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應該怎樣做，才有可能讓法院改判生父死刑？

在12歲女孩被繼母生父虐待致死一案中，生母在二審中期望改判生父劉某死刑，就目前情況來看，二審直接改判生父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可能性較低。

但如生母從案件偵查階段就主動維權，是可能讓生父重判的。

為何二審直接改判難度大？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有“上訴不加刑” 原則。本案中，只有被告人上訴，一審公訴機關沒有提起抗訴。這就意味著，二審法院在審理時，不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 哪怕一審判決可能存在量刑偏輕的情況，只要沒有檢察院抗訴，二審都無法直接提升刑罰檔次。所以，僅從這一原則出發，二審很難直接將生父劉某的刑罰從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提升到死刑或無期徒刑。

一審判決生父刑罰的依據是什么？

法院認為劉某的行為雖構成犯罪，但相較于主導虐待、直接造成致命傷害的繼母，其作用相對次要，故認定劉某系從犯，依法對其犯虐待罪予以從輕處罰，對犯故意傷害罪予以減輕處罰，最終作出五年六個月有期徒刑的判決。

生母要怎么做，才有可能讓法院判決生父死刑？

一審判決認定生父劉某系從犯，所以對劉某判得比較輕，所以，生母要想劉某判得重，就要提供證據（或證據線索）證明劉某在故意傷害和虐待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劉某不是從犯，生父與繼母不分主次。

生母需在刑事案件的各個階段，積極采取維權行動，主動推動案件向有利于認定生父重罪的方向發展：

1. 偵查階段：主動提線索，證明生父是主犯

偵查階段是固定核心證據的關鍵，生母需明確要求偵查機關圍繞“生父起主要作用” 調取證據：

詳細提供線索并書面申請取證：

將已知的生父行為線索，如提供瀉藥的時間、地點、知情人，或生父曾向他人提及“管不了繼母”“孩子不聽話該罰” 等言論整理成書面材料，提交公安機關；

申請警方重點收集、調取以下證據：

生父購買瀉藥的藥店監控、消費記錄，確認其主動提供虐待工具的事實；生父與繼母的聊天記錄、通話錄音，排查是否存在“共同商議虐待”“生父指令繼母體罰” 的內容，打破 “生父僅被動縱容” 的認定；

要求偵查生父的“主導性”：

向偵查人員強調，生父作為法定監護人，對孩子有絕對保護義務，其“不制止 + 提供工具 + 接受指使傷害” 的行為，已超出 “次要輔助” 范疇，要求警方收集證據證明生父在虐待行為中的決策、參與程度，避免過早按 “從犯” 定性。

2. 審查起訴階段：要求檢察院從重量刑

案件移送檢察院后，生母需主動與檢察官溝通，提交書面意見明確反對“從犯認定”，并強調從重情節：

提交被害人意見反駁從犯定性，明確提出“劉某并非從犯，而是主犯”。其提供瀉藥是虐待的關鍵助力，明知繼母施暴卻不制止，甚至接受指使動手，且作為監護人未履行保護義務，反而成為傷害孩子的“幫兇”，符合 “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的主犯特征；

逐項列明從重處罰情節，詳細說明劉某存在的多項從重情節：

未對被害人家屬進行任何賠償，無認罪悔罪態度，如一審中拒不承認主要責任；作為生父違背人倫，不僅未盡監護職責，反而主動參與加害，主觀惡性極大；虐待行為長期、殘忍，導致孩子死亡，情節極其惡劣，要求檢察院在量刑建議中充分考量這些情節，建議從重量刑；

申請檢察院補充偵查：

若認為現有證據未充分體現生父的主犯作用，如缺少生父與繼母共謀的直接證據，可申請檢察院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要求進一步固定關鍵證據，為后續起訴時認定主犯奠定基礎。

3. 一審階段：積極參與庭審，強烈要求判處死刑

一審是直接影響判決結果的核心程序，生母需全程參與并明確表達訴求：

主動提交新證據并申請質證：

若在一審開庭前發現新證據，如找到新證人證明生父曾單獨虐待孩子，或獲取生父否認罪責的錄音，需及時提交法院，并申請證人出庭作證，通過庭審質證強化生父的罪責；

在庭審中明確量刑主張：

無論是法庭調查、辯論階段，還是最后陳述環節，均需清晰、堅定地表達“要求判處劉某死刑” 的訴求，結合劉某的主犯行為、從重情節，如拒不賠償、違背人倫、主觀惡性大等，論證其行為已達到死刑適用的嚴重程度，同時強調案件對社會的惡劣影響，爭取法庭對被害人家屬意見的重視。

4. 二審階段：以程序違法為由申請發回，為后續重審鋪路

因“上訴不加刑” 限制，二審直接改判死刑難度大，生母可聚焦 “程序問題” 推動案件回歸重審，為后續爭取更重刑罰創造條件。

梳理一審程序違法點，申請發回重審：

仔細核查一審庭審記錄、證據材料，若發現存在程序違法情形，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原判決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要求二審法院將案件發回一審法院重審；

為重審一審做準備：

若案件成功發回重審，需在重審一審階段抓住機會：一方面補充提交新收集的證據，如證明生父有其他犯罪行為的證據，另一方面申請檢察院“補充起訴”，若檢察院認定存在新的犯罪事實并補充起訴，重審一審法院可基于新的犯罪事實和證據，對劉某作出更重的刑罰判決，此時才有機會實現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目標。

正義從不是“等來的”，越早主動維權，越能靠近公平

琪琪案的維權過程，再次印證了一個道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家屬的“等待” 換不來正義，只有 “主動出擊” 才能為公正判決爭取空間。

從偵查階段的線索提供，到審查起訴階段的情節抗辯，再到一審的量刑主張、二審的程序維權，每一個環節的行動都至關重要—— 維權行動啟動得越早，越能及時固定證據、糾正定性偏差，為后續爭取有利判決奠定基礎；反之，若錯過關鍵階段，如偵查期未及時提線索導致證據滅失，審查起訴期未反對從犯認定，后續再想扭轉局面，難度會呈幾何級增加，甚至可能徹底失去爭取更重刑罰的機會。

法律賦予了被害人參與訴訟的權利，更需要當事人主動去行使。面對傷害，與其被動承受判決結果，不如拿起法律武器，在每個程序節點明確訴求、推動證據完善、堅守維權立場—— 只有這樣，才能讓施暴者得到應有的懲罰，讓受害者的權益得到真正的保護，讓正義不再遲到，更不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