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芝諾·萊奧尼

（Zeno Leoni）

倫敦國王學院國防研究系講師

中國大戰略是在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和抵制西方主導的限制之間尋求審慎的平衡。它通過戰略模糊和選擇性參與擴大影響力、保持靈活性，并避免可能危及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對抗。

歷史上，美國一直扮演著國際警察的角色，但面對全球危機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崛起，全球部分焦點已經轉移到中國——盡管中國領導人對近期沖突保持著模棱兩可的立場。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令許多西方觀察人士感到困惑。戰爭初期，中國一方面對北約擴張表示擔憂，一方面呼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但未向莫斯科提供武器。這種平衡策略導致“親俄中立”的描述，即言辭上同情俄羅斯，但未提供決定性的物質支持。同樣模式在其他地方也重復出現。加沙問題上，中國在聯合國呼吁“永久?；稹?，重申對巴勒斯坦事業的長期支持，但似乎未承諾做任何實質性努力來說服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屠殺。在臺灣問題和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堅持原則與審慎克制相結合，容忍美國向臺北出售武器，保護平壤免受制裁但譴責其導彈試驗。

曼紐爾·卡斯特爾和其他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指出，資本、技術和信息的全球“流動”超越了國界，國家則試圖通過確定其中哪些歸屬于國家來維護政治凝聚力。中國正是這種處境的典型代表。它依賴全球市場和機構維持發展，但并不完全接受由西方設計主導的體系的合理性。因此，其戰略并非如大多數有關中國大戰略的論述所說的那樣，是一步步追求主導地位或一體化，而是謹慎處理依賴與競爭之間的矛盾。

▲7月23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見證巴勒斯坦14個派別共同簽署《關于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民族團結的北京宣言》。

盡管中國戰略文化的特征是謹慎，但綜合看，這些例子表明，它不是一種臨時姿態，而是反映了中國大戰略更深層的歷史邏輯和結構邏輯，其底層原則是管理融入全球經濟秩序和抵御地緣政治限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要通過與世界接觸實現現代化，一方面要捍衛主權免受西方統治。中國領導人頻繁提及“百年屈辱”凸顯了這一歷史記憶。

美中關系長期以來充滿矛盾。1972年兩國關系緩和后，美國一直試圖將中國納入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把中國的繁榮與全球穩定聯系在一起，盡管兩國關系日益走向競爭——尤其是奧巴馬時期以來。對中國而言，這導致一種兩難境地：美國既是其最大外部挑戰，又是其賴以生存秩序的保障者。結果就是，中國采取選擇性接觸戰略，一方面抗衡美國的軍事和技術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避免采取有可能破壞其現代化進程所依賴的體系的行動。

▲9月23日，中方在聯大期間表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將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

對當今中國戰略姿態最恰當的描述就是選擇性參與，以及審慎克制。即便實力不斷增強，中國也避免了歷史上困擾新興大國的過度擴張。它應對烏克蘭、加沙和新冠疫情等危機的方式便體現了這種模式：喜歡提出原則或表態支持，但不愿使用強制手段或有約束力的聯盟。這種克制不僅僅是自身能力有限，盡管它確實是重要原因。這是一種深思熟慮的選擇，旨在保持靈活性，避免與美國過早對抗，確保現代化進程穩步推進。

與此同時，中國正謹慎擴大自身選擇范圍。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機制的推動，中國既為自己被排除在自由秩序之外做準備，同時又希望繼續從中受益。軍事方面，中國增強了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維護利益的能力，但采用的是非軍事化形式的手段。這表明它的行為是有節制的，而非直接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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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姿態，即使從中國在某些國際咽喉要害問題上的行為看，也說明其大戰略有成功也有局限性。它表明中國意識到過度擴張的風險，意識到有必要管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也就是它在依賴全球一體化的同時又懷疑西方主導的秩序。對決策者而言，教訓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模糊并非短期的，它是一種戰略手法，使中國能夠在擴大影響力的同時將風險降至最低。理解這一辯證關系，對預測中國下一步行動進而以平衡方式應對至關重要。

政策啟示

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這個辯證框架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中國的戰略模糊并非暫時的。即便其能力不斷增強，中國也不太可能放棄謹慎。正如中國學者所探討的，過度擴張會帶來實實在在的風險。模糊性使中國能夠有選擇地擴大影響力，避免代價高昂的對抗，以免阻礙其現代化進程。認為現代化必然轉化為肆無忌憚的擴張，是對其背后邏輯的誤讀。

▲印度尼西亞普哇加達的一列行駛中的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雅萬高鐵是印尼和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是中印尼兩國的共建“一帶一路”旗艦項目。

其次，模糊性本身可能成為穩定機制。通過避免在危機中做出明確承諾，中國降低了與美國過早升級沖突的可能性。其在烏克蘭和加沙的審慎克制，不僅反映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體現了它的靈活性偏好。對于美國決策者而言，施壓讓中國“選邊站”，可能會低估模糊性在管理中國崛起面臨的矛盾時的作用。

第三，美國不應將中國的克制誤解為被動。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在全球南方的投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機制，以及有計劃的軍事發展，來積極塑造國際環境。這些舉措旨在規避被自由秩序排斥的風險，且無需直接挑戰現有秩序。政策制定者應預料到中國將繼續采取雙重戰略，即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支持現有機制，同時為自己被該機制邊緣化準備替代方案。

最后，考慮到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二元性，采取一種不那么非黑即白的策略或許更有益。華盛頓可以通過管理而非試圖解決中國帶來的矛盾來適應這種變化。其目標不是強行整合上述復雜因素，例如將中國變成死心踏地的伙伴或者徹頭徹尾的對手，而是預見到中國將繼續在融入與對抗之間游走。美國的戰略需要在這一灰色地帶運作，其間模糊性不是個案，而是中國大戰略的本質特征。盡管美國尚未發布正式對華戰略，下結論可能為時尚早，但特朗普政府或許比拜登政府更傾向于朝這一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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