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子敬

第十四屆全國青聯委員，

倫敦大學亞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員

過去一年多，美國接連發生三起政治刺殺事件，涉及現任總統特朗普、右翼評論員查理·柯克以及United Healthcare集團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行兇者均出自年輕中產，受過良好教育，從公開資料來看，他們并不具備物質匱乏或社會邊緣化的個人背景。這一現象突破了傳統政治暴力的解釋框架，表現為個體化、去組織化的理念型抵抗。其背后折射出代際敘事斷裂：老一代精英對“美國偉大”的歷史記憶，與年輕一代的現實體驗產生對立，后者經歷的是經濟停滯、社會風險與個人發展迷茫，兩者之間缺乏共鳴。社交媒體的信息繭房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割裂，促使部分個體在自我正當化中走向極端。

由此，美國政治文化危機愈發突出，政治溝通、制度信任與國家敘事同時失效，不僅加劇內部不確定性，也可能通過政策波動外溢至國際關系。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政策制定上強調長期性與連續性，不會因短期輿情而發生根本逆轉，這種體制優勢在中美關系的博弈中更顯重要。同時，中國的教育與文化傳承有效維系了代際敘事的延續，避免了“歷史迷失”，在代際認同和歷史記憶上保持較強的一致性，為社會整合和戰略穩定提供了長期支撐。

一、“年輕中產為何成為刺殺者？”

過去一年多，美國社會接連發生三起重大刺殺事件，引發廣泛關注。2024年7月13日，即將被再次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的競選集會上遭遇槍擊未遂。20歲的托馬斯·馬修·克魯克斯自屋頂開火，導致一名在場者死亡、兩人重傷，特朗普本人擦傷右耳。

2024年12月4日，United Healthcare 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在紐約曼哈頓的酒店外遭遇槍擊身亡。據悉，嫌疑人的行動動機更多與理念認同相關，而非直接的經濟利益或個人仇恨。

2025年9月10日，右翼評論員、“美國轉折點”組織創始人查理·柯克在猶他谷大學一次公開活動中遭槍擊身亡。22歲的泰勒·羅賓森兩天后落網，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其長期在社交平臺表達對美國政治極化和分裂的不滿，并將柯克視為推動社會對立撕裂的象征性人物。

▲9月10日，查理·柯克在美國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谷大學遭槍擊前發表演講。

三起案件的作案者并未體現出社會邊緣化的典型特征，刺殺動機帶有強烈的政治理念色彩。

二、“社會運動退潮后的極端化出路”：從集體運動到個體抵抗

縱觀20世紀后半葉，美國青年對政治不滿的主要表達方式是集體化的社會運動。民權運動依托教會與地方組織，反越戰運動通過校園與社團動員，女權主義浪潮也形成了持久性的社會網絡。這些運動具有較高的組織化水平，訴求指向明確，目標集中在推動法律改革、擴大社會權利或調整政府政策。集體抗爭雖然激烈，但行動邏輯仍然圍繞法理制度層面修正展開，抗爭行動具有公開性、持續性和社會可見性等特征。

進入21世紀，美國仍然出現大規模社會運動，但其影響力明顯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后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盡管在輿論上產生廣泛影響，但由于組織松散、目標模糊，缺乏制度化議程便很快被壓制，未能留下持久性成果。2013年興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引發大規模抗議，但抗議運動同樣面臨內部訴求分化和制度轉化能力不足的問題。

▲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在此背景下，青年群體對集體運動的信心逐漸削弱。經濟停滯、社會不平等與政治極端化表述，使他們懷疑集體抗爭能否帶來實質性制度改善。即便參與運動，許多人也感受到邊際效應有限。這種不滿逐漸轉化為個體化的政治表達，催生了去組織化、象征化的抵抗模式。

近期的三起刺殺事件，正是這種轉型的極端表現。作案者沒有依托任何組織，也沒有提出明確的政策訴求，而是通過直接攻擊政治人物來表達抵抗。這種方式不再追求制度修正，而是通過否定性和破壞性的手段來彰顯立場。與20世紀的集體抗爭相比，21世紀的個體抵抗雖然規模有限，卻在象征意義與社會沖擊力上更為突出。歷史對比表明，美國政治抗爭的模式已發生深刻轉型，從集體性運動轉向個體化抵抗，這種轉變揭示了社會訴求整合能力的下降和制度層面自我修正合法性的削弱。

三、代際敘事斷裂：“年輕人為何不認同‘美國再次偉大’”

代際之間的政治參與民意表述經驗差異，是理解刺殺事件的重要切入點。老一代政治精英成長于美國崛起的歷史階段，親歷戰后經濟繁榮、冷戰勝利與國際地位提升。他們的個人經驗與“美國例外論”高度契合，因此對“美國再次偉大”具有強烈認同。

年輕一代則成長于另一種語境，他們面對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余波、產業外遷導致的就業困境、學貸與房貸壓力以及新冠疫情的長期沖擊。其現實體驗是社會發展停滯、個人前景不確定。這一代人缺乏“美國走向更強”的記憶，自然難以與“再偉大”的口號產生共鳴。于是，代際之間出現了認知斷裂，舊有的敘事風格在新一代人群體中失去認同感。

▲美國丹佛一所高中的學生。

這一斷裂因數字化傳播環境而進一步加劇，年輕一代表達政治訴求并非一定通過“集體上街”進行表述。社交媒體的算法推薦制造了信息繭房，使青年用戶長時間浸潤于同質化的內容中，逐漸削弱了多元視角與理性討論的空間。在這種環境下，個體更容易將自身立場視為絕對正確，把自己塑造為“正義的代表”甚至“拯救者”。理念抵抗的邏輯由此獲得強化：當個體認定制度和社會被“錯誤”力量所操控時，極端行為被視為一種必要的糾偏。因此，代際敘事斷裂不僅是經驗差異與口號失效的問題，更與信息環境密切相關。敘事真空與信息繭房相互作用，使年輕群體的抵抗邏輯呈現個體化、理念化和自我正當化的特征。這是查理·柯克遇刺案等事件得以發生的重要背景。

四、政治文化危機：制度信任與治理困境

理念型抵抗的連續出現，標志著美國政治文化正在經歷深層危機。制度信任的下滑是這一危機的直接表現。多項民調顯示，美國年輕人對國會、司法體系、傳統媒體與大型企業的信任度普遍低于老一代。他們普遍認為，這些機構已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是維護既得利益集團。這種不信任使傳統民意表達制度不再被視為可以依賴的渠道，青年群體在政治認同上出現真空。

國家敘事的失效是另一表現，美國長期依賴冷戰勝利與全球霸權來維系國家認同，但這種敘事在年輕一代中不再具有現實意義。舊敘事未能回應當代青年所處的經濟停滯與社會風險，其動員功能因而喪失。當國家敘事無法在代際之間實現整合時，政治合法性就會受到侵蝕。

治理邏輯也因此陷入困境。傳統安全防范著眼于有組織的恐怖行動或跨國網絡，而當前的刺殺事件卻是個體化的理念抵抗。行兇者沒有組織背景，也沒有長期策劃的網絡鏈條，其行動更像是信息環境與理念正當化疊加的結果。這類風險難以預測，治理手段往往只能被動應對。

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危機，社交平臺提供了極端立場擴散的放大器，個體在這種環境中更容易將理念抵抗視為維護正義的唯一途徑。政治文化的裂痕因此不斷擴大，治理與合法性雙重受壓。

五、“美國不確定性的制度與國際外溢”

特朗普遇刺未遂、布賴恩·湯普森遇刺身亡以及查理·柯克遇刺身亡三起事件，雖在對象和動機上各不相同，卻呈現出高度一致的形象特征：作案者均為年輕、中產、受過教育的群體，缺乏物質困境驅動，行為指向特定符號化人物。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理念型抵抗”在當代美國出現的集中表現。

代際敘事斷裂為這一現象提供了解釋框架。老一代精英所依賴的“美國偉大”敘事無法回應青年一代的現實體驗。經濟停滯與社會不平等塑造的代際落差，使政治口號失去合法性。敘事真空與制度不信任共同作用，推動部分個體將極端抵抗視為政治表達的出口。

這種現象揭示了美國政治文化的深層危機，制度信任削弱、敘事失效與治理困境相互交織，使政治抵抗呈現出個體化和去組織化的特征。其社會意義不僅在于公共安全風險的提升，更在于對制度合法性與國家敘事的侵蝕。

▲9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

這一危機還可能產生外溢效應，內部政治文化裂痕將影響政策連貫性，使美國在對外戰略上的穩定性進一步下降。無論在大國競爭還是全球治理層面，美國內部的不確定性都會成為外部關系的重要變量。因此，查理·柯克遇刺案不僅是個體極端行動的結果，更是理念型抵抗、代際敘事斷裂與政治文化危機的交匯點。它提醒人們，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不僅源自黨派對立，更來自代際經驗差異和敘事失效的深層結構。理解這一點，對于評估美國未來的政治風險與國際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六、對美國外交關系和大國競爭的影響

1. 中美政治體制差異與對外關系的不確定性

美國國內代際敘事的斷裂，不僅在內部造成制度合法性與社會信任的危機，更直接外溢到國際關系的層面。過去一年多的刺殺事件顯示，年輕一代對國家敘事和政治制度缺乏信任，他們在政治表達上表現出碎片化和情緒化的特征。這種代際層面的不穩定性，正在轉化為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不確定性。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相對連貫，盡管黨派之間存在分歧，但基本框架延續性較強。然而進入21世紀，代際差異疊加黨派極化，導致美國對外戰略缺乏穩定性和長遠規劃。例如特朗普的上臺，打破了戰后以來美國對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傳統承諾，以“美國優先”為核心理念的政策框架，凸顯了個人性格和短期民意對國家政策的巨大沖擊力。特朗普現象并非孤立的偶然，而是美國代際政治敘事斷裂在制度層面的一次集中爆發，它標志著美國未來可能更頻繁地出現因領導人更迭和社會輿論波動而引發的外交政策劇烈轉向。

▲在航天科技集團一院天津火箭公司總裝測試車間，年輕的火箭裝配人員聚在一起認真研討。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敘事方式強調長期性和連續性。中國的政策不會因為一時的社會情緒而發生根本性逆轉，而是以制度為核心、以國家發展目標為導向，形成穩健的戰略規劃。無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戰略，還是近年來強調的科技自主、產業鏈安全與區域協調發展，中國政策的延續性在長期目標與具體措施中都得到了體現。這種體制性差異意味著，中美兩國在對外政策上的穩定性存在根本不同：美國容易因代際敘事斷裂而在對華政策上出現象征化、搖擺化甚至對抗性的選擇；而中國則能夠保持相對一致的戰略路徑，以國家整體利益和長期發展為依托。這種差異正是理解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的關鍵。對中國而言，需要警惕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與波動性，同時也要利用自身政策連續性的優勢，穩定對外預期，避免被美國的政策反復所牽動。

2. 中國代際敘事的延續與比較優勢

與美國形成對照，中國在代際敘事的傳承方面擁有較強的制度性與文化性優勢。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敘事，從反帝反封建到社會主義建設，再到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發展戰略，始終以國家集體記憶和教育體系為支撐，保證了歷史經驗在不同代際之間的有效傳遞。老一輩在國家艱苦歲月中走過的道路——無論是戰爭年代的犧牲，還是建國初期的物質匱乏——已經成為官方敘事與社會教育的重要部分。當代年輕人盡管成長于經濟繁榮與生活條件改善的環境中，他們未必能直接感受到老一代的艱辛，但通過系統的歷史教育與文化傳播，能夠在敘事層面保持對國家發展歷程的理解與認同。這種文化與教育的嵌入，使得中國社會并不存在美國那種“歷史迷失”，也減少了代際敘事斷裂帶來的風險。

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代年輕人對個人生活質量與自我實現的關注不斷增加，他們的價值追求與老一輩以集體主義、國家建設為核心的政治理念存在一定差異。但這種差異并沒有導致對國家敘事的斷裂，因為制度與教育體系仍在發揮強有力的整合作用。相比之下，日本的經驗提供了反向參照。戰敗后，日本社會對二戰歷史的教育與記憶采取了回避與弱化的策略，許多年輕一代對軍國主義歷史與中日戰爭的認知模糊甚至缺失。這種“歷史失憶”造成了中日之間在戰爭記憶上的巨大代際隔閡，使得兩國關系中長期存在認知偏差與情感鴻溝。中國在這一點上顯然更具優勢：國家層面始終堅持歷史教育，避免了代際記憶的缺口，也防止了年輕人對國家歷史的疏離。

對于未來，中國應繼續保持敘事的連續性，在強調經濟發展與個人幸福的同時，延續國家奮斗史與歷史經驗的傳承，確保年輕一代能夠在認同感和歷史理解的基礎上，繼續支撐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這種敘事優勢，正是中國在應對全球代際變動與社會不確定性時的重要資源。

高端訪談

更多訪談（下滑查看）

基金會動態

更多動態（下滑查看）

中美聚焦網｜中美交流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