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美國宣布成功促成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簽署和平協議，并稱將獲得對贊格祖爾走廊這條戰略通道的99年開發權。協議文件里，有個細節耐人尋味：這個合作項目被命名為特朗普國際和平繁榮之路（后文簡稱TRIPP）。

這個名字確實讓人意外。縱觀全球，從城市到街道，從機場到橋梁，美國的總統、將軍、議員名字早已遍布全球，美國人咋就對以人名命名這么情有獨鐘？

殖民時期的傳統

在古代中國，把人名作為地名非常罕見，由于為尊者諱的觀念，為皇帝和其親族專門更改地名的情況反而時常發生，例如為避隋煬帝楊廣的名諱，全國幾十個地名中有“廣”字的都要改掉。直到近現代才出現了越來越多以人物命名地名的情況，比如中山縣、左權縣、靖宇縣等。

相比中國，美國非常熱衷于將人名用來命名地名。據澳大利亞語言學家2011年的研究顯示，美國的3142個縣名中，2283個縣名來自人名，占比超過70%。美國首都華盛頓都會區一共有三座機場：一座以總統羅納德·里根命名，一座以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命名，另一座則紀念瑟古德·馬歇爾——巴爾的摩首位非裔大法官。這種現象早有慣例。

殖民地時期，英法殖民者來到這片土地時，許多人得到了國王、貴族和商人的資助。為了答謝權貴的庇護，他們常會以贊助人的名字命名“新發現”的土地。今天美國東海岸的地名幾乎全是這種命名方法的遺存。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佐治亞州取自英國國王喬治二世，弗吉尼亞州得名于伊麗莎白一世的“處子王”稱號（Virginia，即“處女之地”）。馬里蘭州之名更是直接，翻譯成中文是“瑪麗的土地”，以此紀念英格蘭查理一世國王的妻子亨利埃塔·瑪麗亞。弗吉尼亞的詹姆斯敦以詹姆斯河命名，而這條河的名字又是對詹姆斯一世國王的致敬。特拉華州則是為了紀念英國貴族德拉瓦勛爵……

殖民時代的十三殖民地在法律上多為英國王室的私產。因此，這個時期的命名方式體現的其實是典型的封建恩庇與財產所有制邏輯，要表達對贊助者的感謝，還要體現這些土地的歸屬者。命名是忠誠宣誓，也是主權聲明。西班牙、法國等會用圣徒、國王等人的名字命名，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名字來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1776年《獨立宣言》頒布后，美國人脫離英國獨立，舊地名中帶有的君主制印記立刻變得格格不入。“為國王取名”的時代過去了，但“以人取名”的習慣卻延續下來。隨著疆土向西不斷拓展，當新區域的人數達到法定規定時，可以成立新的州，再劃分其中的縣，各縣依照民主程序決定其名。此時，新一代的美國人開始用建國元勛的名字為州郡城市命名：華盛頓、杰斐遜、富蘭克林、麥迪遜……這些合眾國式的名字在美國的新地圖上標記出政治性的疆域。

根據統計，美國境內以華盛頓為名的市鎮超過百個，九所大學的校名中出現華盛頓的名字，甚至連南太平洋法屬波利尼西亞的一座島嶼也一度被美國水手命名為華盛頓島。[當地原名烏阿胡卡（Ua Huka），意為“兩洞之地”]

最著名的用華盛頓命名城市的例子自然是美國首都所在的華盛頓特區。獨立后，原首都費城因兵變問題被認為不適合作為永久首都。經過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博弈，國會最終決定在波托馬克河沿岸劃出一片約100平方英里的區域作為新地區，這座新城由法裔建筑師皮埃爾·朗方設計。盡管喬治·華盛頓建議把首都定名為聯邦市，1791年9月，首都最終被定名為華盛頓市，所在的區域則稱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代表共和國的締造者，而哥倫比亞則象征新大陸的精神。

在歐美國家中，國家往往被擬人化為特定形象，如法國共和國時期的瑪麗安娜、英國的不列顛尼亞。美國自建國早期也有類似的形象——哥倫比亞，這個名字直接來自美洲的發現者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18-19世紀常被用作美國的化身，出現在詩歌、繪畫、雕塑和機構的名稱中，如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河、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獨立后，甚至有人提議將國家正式命名為哥倫比亞，但沒有被采納。

隨著西部擴張中領土不斷拓展，越來越多的無主地和原屬于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納入合眾國的控制范圍，以安德魯·杰克遜等總統為名的地名大量分布在南部和中西部。內戰后，以亞伯拉罕·林肯為名的地名大量出現，以至于幾乎每個州都有以林肯為名的市鎮。

美國名人的名字成為獨立后到19世紀地名的主要來源。命名不僅象征著新土地的發現和定居，也成為共和國家塑造共同記憶的方式。通過在地名中紀念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美利堅合眾國前所未有地團結在共同的新建國神話下。選擇誰作為地名，相當于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美國公民誰是國家的英雄，形成了一本地理版的教科書。

個人主義的象征

19世紀被稱為美國的“鍍金時代”，大資本家、鐵路巨頭、鋼鐵財閥粉墨登場。財富集中到極致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表達欲。名字的意義從紀念變成了標榜。在對國家英雄的紀念之外，美國不少地名與機構的姓名源于贊助者或創辦者本人。與中國人傾向于以地理方位、寓意吉祥或集體象征命名不同，美國人更傾向于直接使用個人姓名，尤其是姓氏。福特汽車、迪士尼公司、摩根銀行、卡內基音樂廳……這些名字本身即品牌，反映出美國文化對個人的信任和崇拜。這種偏好并非現代市場策略的產物，而是深植于美國文化核心的個人主義。從清教徒登陸北美大陸起，個人奮斗、個人責任與個人榮耀便成為美國精神的基石，命名的意義既是對個人道德與成功的展示，也是社會階層上升與品牌建設的工具。

得克薩斯州的例子尤為典型。1836年，得州在山姆·休斯頓的率領下從墨西哥獨立，建立孤星共和國，后來的休斯頓市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休斯頓是得州第一大城市，因與NASA的緊密關系被稱為太空城。不過，休斯頓這座城市的傳奇最早是房地產商故意打造的結果。19世紀中葉，來自紐約的房地產商人艾倫兄弟準備在新開發的土地上大干一番。他們以不到1萬美元的價格購入這片土地，為吸引移民與投資者，他們選擇以山姆·休斯頓的名字命名新城，極力宣傳其地理優勢，還邀請大船駛入碼頭示范通航。這座城市從命名起就帶有鮮明的商業與個人意志印記。

類似的命名屢見不鮮。這種現象在土地稀缺、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歐洲較少出現，而在美國，它象征著私人資本的開拓與對地方秩序的控制。一個人的姓氏寫進地名，本身就是權力的體現。

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的鐵路、大學、博物館和基金會大量以個人姓名命名，這成為資本家與慈善家塑造公共形象的有效手段。紐約著名的卡內基音樂廳的名字就來自20世紀初的鋼鐵大亨安德魯·卡耐基，洛克菲勒中心以石油巨頭約翰·洛克菲勒命名……這些名字既是捐贈者的紀念碑，也是他們在公共領域的永久廣告。

美國富豪尤其熱衷于在教育領域的冠名：始建于1891年的斯坦福大學得名于時任加州州長的利蘭·斯坦福和妻子簡·斯坦福，用以紀念早逝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直接取自同名商人與慈善家；哈佛、耶魯等名校背后也都有一位真實的捐贈者，他們的名字與校訓一起構成學校的象征體系。

在鍍金時代，命名成為社會語言的表達，名字意味著財富、聲譽和權力。個人名字通過命名進入公共空間，個人在國家中獲得了象征性永生。

“特朗普”之路

時至今日，美國企業乃至政治家依然延續這種以個人姓名命名的傳統。比如特朗普年輕時創辦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公司，在紐約擁有同名大廈，大廈上五個金色大寫字母成為張揚的品牌符號。問題隨之而來：城市、企業、建筑可以用人名命名，那國內和國際性的條約呢，像“特朗普國際和平繁榮之路”這種命名方法在美國歷史上很常見嗎？

答案是否定的。美國很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政治條約。1977年，美國與巴拿馬簽署的《托里霍斯-卡特條約》是其中罕見的例外，以巴拿馬軍事領導人奧馬爾·托里霍斯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的名字命名。類似的還有1914年的《布萊恩–查莫羅條約》，此類命名多出現在雙方官員共同簽署、并代表雙邊利益的協議中。

而特朗普在TRIPP上的命名顯然不同，他讓這項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和平協議以自己全名命名，不僅象征著個人化的政治風格，更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功績歸屬”意圖。與其說這是一份和平協議，不如說是一份打著特朗普大名的政治廣告。

從歷史上看，美國總統姓氏最常出現的地方是公共設施的名稱。20世紀后新建的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科研項目和太空計劃基本都以總統命名，比如肯尼迪航天中心、里根號航母、休斯敦喬治·布什洲際機場……這些命名往往發生在總統卸任或去世后，由政府或國會批準，而特朗普的命名卻打破了這種慣例，從在任時就開始把個人與外交成果直接綁定，將命名權直接綁定政治權力的行使。

這種個人化的命名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特朗普對名字象征意義一以貫之的重視。在總統第二任期伊始，他甚至提出要把墨西哥灣更名為美國灣，一度引發網絡爭議。特朗普的冠名看似突兀，其實是美國命名文化邏輯的極端化表現，通過把外交行動包裝為個人成就，進而讓自己的名字成為歷史文本的一部分。但是，墨西哥總統辛鮑姆對此走過明確的回應：特朗普可以隨便稱呼任何一個地方（特朗普政府把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但對墨西哥和全世界來說，墨西哥灣的名字沒有改變。

參考文獻：

曹群：《墨西哥灣的名字，特朗普說改就能改？》，《世界知識》2025年第4期，第42-43頁；

劉驚：《從地名看中美跨文化比較》，《中國地名》2020年第2期，第40-42頁；

劉美娟：《中西地名命名及文化意蘊比較》，《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第104-108+129頁；

范維：《"墨西哥灣"→"美國灣"，真簽了》，觀察者網，2025年1月21日；

南博一、李怡彬：《特朗普“冠名”戰略走廊背后：阿塞拜疆崛起改變南高加索地緣政治格局》，澎湃新聞，202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