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如果要說中國的歷史周期問題，必須要提的就是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歷史周期率問題。黃炎培稱，歷朝歷代都沒能跳出興亡周期率問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對于古代王朝就定律就是“鹿亡秦，蛇興漢”，興衰治亂，循環不已。
我們不禁要問現代人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么古人是不是也思考這個問題呢？答案是有的，因為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少“中興之主”——中興意味著中衰再次振作，所以可以看到不少人試圖去改變這個周期率。雖然最后的歷史沒有饒過誰，依然以如車輪般循環。
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朝也不例外——嘉道中興，作為大清的最后高光時刻，當時的人到底是怎樣看待身處的時代，是否意識到危機？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而最近孫明的《積弊：清朝的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就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
道兩朝，承平日久，變局初現，表征之一就是積弊日益凸顯，因循彌漫天下。陶澍、洪亮吉、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治理能臣均敏銳地感知到大時代的總體性狀態，并在這種特定的“政治時間”內，反復思索困境的生成機制，希望在制度理念的調試下扭轉局面，但事與愿違。本書講述的，就是清王朝大廈將傾之前政治思想史領域的中葉往事，在種種改變都無濟于事的情況下，直面皇帝和經世官僚的焦慮時刻。作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的一環，清中期國家內部的種種危機與應對，也相當程度上預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時刻的最終到來。
在清朝的歷史上，我們一般會把轉折點放到乾隆末年，吏治與財政都問題不斷，加上起義以及鎖國自負，頹勢可以說就是源自這個時間點。
在乾隆去世后，不論嘉慶是出于培養自己的體系還是試圖“扶將傾之大廈”，對吏治做了有效的革新。從現代的角度來看，確實對后來一百年的大清起到了關鍵作用。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王朝的建立后滿百年幾乎都是一道檻，不論是皇帝還是當時的文人，只要讀過歷史的基本都有這種危機感——“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后，往往中微”。
除了時間給人的壓迫感，魏源則從本朝現狀與歷代中葉“人見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的一致景象來判斷。就是說有關中葉頹勢的論說，會具體表現包括制度、紀綱、吏治、財政、軍事、人才、風俗、學術等政治與社會各方面。
書中總結出兩個要點：
一是以“法繁政慢”亦即制度叢脞、政務繁冗、因循茍且和治理低效為主的制度積弊，二是以吏治、士習、民風敗壞等社會秩序紊亂為主的彌散于社會政治之中的道德風俗積習。
在大象看來，這就不只是關注清朝中期的積弊問題，更是現代中國的一種政治探討——跳出興亡周期率。而關于書中還有君臣為消除積弊付出不同的努力這里就不作過多展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閱讀。
關于清史的書不少，可關注清中期的研究真少之又少，這本《積弊：：清朝的中葉困境與周期感知》可以說是彌補了空白，非常值得一讀。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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