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文中插圖皆為作者劉瑜。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里與大家分享我的學思歷程，今天看到這么多年輕的臉龐真是特別感動，大家從祖國各地跑到這么一個炎熱的地方來聽十多個XXX胡說十多天，精神真是非常可貴。

今天上午的主題是“我的學思經歷”，那我就先講講我自己的經歷。大家都聽說過一種說法，世界上有三種人，一種是男人，一種是女人，還有第三種人就是女博士，我就想講講我是怎么成為第三種人的。在座的一些女生也可以了解一下怎么樣才能不成為第三種人。

大家對我的履歷可能有一些了解，我是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在清華大學工作一年，又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個博士，然后又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個博士后，后在劍橋大學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華大學工作。用我一個朋友的說法，我的履歷看起來是比較“豪華”的，但是我總結我過去的成長經歷，我覺著我學習上的教訓遠遠多于經驗。

回顧我二十年的求學經歷，就好像在一個黑漆漆的空間里爬樓梯，經常摔倒，有時候進一步會退兩步。我覺著這跟我在求學過程中沒有一個很好的引導有關系，不像你們有機會跑到這里來聽許多老師分享經驗與教訓。當時我讀書的時候有很多意識形態方面的禁忌，同時我讀大學時的老師也沒有太多的思想資源。比如說，我1992年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可能1992年你們當中一些人還沒有出生，我所在的國際政治系在1985年還叫“科學社會主義系”（笑），所以很多老師可能去年還在教計劃經濟為什么是對的，市場經濟為什么是錯的，而今年就開始教計劃經濟為什么是錯的，市場經濟為什么是對的。所以，他們所能教的東西也很有限。

所以，對我來說，學習的經歷基本上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爬滾打。我昨天回憶了一下我的成長經歷，我想可以將它們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一片空白期”，

第二個階段是“隨波逐流期”，

第三個階段是“頭重腳輕期”，

最后一個階段是“從頭再來期”。

我希望通過我的分享，你們可以直接進入到“從頭再來期”。我個人是從30歲左右才學會真正的讀書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歲左右，所以如果你們現在還感覺很迷茫的話，沒關系，你們還有十來年的時間可以浪費。

我從“一片空白期”講起吧！我上大學之前，基本上沒有受到過啟蒙式的教育。那時候我讀的書基本上就是高考數學習題集，然后我讀的最好的書可能就是海淀區高考習題集。我不但沒有讀過“四大名著”或者是西方的一些經典，甚至是我們那時候比較流行的金庸、瓊瑤我都沒讀過。以至于后來在大學跟同學交流，別人都認為我是從國外回來的。

在一定意義上說，“空白”對那個時期都是一種美化，因為“空白”意味著你至少沒有“中毒”，我現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實還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許多成見甚至是謊言，現在我也不敢說我完全擺脫了它們。比如說當時聽到“農民起義”四個字，我就會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后來我發現，許多農民起義軍比朝廷還要壞。再比如，一聽到“北洋軍閥”四個字，我就會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現在就會意識到當時的北洋軍閥比后來的國民黨還要開明。再比如聽到“封建社會”四個字，我就會想起“三座大山”，后來就會發現有些人會覺著“封建社會”簡直是烏托邦、田園式的生活。所以說當時是“一片空白”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種美化。

朱大可老師就說過他在大學教書時，是幫助學生“從負數變成零”，而不是從零增加一些知識。其實從負數爬到零時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包括我，滲入到潛意識的一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破除。

進入大學階段，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了七年，這個階段我稱為“隨波逐流”階段。尤其是在本科四年中，教我的老師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傳授，所以在課堂上其實我沒有學到很多東西。我現在回憶起來，我們大學老師帶領我們讀四年《參考消息》，可能學到的東西都比講課學到的東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師沒有帶領我讀四年的《參考消息》，而是帶我們讀了四年別的報紙，所以課堂上很難學到一些東西（笑）。

八十年代所謂的人文主義的復興，在九十年代初還有些尾巴留在那里，那時我們同學流行讀尼采、薩特，然后我也會跟著去讀，這個就有點像你明明有個三十六碼的腳，你非要穿一雙四十二碼的鞋子，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去讀，那個意識和你自己的問題意識根本不接軌。比如說尼采的問題意識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基督教文明來進行的批判與反思，而我一個從江西小縣城跑到北京來讀書的小姑娘，天天在那里哀嘆“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這里活過一樣。（笑）這個其實是非常荒誕的，在你的問題意識與所讀的東西不接軌的情況下，因為別人在讀，所以你也跟著讀，其實是很錯誤的一種讀書思考的方法。

后來讀了研究生，這個傾向便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讀研究生時是在九十年代末期，當時流行讀一些后現代的作者，比如說布爾迪厄、福柯、德里達。于是我也開始讀，但當時中國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出現了很多下崗工人，也出現了社會的分層分化。但是對于這些問題我完全視而不見，然后每天都窩在那里讀福柯。我記得福柯當時流行的幾本書有《知識的譜系》、《規訓與懲罰》，我當時讀了之后真是嚇出一身冷汗，感覺他的東西真酷，很前衛。

當時讀那種書就好像你們現在手里拿一個iPhone 4一樣，是一個效果。比如說你們現在誰還在讀周國平，那就好像你們手里拿了一個iPhone 1；如果是劉小楓，你就是拿著一個iPhone 2；如果是亨廷頓，你可能是拿著iPhone 3；但是你讀一個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著iPhone 4了。當時就是一種時髦、顯酷，表姿態，隨波逐流的感覺。

其實這樣讀書是很有害的，我現在建議你們如果讀不進去一些大部頭的東西，不要害怕不要驚慌失措，覺著這書擺在書店商務印書館一欄里是不是就應該一定要去讀，其實不是這樣的，你如果找不到作者的問題意識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關心的問題，不了解他（她）歷史上的來龍去脈，那么你先不去讀也沒有關系。

你最應該讀的是那些你關心的問題，比如你關心下崗工人問題應該怎么辦，那你就去讀相關書籍，并不是說你讀柏拉圖、福柯就比讀陳曉魯、陳志武這些研究中國問題的人高級。雖然他們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樣如雷貫耳，但是從你自己的問題意識出發，也許讀著讀著，你就可以解決更深的問題，會引領你讀到那些更大家的東西，但是沒有必要出于一種趕時髦的心態去讀書。

第三個階段是“頭重腳輕”期，也是我與張健成為同學的時期。我為什么說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的階段是“頭重腳輕期”呢？是因為在這個階段里面，我們學到很多理論，但是我現在想想，美國的博士學位是配合他們本科的教育來開展的，如果你沒有接受他的本科教育，直接接受他們的博士教育，就會出現頭重腳輕的現象。

比如說當時我們學了拉美政治這門課，當時我們講了許多拉美政治的理論，但是他是假設你對拉美政治很了解的情況下教你這些東西的。所以當要寫一篇解釋為什么1973年阿連德會被推翻的論文時，我就洋洋灑灑寫了一萬字的論文，講說可以從結構主義、精英決定論等方面分析，但實際上對于當時的智利發生了什么我根本不太清楚。

你會發現美國當時的博士教育是培養一種這樣的學生，他們嘴里有很多的概念和理論，但他對經驗事實可以說是基本上不了解。包括當時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什么會相對成功，你又可以分析來分析去，但是到底中國發生了什么，你可以幾乎不了解。這其實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當時很多的論文或者研討都在回答“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問題。在我看來，你如果真正理解許多問題“是什么”之后，很多“為什么”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不仔細了解這個“什么”的問題，沖上去就用宏大的理論概念去分析實際問題時就會出現許多的錯位。

比如說我非常欣賞的一位經濟學家黃亞生，現在在MIT工作，他就解釋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么成功。當時的西方學者，包括一位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學者，他分析中國的鄉鎮企業為什么成功，因為中國的鄉鎮企業代表了一種新型的、超越古典經濟學的一種發展模式，因為鄉鎮企業的產權是屬于鄉鎮政府的，那既然政府所有的企業都能發展得這么好，那就是說不一定要有清晰的產權才能發展起來。這是當時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種對于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

那黃亞生當時就回到中國，做許多經驗調查，搜集無數的檔案，就發現中國的鄉鎮企業其實90%本質上都是私營企業，只不過為了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開展工作，才不得不名義上掛靠在政府的名下。

我的意思就是，當你發現了這個研究的問題“是什么”之后，那么“為什么”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認為“頭重腳輕”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害的，這也是我希望傳達給你們的一些經驗教訓，希望你們不要被大的理論、經驗所嚇倒，仔細地老老實實地把到底在發生什么這件事情搞清楚，無論是當代中國在發生什么，還是歷史上發生了什么，把這些東西搞清楚，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從經典到經驗》，引起了很多爭論。很多人批判我說你怎么教導小孩子不要讀經典，其實并不是。我是認為讀經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是更重要的。應該是從經驗里面提煉出來的，而不是說相反的方向。

現在我開始講最后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其實可以從我之前講得東西中引申出來。最后一個階段就是所謂的“從頭再來”這個階段，我是以30歲的高齡才進入到這個階段的，我覺著是要從真問題出發，你關注什么你就去讀什么書。

比如說我在27歲左右開始在網上讀一些東西，我會發現許多有震動性的內容，當時我讀到許多關于中國大饑荒的問題，在當時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的。當時我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革命到底發生了什么，這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有關中國革命的。包括后來我關注“民主”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中國，包括寫《民主的細節》，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真誠關心什么問題，我就會從這個問題出發去思考，去讀書。我覺著這樣去讀書，真的會很有收獲，也會非常有樂趣。它不在是一種人云亦云的狀態，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發現一種草叫什么、一種星星叫什么的歡愉。

從真問題出發也需要大家有發現問題的能力，你要看到一個現象之后努力去發掘現象背后有什么理論問題。

比如說以前，當我看到一則新聞時，它就是一則新聞而已，但是現在我會去思考這個新聞背后有什么問題。我現在看到電視里報道菲律賓的腐敗案件，我就會想民主國家也會有這么多的腐敗，這就是你穿透一個新聞去看背后的問題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亞的局勢，你就會去想為什么同樣是中東國家，埃及的轉型比利比亞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據這個問題去找許多書來讀。再比如你看到泰國“紅衫軍”的新聞，你就會想是不是在民主國家民主會導致過度的民主動員。

我的意思是凡是你看到新聞，甚至是看到雞蛋價格變化的時候都會想這個背后會不會有什么理論問題，所以擁有一雙發現問題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讀書思考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是要從實證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理論概念的東西非常重要，因為發現問題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沒有理論的背景。但是許多問題不可能從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須從經驗來回答。比如說，舉個例子，美國的民主是不是虛偽？這個你讀再多的馬克思都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不會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去告訴你。

那你應該去讀什么呢？如果你認為民主的標準是國家出臺的政策應與民眾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應該去讀這個國家出臺的政策，以及民意測驗的對比，這也是一種方法。你不可能從那些經典著作里找到現成的答案，所以我就鼓勵這種實證的方法。而且我覺著這種實證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特別謙虛的研究方法，因為現實總是流變的，實證的方法導致你研究的結果必然是開放的，我覺著這是實證研究非常優美的地方，因為它永遠對所有的答案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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