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主要講述毛主席子女、周恩來侄女、朱德兒子的故事。他們是新中國三位偉人的子女，卻和普通人一樣生活。

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對“官二代”做了兩個預言：

第一：一些領導干部子女生活在漢獻帝、阿斗那樣的環(huán)境中養(yǎng)尊處優(yōu)，相互攀比老爸，這讓他擔心會不會培養(yǎng)出一批貴族少爺？

第二：高級干部的子女管不好，總有一天要犯罪的。那么，毛澤東時代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們是如何教育“官二代”的？

01/毛主席：不要把我掛在你們嘴邊唬人

在毛主席時代，百姓子女與“官二代”沒什么差別，在炮火硝煙的戰(zhàn)場上，有毛主席的兒子，有將軍的后代，在農(nóng)村勞作的田野里，在機器轟鳴的車間里，也許就有部長干金、省長的兒子，英雄的群體里也不乏領導的孩子。

據(jù)毛主席身邊的人回憶，在延安時代，毛主席就穿著帶補丁的衣褲去做報告，革命取得勝利之后，他擔任國家的主席，仍不改樸實之風。隨著年齡增長，毛主席身體發(fā)胖，許多舊衣服顯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給他的兒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也總是補丁摞補丁，沒有光鮮閃亮的時候。 對于父親的教誨，毛主席長女李敏只一句話概括——“父親教育我們要夾著尾巴做人”。

毛主席時代為何沒有“官二代”？

因為在那個年代，毛主席自己就是共產(chǎn)黨人中為人民服務的光輝典范，當時的領導干部自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那時的領導干部兩袖清風，心里裝著人民大眾。

毛主席對子女教育非常嚴格，決不允許他們享受各種特權待遇，所以毛主席的孩子不是“官二代”。在長子毛岸英回國后，毛主席竟然把他送到勞動大學改造，讓他拜勞動模范為師，從事艱苦的勞動，從中體會到勞動的艱辛，增加和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1950年，只因為他是毛主席的兒子，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動請纓入朝參戰(zhàn)。當有人勸毛主席出面阻止時，毛主席的回答卻是：“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最后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zhàn)場。

在全國面臨大困難時，毛主席不允許女兒李訥搞特殊，讓她在學校食堂和其他學生一樣吃飯。他的女兒放假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吃的。而毛主席也只能把自己的一份讓給女兒，而他自己卻餓著肚子。

毛主席長女李敏，1963年就與丈夫孔令華一起離開高墻大院、離開父親。從有自己的工作開始，李敏就再也沒有從毛主席那里拿到補貼，毛主席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說到做到。

獨立生活多年，李敏曾笑言，她很早就成功地把自己平民化了。她會為了“自己上街、去公園，根本沒人會認出她”而感到欣慰。

沉默寡言的李訥更不容易引起人們關注。1976年從江西帶著幼子返回北京后，這個家庭長期只能維持在溫飽線上。許多個冬天，他們和普通市民一樣排隊購買定量供應的大白菜，然后用三輪車拉回家。

“不要把我掛在你們嘴邊唬人”，毛主席的這句話，可以說，他的兒女做到了。

02/周秉建：我們那個年代沒有“官二代”

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年少時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廳，卻很少與伯父見面，極少接到伯父物質(zhì)饋贈，甚至連一封親筆信都沒有，卻被伯父在彌留之際惦念。作為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最小的侄女，全國政協(xié)委員周秉建說：“我不是‘官二代’。”周恩來夫婦沒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當親生一般教養(yǎng)。“說來現(xiàn)在的人可能覺得不可理解，我們那個年代，社會上真的沒有‘官二代’、‘紅二代’的說法。”周秉建回憶。

上世紀60年代，周秉建就讀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學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沒有什么不一樣”。

中南海的西花廳周秉建常去，但她從沒見過任何一個國家領導人。有一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與夫人來訪，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覺回避。“其實按常理說，同事帶孩子串個門也很正常。但伯父絕對不給我們提供任何有優(yōu)越感的機會。”周秉建認真地說，“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

03/朱德為兒子定調(diào)：不當官，從工人做起

朱老總一生有過幾次婚姻，但就朱琦這么一個兒子。1916年朱琦降生時，朱德發(fā)現(xiàn)他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遂為之取名“保柱”。

1943年，由于傷病，朱琦從前方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根據(jù)工作的需要，朱琦被調(diào)往石家莊鐵路局。當他把這一消息告訴父親時，朱德對他說：“你一直在部隊工作，不懂技術，調(diào)到鐵路局以后，不能當領導當官搞管理，從工人做起，要從頭學起。”朱總司令這么就給他定調(diào)了。就這樣，朱琦去了石家莊鐵路局當工人。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qū)。每逢夏季，中央高層領導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與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而乘車的領導人有時也會在天津下車停留。

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里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fā)套都被他坐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朱德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長原來是朱德。朱德看見全身黑乎乎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說：“呵，沒想到，今天坐上你開的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