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省的朋友看到這條評論，驚訝地問我，這是真的嗎？

我想是真的。我家兩個孩子，多年來也一直吐槽學校食堂難吃，現在上初一的老二，已經變得中午這一餐幾乎不吃了，因為他說實在難以下咽。長身體的階段這樣，我們當然也擔心，讓他帶點小點心充饑（幸好他們學校管得沒那么嚴，還不至于被查到就要停課）。

老大初中和弟弟同一個學校，剛上高一，問他去了新學校大半個月，感受如何，他想了想說：“食堂比原來的好吃。”

當然這也并不只是上海如此，只不過是上海的家長比較能鬧。聽一位北方的朋友說過， 他讀高中時，學校實行封閉式軍事化管理，住校生每周五天半都不能出校門，要吃東西只有兩個選擇：學校食堂和唯一的小賣部。這兩個地方都有特定的承包商，據說都肥得流油，食物則都是難吃還貴。

這讓很多小販看到了商機，就在校園周邊賣小吃，餛飩、炒面、煎餅果子……各種點心，學生不能出校，那沒關系，就隔著圍欄交易，一邊把錢遞出去，一邊把吃的遞進來。

這當然動了學校食堂和小賣部的奶酪，怎么辦呢？他們給城管打電話舉報，于是推翻的煎餅車、散落滿地被踩爛的熏肉大餅，連推帶搡罵罵咧咧，幾個回合下來，還敢在學校周圍明目張膽設攤的小販就幾乎沒了。

但市場需求還在，于是轉入地下交易，電話訂餐，常常是同班、同宿舍的幾個人約好了一起下單，一次換一個地方交易，今天在廁所后面，明天在自行車棚。

為了徹底制止這種情況，學校將欄桿式的院墻加圍一層鐵絲網，連一個雞蛋都塞不進來，再增設一條校規：路邊攤不衛生，為了大家健康起見，凡將校外食物帶入校園者，扣紀律分——高中三年扣滿30分的將被勸退，連重修的機會都沒有。然而，這樣嚴厲的措施，最終也只是讓交易更隱蔽化了。

近兩年，很多高校都嚴令禁止外賣進校園，遼寧大學后勤集團的說法是“出于食品安全”，而福建閩江學院也將之列入校規，并稱是為了便于管理——然而在禁止外賣之后，在校生不得不都涌到學校食堂就餐，結果卻是食堂爆滿，以至于很多學生花了很長時間排隊，等自己排到時卻已經沒飯了。

像這樣的抱怨，在校園里普遍存在，但問題從未得到真正解決，倒是有一種聲音諷刺現在的孩子嘴太刁，吃不起苦，“學生就不該總想著吃好喝好”，仿佛飯菜難吃倒是憶苦思甜、保持艱苦樸素作風的教育方式。

然而，這么說的前提是你能自主選擇：富家子弟當然也可以自愿去和窮苦百姓同吃同住，但你被限制選擇而只能如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得不忍受著難吃的飯菜，還自以為是磨練意志，其實卻只是讓別人賺得盆滿缽滿，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被賣了還幫人數錢”。

對學生們來說，這是實實在在的一堂課：在一個不夠市場化的地方，很多人看到的“最佳策略”不是通過塑造自己特點來獲得高利潤，而是壟斷市場，讓你別無選擇——你只能忍受這種服務品質，因為你沒得選。歷史上的食鹽專賣制度便是如此，官方售價比私鹽貴一倍還不止，但只有這一個合法渠道。

關于這一點，中國人更熟知的案例是火車盒飯：都幾十年了，火車盒飯好像就從來沒好吃過。

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浙江出差，歸程時差點沒趕上火車，晚餐只能在高鐵上解決。去餐車買了一份15元的宮爆雞丁飯，但就連我這樣飲食向來不講究的人，也實感難以下咽，吃到一半只能搖頭放棄。鄰座似笑非笑看看我，忍不住說了一句：“你怎么會想到在火車上買盒飯吃的？”

確實，這好像是國內旅行的一個常識：若非萬不得已，不要在火車上買餐，因為對它的口味幾乎是不用抱希望的。多少年來，人們都習慣了這樣，所以哪怕是坐兩天兩夜長途火車的，也都提前自己帶好了食物，這也是方便面得以盛行的社會背景之一，因為人們覺得方便面好歹總還比火車盒飯好吃一點。

這個狀況之所以多少年都得不到改變，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缺乏競爭：火車上售賣的獨此一家，你如果沒帶食物，那不買就只能餓肚子。

我那次在火車上買的盒飯，標明是博海餐飲出品的，但同一家企業也承包瑞金醫院的食堂，我父親住院時我去吃過很多次，口感、味道都遠勝于火車盒飯，這又怎么解釋？

當然，盒飯本身味道就不如正常食堂的食物，但更重要的是，在瑞金醫院的食堂里是有競爭的：里面有幾家店，而病人與家屬當然也可以到馬路對面去，那兒有更多的選擇。此外，也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鐵老大”要求承包企業上繳的利潤比例更高，導致它不得不壓縮成本，食物口感也就顧不上了。

如果一家企業沒有壓力去琢磨如何滿足消費者的口味，那端出來的食物勢必不會好吃到哪里去。因為好不好吃它都一樣賣，甚至難吃的食物對它而言還帶來更高的利潤——這倒是理性的選擇。

更有甚者，當他們預見到消費者會抱怨時，想的不是如何改善口味來滿足這種需求，而是盡可能地堵塞“漏洞”。

我在虹橋高鐵站里走了兩三家便利店都沒發現有方便面出售，蹊蹺之下一問，店主答：“這兒不準賣。”我更感奇怪，再問為什么，她也不知，說：“可能因為站內開著很多飯店？”但按說很多旅客買了是車上吃。也許是覺高檔列車上方便面氣味不雅？但這不能不讓人揣測：另一個目的是讓人只能在列車上買餐。

在日本可不是這樣。在東京站里，火車便當（駅弁，えきべん）有各種選擇，不但看上去誘人，吃起來口感也不錯。自近代以來，日本的火車便當甚至已經發展出了相當龐大的樣式，據說有4500多種之多！在九州鐵道紀念館，居然還有一個專題展，展出各式各樣的火車便當——要在我們這邊，說實話，那些火車盒飯恐怕都不好意思拿出來展示。

在此也不必單單責怪“鐵老大”，因為但凡存在類似情形的地方，大抵都差不多。

前些年我在上海世博中心參加一個峰會論壇，按說是這樣高端場所的高端會議，又是在上海這樣尚且講究飲食的都市，但中午給來賓準備的盒飯，也眾口一致地得到劣評——這份140元的餐點，還不如外面便利店里二三十元的那種。但無論你吃不吃，會議方已經訂了那么多份，費用都包含在你的門票里。

有一次去千島湖，我意外地發現這個旅游勝地居然沒有共享單車，只有那種老舊的四人自行車，押金500元，四小時收費180元。租車點少，且從租車點到騎行道，居然還有300米，不得不從馬路邊推過去。這種自行車都是多年前的款式，非常重，很難騎，絲毫不考慮讓游客舒適一點。體驗這么差，收費還這么貴，要不是壟斷，我想根本沒人會選它。

這乍看只是個小問題，但深入進去看，可說恰體現了中國社會在管理上的思維定勢：偏重“堵”多于“疏”，不是去設法滿足市場需求，而是想著維持壟斷地位。

你說它難道不知道難吃嗎？它當然知道，但如果那樣，它就得在既得利益上做出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它是很難有內在動力解決“難吃”的問題的，因為它整天琢磨的不是“變好吃”，而是讓你“不得不在我這里吃”。

從這一點上來說，社會的改變，是從人們有其它選擇開始的。反過來說，誰想過那種沒有選擇、只能忍受的生活嗎？我想，校園餐難吃之所以成了一個問題，那不僅僅是因為家長們心疼自家孩子的胃口，也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心底里明白，“我們自己忍著也就算了，但得讓孩子有自由選擇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