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辯護律師劉高鋒：犯意聯絡是認定共同犯罪的核心

北京刑事辯護律師劉高鋒：犯意聯絡是認定共同犯罪的核心

共同犯罪故意有兩個層面的理解，第一是事前達成一致意見，這個就不用推定，而是直接認定，有意思聯絡。但問題的難點在于，事前沒有意思聯絡，如何認定呢？

第二就是事中意思聯絡，這種也算。但請注意，犯罪意思聯絡在事中完成，此前的行為是單獨犯罪，此后才能按照共同犯罪處理。

這些都屬于犯罪意思聯絡能夠直接證明的情況。

復雜的情況是，如何證明犯罪意思聯絡存在和完成呢？

證據，當然是證據。

第一類是言詞證據。就是各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這些證據往往是直接證據，能夠直接證明事實。

但是，言詞證據往往具有不穩定性和主觀性強的特點，尤其是存在利害關系的言詞證據，采用時應當慎重。

第二類是客觀證據。這些證據有的是直接證據，比如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直接證明事實。有些屬于間接證據，比如行為人確實參與了某些犯罪活動的證據，但該類證據不屬于意思聯絡的直接證據。為此，就需要根據這些證據對被告人的主觀意識和共同聯絡意思進行推定。

請注意，此時的主觀故意包括被告人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這是單獨犯罪的問題。但同時又需要證明存在意思聯絡。

意思聯絡為什么重要？因為沒有意思聯絡就不可能構成犯罪，共同犯罪本身是一系列行為的集合體。這些行為應當是在一個共同目標的指揮下完成的，否則就是各自為戰，即便最后湊成了犯罪，也不屬于共同犯罪。

道理很簡單，但證明非常難。

意思聯絡不僅僅是通報一聲，而是對于整個犯罪內容的知悉程度達到了犯罪構成要件的標準。比如，在騙取出口退稅案件中，僅僅提供相應單據（包括外貿訂單等）的行為，對于他人使用單據采取何種行為不清楚的，就沒有達到騙取出口退稅罪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標準。

即便客觀上確實存在幫助行為，但意思聯絡不存在，或者意思聯絡的內容沒有達到該罪犯罪構成要件的，就不能按照共同犯罪處理。

騙取出口退稅罪的要求明確知道的內容包括“買單配票”“低值高報”等騙稅方式。如果意思聯絡沒有達到此種標準，筆者的意見是應當慎重處理，不按照犯罪論處，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避免客觀歸罪。

當然，如果認定提供外貿單據等行為存在不合理情況，其情節應當屬于“但書”的情況，不按照犯罪處理最妥當。如果確實需要處理的，依據行政法相關規定處理即可。

共同犯罪中，包括共同的實行犯，幫助犯和教唆犯。但無論哪種情況，都需要根據規定認定，必須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且應當著重審查犯罪意思聯絡的存在及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