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老記/文

今天（10月8日）是我母親100歲生日。時間過得真快啊，母親去世已經24年了。我母親出生于1926年10月8日，冥壽100歲。

我母親是我外婆的獨生女。母親與我外婆那時住在上海南市的江邊碼頭、高昌廟路。現在是世博會的那塊土地上，是上海的黃金地段；而在100年前是黃浦江邊的一塊很荒涼、很荒涼的地方，離上海市中心很遠、很遠，在我們小時候就感到更遙遠、更遙遠。

那里有一條路叫“制造局路”，名字來自于清末總督李鴻章在上海辦的江南制造局兵工廠。后來在那里的黃浦江邊辦起了江南造船廠，是國內最大的造萬噸輪船的造船廠。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請我吃糕糕，吃一飽，睏一覺（滬語“gao ”),外婆叫我好寶寶”。上海的這首童謠明擺著，外婆對孫輩來說是最可親的。可我們幼小時，就是老城區老屋住得再擁擠，也不敢到外婆家去住，那里太荒涼了。

我去過幾次，就記得外婆家是一座一層的瓦片房，老房子里一股霉蒸氣味兒，房梁上掛著蛛絲兒，窗欞上是紅銹的鐵絲網，房后地里長著幾株甜蘆粟，小水溝流淌的水里有紅色的魚蟲。

我尤其怕那里的夜晚。一到夜里，周遭黑魆魆的，萬籟俱寂，沒有人氣，電燈泡也是瓦數很小的，發出一點點慘淡的黃色燈光。我害怕在那里過夜，吵著要母親送我回老城廂老屋。

我母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度過的童年。我外公是個銅匠，靠給人家打金屬器皿——水壺、銅吊、鍋子等——賺點手藝錢。那時上海賺錢難，他就跟人去了外地謀生，一去不返，再也沒有回上海。據后來一起去外地的人說，我外公在外面生病死了。

我外婆就一人帶我母親過日子，她給人家洗滌衣物賺點辛苦錢度日。我外婆個子很矮小，又很瘦弱，后來得了氣管炎，老是咳嗽、吐痰。我母親沒有錢給她去醫院看病。后來外婆在我讀小學時，在我家去世了。

過了很多年，我父親去世時，我一個表舅來了，他透露我母親不是外婆親生的，是外婆領養的。母親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非常痛苦。我們安慰母親說，過去社會這樣的事情太多了，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大家一定對你好！

我母親童年時沒有讀過書，那時女孩子是不上學的，就在家學點女紅、繡花、做衣服、針線活等。她手很巧，繡的枕片、繡片很好看。她給我們兄妹織的毛衣凹凹凸凸，花樣很多，我們穿在身上的毛衣，常常會有大人用手捏捏，問：“是你媽織的嗎？你媽手真巧！”

我們兄妹四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親用縫紉機做的，她依衣服紙樣裁剪衣片，用縫紉機縫制成衣，比服裝店買的衣服還好看，還合身。

那時，我們家住在上海老城廂，就是上海從明、清起就筑有的老城的城墻內，一個叫老西門的地方。上海的老城一共有八個城門，城門分別以東、南、西、北與老、小相組合成名字。父母與我們四兄妹共6口人，住在一座近百年的兩層瓦頂磚墻房子，一間十來平方米的房間里。

上海老城區人口最密集，住房非常擁擠不堪，我們家6口人住在10來平方米屋里，兄弟三人只能晚上在地板上鋪墊被子睡，白天把被子收起來。

我父親自小讀書聰明，考進了國高，這在當時是不容易的。因那時我祖父不在了，我祖母養家困難，父親就輟學了。后來他由我大伯介紹，去了上海一家外資電影院做職員，時代大變時外資離開了中國，父親失業了。后來，父親在政府的失業學習班學了地質勘查專業，在上海地質勘察院工作。在我5、6歲時，父親被單位安排支內去了成都工作。那時國家規定夫妻兩地分居四年才有一次探親假。

這樣母親在上海一人帶我們兄妹四人過日子。父親每月工資加補貼也就40來元錢，卻每月給母親寄來30元左右生活費。后來，上海街道組織婦女辦生產組。我媽參加的是一個做縫紉活兒的生產組，用自己家的一臺縫紉機做活兒，生產組每月給幾元縫紉機補助錢。她每天蹬縫紉機做衣服類活兒，每月工資28元，記得多少年也沒有漲過。我母親在生產組做的活兒又快又好，那里的婦女都說：“王招娣阿姨做的活兒沒得說。”

還有每月的一項收入，是外婆去世后，母親就把外婆的舊屋出租了，每月向租戶收20多元錢房租，還要向政府交幾元地價稅。文革時說“私產有罪，收房租是剝削”。我母親怕了，就去政府房管局要求交出私房，也辦了手續，把房產證，土地證都交給了政府房管局。

文革后落實私房政策，交出去的房子不還了，因為過去私房是無償獻給國家的，就給個補償錢。我家就得到了300多元錢補償款，買了一只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一間祖屋最后成了一臺小黑白電視機，這財產賬怎么算得過來？后來上海建世博會，高昌廟一帶成了世博會場館所在地。我們兄妹說起那祖屋來，總是無限感慨：“要是祖屋沒有交出去，后來征地能拿到多少錢……”

在我中學初二時，興起了文革運動，高潮過后，上頭意識到我們這些娃娃已沒有政治可用之處了，而我們隨年齡長大需要就業吃飯。那時經濟凋弊學生無業可就，只有安排我們到農村與農民伯伯分一口飯吃。于是就有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

我從同學那里聽到學校要我們在某日去報名上山下鄉。我明白這是要永遠離開家鄉上海了，而我才十八歲，實在不愿意就這么離開親人身邊。我這一屆學生“一片紅”，就是百分之百下鄉，一個都不能留上海。而我的一個哥哥上一屆已留下做了工人，我不可能再留在上海。如果我不走，母親單位和街道就會給母親辦學習班，再想不通就會停發工資。但我還是不想離開上海，在學校通知大家返校報名的那天，我與一幫合得來的同學一起商量好了，大家不返校去電影院看電影。

同學一起看完了電影，也逛了街，直到晚上11時多了，我想學校再不會找我們報名了，就各自散了回家。我剛走到家門口，卻從暗角里閃出一個人影，對我大聲喊：“別跑了，回校報名去！”我定睛一看原來是班主任老師。沒辦法了，我只得像被抓了俘虜那樣，被押送去了學校。

半夜時分的學校森嚴壁壘，門口由工宣隊老師傅把門，學生只有報了名才能回家睡覺。在我的那個班上，班主任老師講了學生上山下鄉的幾個途徑，要么去江西、云南、內蒙等地插隊落戶，要么就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還是不想報名，從教室里逃了出去，找到一間無人的教室，在課桌上睡下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時，幾道閃亮的手電筒光射來，我被工宣隊發現躲在這里不報名，又被抓去了報名現場。一個18歲的小孩就這樣被搞到深更半夜，不報名就不能回家睡覺；實在太睏了沒辦法了，我只得一咬牙，就報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尋思好在兵團有工資拿，有飯吃，不用再由父母來撫養。

轉眼就到了出發去黑龍江的那天，臨出門前，我母親哭腫了雙眼。我雖年少也知道這一去意味著什么，立馬覺得心里非常不好受。我母親歷來不到火車站送行，我父親出門三十年母親從來沒有到火車站去過，就是怕看車站送行那種刺激的場面。

我哥到火車站送我。那年月每天都有專列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火車一開慟哭的景象天天都有。只有少數人是自愿下鄉的，大多數人都是被迫報名的。上海多少知青離開家鄉時熱淚灑在鐵道線上。后來聽我哥說，我離開上海后，母親哭了好幾次，直到收到我的來信，母親心情才好了一點。

我在黑龍江兵團干了8年，后來鄧小平恢復高考時，我考上了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我不但金榜題名，還衣錦還鄉，人生三大喜事，我趕上了兩大喜事。母親高興極了，特意買了喜糖在生產組散發，生產組婦女都對來賀喜。

在我讀大學時，母親知道我在黑龍江有了一個戀愛對象，她好幾次對我說：“好不容易回了上海，大學畢業就不要再出去了。”我那時不理解母親的心情，沒有怎么把她的話當回事兒。

在大學四年里，我與戀愛對象一直保持了關系。大學畢業時，我們班30多位上海籍學生都有留上海的名額，因為我在文匯報實習時，發表的文章較多，文匯報要我去當記者。

而我考慮如果留上海工作，當時上海很難解決夫妻結婚一方戶口進上海的問題，兩地生活對我們都是難題。于是我決定回黑龍江，新華社黑龍江分社聽說后要我去當記者。由于我離開了上海，我們班就多了一個上海分配名額，有一位外地同學留在了上海。

對我的畢業選擇，母親是默默無言的，沒有說過不好，也沒有說好。那時我年輕，根本沒有一個概念，那就是父母親會有老的一天；如果不在父母身邊，將來如何來照顧父母，盡到自己的責任？到自己真正明白的時候，悔之已晚！

大學畢業后，我的精力都在新聞事業上，很快就有了女兒。那時，母親已經在上海生產組退休了，還到冰天雪地的哈爾濱為我們照顧了近兩年女兒，還把我女兒帶回上海養了一些日子。

我女兒六歲時，她到上海念了一年小學，我們夫婦那時還在哈爾濱工作，也是父母親在上海照顧她的生活。我女兒小學二年級到廣州上學，那時我們夫婦已經調到廣州工作，母親不久就到廣州照顧了女兒兩年多。母親為我們照顧女兒付出了太多、太多！

在我50歲的時候，我的父母親年老病多了，父親患了尿血癥，母親也有了不明之病。我覺得自己對父母關心太少了，產生了回老家照顧他們的想法。

2000年的一天，我去了北京，率直闖進大社社長田聰明的辦公室。我與田聰明并不熟悉，只是他一次到廣東分社了解新聞改革的情況，聽了分社領導的匯報，提到我那些年寫新聞稿比較多，就對我有了好印象。后來老田到其他分社，到處說：“廣東分社老記者在改革中煥發了青春。”

我向老田提交了一個要求調回上海工作的報告，理由是我年輕時兩次離開家鄉，一次是上山下鄉，一次是大學畢業后；年輕時我為國效力，現在父母老了，有病了，請接受我的要求，讓我回老家為父母盡孝。

我的請調報告可能打動了老田，他自己小時候在陜西、黃河河套農村生活很苦，考上大學時沒有錢，還曾經想放棄了。他很爽快地在我的信批了字，批給了上海分社領導，說對我這樣的情況應該予以照顧。

我滿心以為可以回老家工作了，誰知道此事出了糾葛，很久還沒有調動的消息。僅僅過了幾個月，從上海傳來了我父母親先后去世的噩耗，我再不能為父母親盡孝了，頓時淚流滿面，無法自已……

今天是我母親100歲冥壽，我唯有寫文章紀念母親，把自己的文章當作心香一瓣，尚饗給她。我的父母親很平凡，平凡得如長江的一滴水，平凡得如沙漠的一粒沙礫。正是14億如我父母這樣的平凡之人，組成了我們的民族、人民、祖國。

回顧自己的人生，我可以說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只有對不起父母；我不欠任何人的恩情，唯有欠父母的恩情，世上最難報的是父母的恩情；男兒膝下有黃金，我不跪其他任何人，唯有跪自己的父母親！

2025年10月8日

附： 我的父親

大國老記/文

今天是2019年1月4日，是我父親100歲冥壽。父親生于1920年1月4日，按民間的習俗是做九不做十的，所以今天是父親100歲冥壽。我的父母親同在2001年去世了，悠忽18年過去了，時間過得真快啊！

在2001年，父母跨過了百年之際，也跨過了千年之際，是比較難得的。在這世界上有過多少人生存過，跨過百年的人不多，跨過千年的更稀有。但這不過是一個人為的時間概念，與人生真正的價值是沒有關系的。

父親100歲了，相信有靈魂的人會問：不知道他在天之靈可好？不相信有靈魂的我又能夠說什么呢？我5、6歲時父親就離開上海內遷去了四川成都，我18歲上山下鄉離開了上海，從此我與父母聚少離多，那以后在一起的日子沒有幾年。后來我回上海讀書，畢業后又再次離開上海。年輕時沒有想到父母親有離開自己的一天。等到這一天真來臨時，就有無限的懺悔之心，覺得對父母親照顧太少了，沒有辦法補償了，追悔莫及！

父親出生的年代，上海已經是一個開埠的大都市，從一個傍海守江、江南水鄉的小鎮，成了當時遠東的“冒險家的樂園”。黃浦江上有小舢板，也有英美的大輪船；市里有華人地界，也有各國的租界；還有剛在上海出現的時髦東西：跑馬廳、跑狗場、電影院、百樂門、報紙、電臺、電話……有到東方來冒險尋找發財機會的洋人，有替洋人當掮客、買辦的國人，有發了財的老板，自然也有在城市底層艱難度日的小市民，在街頭要飯的流浪漢和大聲喊著“賣報”的報童，有為社會良知大聲疾呼的教授、記者……而我父親最初的職業是電影院職員。

我父親出生在城市貧民家庭，他自小讀書聰明，也考進了高中，這在當時是不容易的。因那時我祖父不在了，我祖母養家困難，父親就輟學了。后來他由我大伯介紹，去了上海一家電影院做職員，一直到解放大軍占領上海他才失業。后來，父親在政府的失業學習班學了地質勘查專業，在上海地質勘察院工作。在我5、6歲時，父親在四川成都出差。單位當時按上級要求，要有一個支援內地的名額，正好父親在外出差，不在上海，于是大家都說：“顧景耕支內最合適了”。在那個年代是不講人性，不征求個人意見的，如果不服從單位安排就只有再次失業。父親無奈只得去了成都。

那時國家規定夫妻兩地分居四年才有一次探親假。在我念小學的時候，家里有人告訴我父親回家了。我就看到有一個陌生人，低頭在那里抽煙，知道那是自己的父親，便怯生生地叫一聲：“阿爸。”后來我會寫字了，父親來信后母親識字不多，回信都由我來寫，我在信的開頭用母親的口吻直呼父親的名字。

慢慢我年長上了小學、初中，我懂得了父親獨自出遠門，掙錢養活一家的不易。父親那時每月工資只有三十多元，他總要寄回上海二十多元來養家。他信封用后翻過來用漿糊粘了再用，一支牙膏用完了要把牙膏皮拿去賣一二分錢。為了省錢父親還把煙戒了。后來父親每次回成都，我都要到火車站去送。我送父親上了火車，看著火車載著父親慢慢地遠去，我的心上會涌上一股戀戀不舍的感覺。那時我懂得了父子的感情。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政府動員城里人內遷，或者將城市兩地分居的人動員出去，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政府千方百計向外遷移人口。我家因為父親在內地工作，街道就動員我母親遷徙去成都。由于那時母親年輕，在街道人員多次勸說下也就同意全家內遷，我差一點就做了四川人。后來因為父親單位沒住房，此事就拖了下來；再后來鬧文革了，沒有人來管此事，我家就沒有離開上海內遷。

相隔二十八年后，當父親退休回上海時，父母相離年代太久了，生活上發生了隔閡，很難相容相伴。父親在資源貧乏的內地，養成了節約的習慣，洗臉、洗衣、洗菜等用水省得很，看到別人開著水籠頭花花沖心痛得很，就要說話；就是用電父親也是很省的，床頭只點一只瓦數很小的電燈，夏天也只有一只小電扇在他頭上方慢慢地轉動。而母親看父親用水太節約，嫌他洗東西不干凈。父親喜歡吃野味，而母親吃不慣。這些都造成了日后兩老人的不和。我回家看了感覺老人的晚年搞成這個樣子，很沒有意思。我就是再有能耐也無法改變這個既成的事實，無法把他們勸和。

上海老屋是一間十來平方米的小屋，朝北向，夏天熱而冬天冷。北向的窗戶正對著一條街，冬天冷風對穿順著窗縫往屋里鉆，更顯得冷不可耐了。我們全家六口人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生活的。后來父親出遠門了，我們兄妹和母親共五人在這狹小的空間中生活。兄弟三人小時候都是睡地鋪長大的，晚上被窩鋪在地板上，白天就收起來。

十八歲時我下鄉離開了上海。后來，大哥、二哥、妹妹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就剩下父母兩人在老城區的老街度日。父親退休后每天喜歡逛街，很少乘電車、公共汽車，就靠自己的兩只腳走路。上海人開玩笑把這稱為“乘11路電車”，說的是步行的人靠自己的兩只腳，就像是“11”這個數字。他常常逛的地方是外文書店、美術書店、舊書店，常愛買點舊書回家。他那時退休工資每月只有幾百元，新書、貴的書自然買不起，只能買廉價的舊書。他睡覺的床前、床底下堆的都是多年積攢下的圖書。

我下山下鄉前，曾給成都的父親寄去一封信告知此事。那時正是中蘇珍寶島戰役后不久，中蘇邊境形勢十分緊張。父親沒有任何猶豫同意了我的選擇。后來我大學畢業再次離開上海去黑龍江當記者，父親也沒有反對。他認為年輕人應當多見世面，不要留戀家鄉。

還是在我上山下鄉時期，我回家探親。當時政策規定父母不在一起生活的，可以到兩處地方探望。我那次到父親成都那里住了幾天。我父親出外工作二十八年，那是我們家人唯一的一次去成都看望父親。父親獨自住單位的一間小屋，沒有廚房，也沒有洗澡間，在門外走廊邊放一個柴火爐做飯。那時成都缺少燃料，父親常用木片點火，燒得走廊里滿是煙，走廊的墻也熏黑了。看了這些我深感父親在外的幾十年真是不容易。

201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