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夏天，筆者回到了突尼斯，再次見到了瑪麗亞。在此前的2016年8月到2017年12月，筆者在突尼斯學習阿拉伯語，做田野調查，住在當地人家里。在此期間，筆者認識了住在附近的瑪麗亞一家。當時，瑪麗亞的大女兒法圖麥才兩歲多，小女兒阿伊莎還沒出生。而現在，法圖麥快要上小學四年級了，阿伊莎馬上也要上小學了。她們的成長讓人感慨，但是更令筆者驚訝的是，瑪麗亞竟然把兩個女兒送進了一所加拿大小學。

對于突尼斯人來說，國際學校的學費非常昂貴。突尼斯市民的月平均工資約為1000 第納爾（相當于人民幣約2300 元），但是加拿大小學一年的學費就得9000 第納爾。哪怕是雙職工中產家庭，每年18000第納爾的學費仍是很重的經濟負擔，這相當于讓一個年收入50 萬元的中國家庭每年支付37.5 萬元的學費，而突尼斯的公立學校則是免費的。筆者問瑪麗亞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去，她的答案是：她既要工作也要接送孩子，還想讓孩子們接受比較好的教育，只有國際學校可以幫她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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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女性瑪麗亞的兩難處境

突尼斯地處非洲最北端，首都為東北部港口城市突尼斯市。其東南與利比亞接壤，西邊與阿爾及利亞交界，南部是撒哈拉沙漠，北面則與意大利隔海相望，是一個曾被法國殖民的阿拉伯國家。在諸多阿拉伯國家中，突尼斯的社會比較開放，兩性地位較為平等，國家從法律上保障了兩性的婚姻自由、政治參與、接受教育、同工同酬等權益。此外，突尼斯是唯一一個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制的阿拉伯國家，也是第一個擁有女總理的阿拉伯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突尼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中學與大學的女性就學率都超過男性。因此，進入社會后，女性，尤其是來自中產家庭的女性，更傾向于成為職業女性，而非成為全職家庭主婦。

瑪麗亞來自突尼斯市的一個中產家庭。20年前在巴黎獲得了建筑學碩士學位的她，回到突尼斯工作之后，認識了阿里并與他組建了一個新的中產家庭。大女兒法圖麥出生后，瑪麗亞當了一段時間的家庭主婦。但她不想脫離社會太久，于是先后請了白班保姆和住家保姆照顧小孩，自己得以重返職場。但是，她很快發現，由于長時間跟保姆待在一起，孩子們開始模仿保姆的說話口音、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于是她再次辭職回家。不久后，突尼斯遭遇了德爾塔病毒，國家經濟遭受重創，物價飛漲，瑪麗亞不得不入職一家法國科技企業當銷售，與丈夫共同維持全家的生活開支。

2022年，新冠疫情態勢趨緩，法圖麥所在的公立小學開始恢復線下授課。公立小學下午一兩點鐘就放學，而瑪麗亞卻要到四五點鐘才能下班。于是，瑪麗亞和阿里只好將法圖麥轉進一所本地人開的私立小學。但是，瑪麗亞漸漸發現私立學校的教師不但教學水平有限，而且要同時管理好幾個班，工作壓力大，因此對孩子們的要求比較嚴苛。瑪麗亞感覺到法圖麥在學校里受了委屈，性格變得有些懦弱，于是狠下心來，將法圖麥轉到了一所比普通私立小學貴一倍的加拿大小學。這所加拿大小學的教師基本上都有教育學或者心理學背景，收入比較高，工作壓力比較小，教學水平和對學生的態度普遍不錯。法圖麥再次轉學后，瑪麗亞放心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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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校成為中產家庭的教育選擇

瑪麗亞的選擇也是許多突尼斯職業女性的選擇。她們既需要體面的工作，也要兼顧家庭的經營和孩子的教育，國際學校成為這兩難處境中的一種選擇。筆者的另一位朋友麗娜是一名在銀行工作的單親媽媽，為了讓她的三個兒子在放學后安全到家并能得到成人監管，她不僅把三個兒子都送到了有校車接送的私立學校，而且花大價錢請公立學校的教師在放學后來家里給孩子們補課，光這兩項就花掉了她一半的薪水。雖然麗娜對公立學校的教學水平表示認可，但是公立學校的放學時間不利于職業女性照顧孩子。而且，由于大部分年輕父母并非獨生子女，他們的父母很難分擔所有孫輩的撫養工作。于是，包括國際學校在內的私立學校、“一對一”培訓、興趣班、保姆等受到雙職工家庭或單親家庭的青睞。

國際學校不僅是職業女性的不得已之選，也是今天突尼斯中產家庭教育選擇的一種潮流。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許多中產家庭都像瑪麗亞和阿里一樣，為孩子選擇了國際學校。但國際學校的學費不菲是不爭的事實。實際上，瑪麗亞選擇的加拿大小學還算便宜，她的朋友將孩子送到了年學費18000 第納爾的法國小學。如果選擇英國小學的話則要花費30000 第納爾，美國小學的學費更是高達50000 第納爾。對比來看，瑪麗亞為孩子們選擇的加拿大小學性價比還不錯。

但是，追溯到21世紀之前，公立學校才是中產家庭的第一選擇。筆者在突尼斯的訪談對象幾乎都畢業于公立學校，而且普遍認可公立教育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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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的頹勢和國際教育的興起

突尼斯的公立教育有過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

1956 年，突尼斯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獨立，次年建立共和國。建國之初，全國的文盲率高達85%，各學段教師加起來不足2000人。為了讓新國家能夠走向真正的獨立與發展，開國總統布爾吉巴決定推行教育改革，采取義務教育制度，公立小學和中學完全免費，公立大學也只收取注冊費、材料費等基礎費用。長期以來，突尼斯政府將教育當作國家的頭等大事，超過20%的財政預算被投向公共教育。在這樣的支持下，突尼斯教育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中東、北非的二十多個國家中，其教育水平僅次于以色列、黎巴嫩和約旦，在全球同等經濟水平的國家中也名列前茅。

20世紀80年代，突尼斯經濟遭遇重創，本·阿里借勢崛起，取代布爾吉巴成為新總統，并著手進行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市場、積極招攬外資，國際教育資源也順勢進入突尼斯，包括國際學校在內的私立學校開始涌現。尤其是2000年之后，私立學校獲得較快的發展，不少公立學校的教師也轉入私立學校。2011年以來，突尼斯進入政治經濟轉型關鍵期。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突尼斯政局經歷多重考驗，同時面臨低增長、高赤字、高債務、高失業率、高通脹等諸多問題，政府不得不削減對公立教育的財政支出，這導致了公立教育質量受到影響。許多公立學校開始調整教師薪資、延長代課教師的轉正周期甚至停發工資，這極大動搖了教師群體的積極性和安全感。越來越多的突尼斯家庭，尤其是中產家庭，開始轉向購買私立教育服務。從2012年到2022年，突尼斯的私立中學數量從299所增長到511所，漲幅達70%；私立小學數量從155所增長到669所，漲幅達330%；國際學校數量也迅速增加。相比公立教育體系的停滯甚至衰落，國際學校確實有不錯的教育水平和服務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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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的移民取向

影響突尼斯中產家庭擇校取向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國際教育描畫了一幅移民的前景，這使家長們相信通過國際學校的教育，孩子們更容易留學并移民西方國家。

雖然突尼斯的整體教育水平不錯，但是其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匹配其教育水平，國內缺少成熟完善的產業和市場來接納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畢業生。在公開的媒體報道中，近年來突尼斯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率超過25%，而真實數字可能更高。能否有好的就業前景，成為很多家庭做教育選擇時的重要考量標準。對于突尼斯人來說，最好的就業市場是與之相鄰的歐洲，其次是北美地區，再次是海灣地區，最后才是國內。因此，突尼斯人愿意為了就業遠赴海外。雖然突尼斯人向外移民的數量從未被準確統計過，但一般認為這一數據至少是120萬（突尼斯2023年的總人口約為1246萬人）。突尼斯國家統計局（INS）與國家移民觀察站（ONM）于2021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僅在2015—2020年間，就有3.9萬名工程師與3.3萬名醫師移民海外。

國際學校為中產家庭提供了移民海外的可能性。國際學校一般是中小學一貫制，高薪聘請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教師，課程設置既能滿足突尼斯國內教育的要求，如設置阿拉伯語課程，又能夠對接相應的西方國家的大學體系，如加拿大學校對接的是加拿大高校、法國學校對接的是法國高校等。這樣既具本土性又具國際性的教育體系，更有利于學生申請國外的大學。雖然要付出比公立教育高得多的教育成本，但對于渴望跳出現實困境并尋求改變的突尼斯中產家庭來說，留學和移民是他們心中的希望之所在。這也許是瑪麗亞所念想的國際教育所能帶給法圖麥和阿伊莎的未來。

來源：《留學》雜志2025年第7期

作者：朱文珊 （民族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講師）

編輯：高盈

終審：旭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