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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5日甘肅省委向中央寫報告，深入檢查了一再發生”共產風”的根源，認為應當而且必須從省委領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方面去尋找。

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并檢討說：

“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呼吸、共命運的”、“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在七千人大會上，又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另一方面，認為困難并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三面紅旗必須堅持。廬山會議上，說：

“總路線有問題，大躍進有問題，人民公社有問題。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盡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沒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幾千幾百件不對頭的，但從總的形勢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

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

1961年廬山工作會議上，在周總理發言時，毛主席曾插話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沒有什么了不得。”

他又形象地說：“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會議結束的那天，他還書寫了唐代詩人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即：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并贈送中央常委各同志。

可見的樂觀心情了。

七千人大會召開前夕，又說：“國內形勢總的是不錯的。前幾年有點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

到1961年，心情高興些了，因為在農村搞了《六十條》，工業搞了《七十條》，還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些具體政策都見效了。

他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志談話時，表示1962年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軌道。

七千人大會后，到上海、山東、杭州、武漢等地視察，聽到一些地方負責人講的都是形勢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較樂觀。

因此，對劉少奇等人對形勢的估計，非常不滿。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當面說劉少奇：

“你急什么?壓不住陣腳了?為什么不頂住?”

“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

劉少奇激動地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在隨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把一線領導人對形勢的估計當做”黑暗風”來批判了。

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志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

“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

“農業恢復要五年、八年，講的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

他還批評李富春和國家計委“上不聯系中央，下不聯系群眾，事先不請示，事后不報告，四時八節，強迫簽字。我說再看一年，不行就換班。有人勸我不要等了，現在就可以換”。

二是關于包產到戶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幾起幾落。高級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嚴重的平均主義，產生許多矛盾。

1957年春一些地方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但在兩條道路大辯論中被看作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

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后的幾個月中，河南、湖北、江蘇、湖南、陜西、甘肅等不少省份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做法，廬山會議后，再次遭到批判，認為”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干”、“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中央還轉發了江蘇省委《關于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和河南省委《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認為包產到戶歸根到底

”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上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

面對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安徽省委對群眾要求包產到戶的意見，加以變通，試行”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即”責任田”，得到了毛澤東可以實驗的謹慎同意。

同時，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都對包產到戶予以支持。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見。他指出：

“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

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視察時，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三包到組，在一部分地區可行。”

陳云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后，對身邊工作人員說：

“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叫’分田到戶’也好，叫’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按照《國際歌》詞中’全靠我們自己’的話辦，盡快恢復生產。”

6月下旬至7月初，陳云就用重新分田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恢復農業產量問題，在北京分別與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交換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見。

時任中南局書記的陶鑄也多次講到包產到戶，他認為：

“邊遠地區、山區包產到戶，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1962年4月，他到河南檢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給農民自耕，有的同志認為這樣做可能導致資本主義，陶鑄回答說：

“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我寧可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飯、死人!”

教員的秘書田家英本來不贊成包產到戶，但經過湖南農村調查后，認為包產到戶在當前具有優越性。

調查期間，田家英到上海向教員匯報，教員很冷漠，并說：

“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而陳云卻稱贊”觀點鮮明”，劉少奇也認為很好。

楊尚昆也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

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做了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

劉少奇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就提出關于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

出乎劉少奇的意料，毛澤東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說：

“回到北京后不修改《農業六十條》，卻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

并問田家英：“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為了不在中央領導層中造成裂隙，回答是個人意見。

同時，教員對劉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么沒有頂住。在隨后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教員批評說：

“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1年就要分化”

“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莊呢?”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或者沒有馬克思主義”。

并多次批評田家英60%的包產到戶、40%搞集體的主張；

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同志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