也是一個問題，這對新聞的公信力有著巨大的傷害。現在很多危機事件發生后，公眾不愿意聽，也不愿意相信新聞媒體，導致認知權威喪失。一些危機事件發生后，在新聞文本外又出現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文本——通報。近期一些熱點事件發生后，通報其實寫得很詳細，但還是難以完全取得人們的信任，為什么？我們可以看到，在官方通報和民間話語場之間，真正的新聞作為一種獨特文化形式的意義，是不能夠被取代的。比如最近廣西的“亮證姐”事件，網上有很多聲音，但新聞媒體在傳播場中，可以說是缺位的。新聞不僅是一個個的story，它也在提供一種認知當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們要去重建權威的話，首先要重建信任。那么信任從哪里來？新聞媒體不僅要讓公眾聽得到，還要讓公眾認可媒體所提供的認知世界的方式。

Q：您在談新聞與平臺之間的關系時，提到“新聞生產的內容被當作商品看待，但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社會意義被忽視”。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形式具有哪些社會意義呢？

A：在談論新聞的文化意義時，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把新聞作為一種知識來研究，這對我的啟發也很大。我們做調研的時候，會有人說看新聞是為了“吃瓜”，從這個角度說新聞具有娛樂的功能。但新聞作為文化形式的獨特價值遠不止于此。

第一，新聞是關于當下世界的。“當下性”本身是一個哲學的思想概念。新聞呈現的世界和過去的世界不同。我們雖承載著漫長的過去，懷念過去的世界，暢想未來的世界，卻始終活在當下，也只能活在當下，這個時間范圍雖窄，卻至關重要。

第二，新聞是關于現實世界的。在人工智能的時代，“現實性”變得很復雜。從互聯網到元宇宙、生成式AI，我們會發現虛擬正在成為現實的一部分，現實的層次變得很復雜。而我們恰恰需要理解現實世界的復雜性，才能在其中生存。

第三，新聞的工作方法是基于事實的真實敘述。比如，我曾在課堂布置過一個題目，讓同學們去了解自己的附近。有同學的選題是南京一個著名商業街的變遷，也采訪了很多人，但我后來跟他講，你寫的不是新聞，因為文本里看不到具體的事實，寫得太籠統、宏觀，像報告文件。所以，新聞是一種獨特的形式。新聞需要把發生過的事實轉變成素材，進行選擇和組裝，形成框架，最后產生新聞作品，這是新聞特有的工作方式。新聞敘述方向主要就是研究這個問題。

2025年8月，王辰瑤帶領實驗室團隊調研浙報智慧大腦

Q：您在《2024年全球新聞創新報告》中提到，新聞業需要主動打破與數字公眾互不理解的困境。您認為新聞業與公眾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連接？

A：重建新型的“傳播者—受眾”關系是新聞創新里很重要的一環。比較容易改變的一步，是使用群眾的語言。能不能、敢不敢用群眾的語言，決定了生產出的內容有沒有人愿意聽。

舉個例子，我們最近在做和“蘇超”有關的研究，發現它破圈的一個重要節點，是最開始“南京發布”用網民的梗當文章標題——“比賽第一，友誼第十四”，公開調侃“散裝江蘇”。這種地域梗在過去不太可能進入主流媒體敘事。網友會覺得主流媒體敘事不是“我們”，是“你們”要說的話。南京發布用了這個標題，評論區很驚喜，有網友的高贊評論說“官方big膽了”，看起來很戲謔，但這是一個信號，意味著“你是我們自己人了”。這看上去是一個小問題，但在今天，達成話語場上的共情、拆除話語的壁壘是很重要的。當然，從語言表達上進行改變，這還是比較容易的。

而最核心的，則是媒體能不能夠回應公眾真正關心的問題。這么多年來，學者們也一直在討論媒體在什么問題上必須得發聲。不同議題的可報道空間，從長時間來看是有變化的，這也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另外，我這些年的感受是，關于新聞業的元話語變得很貧瘠。這幾年，但凡談論新聞業，我們總是不可避免地和網紅“學新聞打斷腿”之類的言論掛鉤。當你在公共空間里談論新聞的時候，好像只有這個話題可說。這很糟糕。所以我有機會就會想呼吁一下，我們要有自我闡釋。過去我們講記者是一個闡釋群體，但在今天這樣的闡釋能力正在嚴重地下降，我覺得這需要被改變。我們需要給談論新聞創造足夠好的闡釋空間，新聞業的自我闡釋、自我表達是很重要的。接受深度營的訪談，對我來說是也是一次很珍貴的發聲的機會，這也是算是一種談論新聞元話語的努力吧。

Q：您覺得地方都市新聞業要怎樣去扎根地方、服務地方，和當地居民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

A：這個蠻難的，“去地方化”是一種策略。因為只關注地方確實會面臨很多現實的困難，比如一個地方地理空間比較小，那么發生吸引眼球的、差異度非常大的事件的概率就很低，受眾群體也會比較小，所以數字時代要打破這些“地方”的邊界。

不同的地方媒體，有的采取“去地方化”的策略，有的堅持做本地內容，也存在路徑的差異。但如果都去地方化，本地的東西沒有人關注，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國際上有研究表明，如果關注地方公共事務的媒體都衰落了，地方社會的治理成本會大大增加。有人與地方的連接才能形成健康的本地公共生活。現在需要在比較困難的情況下，讓地方新聞業還能夠“在地化”、“再地化”，這就是挑戰所在。

實現地方新聞業的公共連接很難，我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但是我們試圖在研究中獲得一些啟發，比如，媒體能不能去盤活地方的資源和潛力？在傳統的新聞標準下，小地方似乎沒有什么值得說的，但事實并非如此。回到“蘇超”的例子，如果單純報道“蘇超”這個事件，那可能只是一個傳統的體育賽事報道，沒什么新聞價值。但江蘇的很多新聞媒體在報道“蘇超”時，其實盤活了江蘇潛在的在地資源。很多受眾會說，因為“蘇超”才知道江蘇各個地級市的文化歷史知識，這是一種對“地方”的激活。

此外，還可以構建聯通的生態。我們今天在談論新聞創新時逐漸從業態轉向生態，意味著系統內除了傳統媒體，還有各類地方號、自媒體、政務媒體、平臺算法等節點存在。如果能實現生態系統的有效聯通，就有可能形成耦合效應，地方新聞媒體可以用比較小的成本撬動很大的市場，影響地方的核心敘事。但這確實很難，大家都還在摸索的階段。

Q：2025年的“新傳小春晚”上，您提到“不當天真的理想主義者和高高在上的批評者”。您覺得這是作為研究者觀察新聞業變化的一種姿態嗎？

A：我的確無意站在所謂的制高點去批判行動，因為行動受到了現實條件的諸多限制。相較而言，理論的探索會更自由、施展空間更大。這樣說，并不是去美化現實，因為理解復雜現實的目的，是讓理論不脫離經驗基礎，不只是陷入空想，或是停留在高尚構想中難以落地。我總覺得，新聞理論工作，尤其是新聞創新研究的重要價值，就是在當前復雜的環境中，探索新聞業的最優解。

Q：您曾在講座中提到，“單靠理想主義敘事已經很難吸引到青年學子了”。您認為新聞理想還重要嗎？

A：新聞理想當然非常重要。事實上，任何一份工作，如果不只是被視作飯碗，而是被當作事業的話，都必然包含理想。如果我們完全把工作工具化，就難以走遠，也難以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自我價值。因此，理想始終是重要的。

我絕不會否定理想本身，因為那正是我們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召喚。我想表達的是，我們要做有面對現實能力的理想追求者。或者說，我們要有能力在新的現實條件下，更新理想敘事，而不是只是回憶昨天的故事。只靠講過去的故事，很難激勵今天的年輕人，因為面臨的現實處境完全不同了。

Q：您覺得新聞業的研究者和行動者要怎樣“雙向奔赴”？

A：我們一直在雙向奔赴，所以我自己沒有感覺到很大的割裂。可能我也比較幸運，當我們要進入田野，或請求媒體行動者給予幫助的時候，我們都得到了非常多的善意。

我覺得主要存在兩個挑戰，首先是觀念問題。有時候同學們不愿意到行動者所在的真實情境中去，畢竟直接從網上看文獻會更舒適，而到真實的情境里面跟人打交道，需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還要四處奔波，有很多現實的問題。但這些問題是可以克服的。我有時候會跟學生開玩笑說，“我要一腳把你們踢到田野里去”，就是走出舒適區，到實地調查的場景里面去。

另一個現實難題是時間。高校現有的管理體系讓大家都非常忙碌，我們想去做調研，對方也非常歡迎，但其實蠻難抽出專門的時間，現在基本只能利用自己的假期去做。

Q：有些同學覺得學校的新聞實務課程跟實際的媒體工作有比較大的出入，這是否反映出學界跟業界存在一定割裂？

A：這其實不是研究者和行動者的關系問題，這是新聞教育的問題。如果同學有這種感覺，那表明新聞教育在某些課程設置上可能太老套了，以至于忽略了真實行動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現實，沒有跟上業界的變革。課堂還是要有前沿感的，我覺得課堂甚至是需要走在真實行動前面的。我們始終關注理論前沿和實踐的最新進展，盡管它們還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知識體系。

2024年1月，開完學年最后一次研究生組會后，王辰瑤與學生們出門玩雪

Q：您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注重哪些能力的提升？

A：獨立思考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時代愈發重要。現在常常能看到學生產出的內容里有很多人工智能生成的痕跡。我心里也很沒底，不知道學生自己是怎么認識這個問題的，到底是把人工智能作為一個工具，還是已經產生了依賴。我覺得，能夠進行獨立、深入的思考，已成為這個時代的關鍵素養。

如果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研究者就只能模仿別人。而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在于，模仿別人的問題往往就不再是好問題了，如果只是換一個研究對象再去做一遍，這個研究的價值就大打折扣，甚至幾近于無了。真正的獨立思考是一種合理的否定，不盲從權威。在否定的過程當中，提出自己的質疑和見解，這時自己的思考就生長出來了，否則大腦永遠只是別人思想的跑馬場。

今天的環境變化太快了，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對于人的自我發展不見得是特別良性的，但我們個人在心態上，還是得努力建立起反脆弱的機制，學會在壓力中保持內核穩定，持續成長。

系列統籌丨葉佳鑫 朱奕臣 甘煜敏

作者丨王熙媛 胡可欣 李奕霏

編輯丨施語非

值班編輯 | 鐘詩藝

編委丨陳書揚

運營總監丨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