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1946年11月，周恩來首先率代表團從南京返回延安，由董必武暫管國統區黨的工作。

1947年3月，中央決定成立以劉曉為首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改名為中共中央上海局）后，董必武與中共代表團辦事處也從南京、上海撤離。因為中共代表團辦事處不能與上海分局發生直接聯系。

撤離時，董必武通知王亞文到上海，辦理有關事宜。

王亞文是黃埔軍校四期出身，從1939年起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的領導下，從事國民黨上層人員工作。

董老要王亞文把所掌握的國民黨上層策反關系轉到新建立的上海分局，約定接頭暗號。

董老移交給上海局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的關系非常重要，其中有國民黨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上海辦事處主任周應驄、國民黨立法委員何遂、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重慶”號巡洋艦艦長鄧兆祥、海軍國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國民黨聯勤總部中將巡視員張權、陸軍大學教官蔣子英、海軍軍官中秘密黨員何友恪等。

其中，吳石是個核心人物，因為他任國民黨軍史料局局長，負責修撰戰史，與各軍兵種長官的關系都很熟。

1948年11月，隨著解放軍三大戰役的勝利，為配合江南廣大城市的解放，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員會，書記張執一，在張離滬期間由沙文漢負責。

沙文漢則任命王亞文為策反工作組組長，負責國民黨上層軍政人員的工作。為安全起見，王亞文與上海局策反委其他人并不交叉往來。

此后，吳石接受上海局領導，提供了大量國民黨的高級絕密軍事情報，并幫助策劃多起重大起義。如國民黨空軍八大隊中尉飛行員俞渤等人在1948年12月16日駕駛重型轟炸機起義。

俞的父親俞星槎在西南抗戰中是吳石的同事，任桂林行營副參謀長。繼俞渤之后到1949年解放前，空軍方面八大隊、四大隊、十大隊、空軍軍官學校、民航局等相繼又有B-24型和C-46、C-47運輸機空軍和民航機起義。此后在上海局和南京等城市秘密

組織策動下，從南京、上海、杭州、青島、武漢、臺灣等地有20多架飛機起義，給了解放戰爭時期沒有制空權的解放軍以極大的援助。

在國民黨海軍方面，吳石有更大的影響。

對海軍的關系，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董必武、周恩來與海軍高級將領就開始接觸。

沙文漢對王亞文說：

“林遵、周應驄、鄧兆祥等在海軍是實力派，與我們有聯系，這些人愛國主義思想濃，民族觀念深，與董必武、周恩來同志交誼都好。董老與周恩來對海軍策反工作做了多年，他們把海軍關系交給我們，這項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于是，王亞文用張華志的化名到南京先聯系上何遂。由何遂介紹，王亞文又認識了吳石。

他倆與海軍有密切的關系，與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周應驄、“重慶”號艦長鄧兆祥、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等都有聯系。國民黨江寧要塞司令胡雄也是吳石鄰居、摯友。

上海局接通這個關系后，沙文漢代表中共委任周應驄為海軍起義總司令，并委任王亞文為政委。

吳石通過何遂對鄧兆祥做工作時，鄧兆祥曾問何遂：“現在形勢吃緊，有人向我說國民黨壞透了，應早點投共，你能有辦法與共產黨取得聯系嗎？我只怕碰上特務分子，丟了命而事又不成。”

由于當時處在絕對秘密情況下，“重慶”號上有多條線，先后在下級官兵中醞釀著起義，但互不發生橫向聯系，而鄧兆祥則在暗中進行保護。

1949年2月26日7時許，“重慶”艦起義后順利駛抵山東解放區煙臺港。

5月23日，南京解放。此前吳石奉命隨國民黨軍隊撤至老家福建，并利用他的影響為和平解放福州作了重要貢獻。繼而他又撤到臺灣，為了配合解放臺灣，繼續收集情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局撤銷，并入中共中央華東局。為了解放臺灣，華東局于1949年下半年成立了臺灣工作委員會，由劉曉、沙文漢負責。臺委立即派出在臺灣有親戚的女黨員朱楓（化名朱諶之）等人潛入臺灣與吳石將軍聯系。

1950年，吳石、朱諶之等人因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叛變，被捕遭槍殺。當時國民黨沒有搞“株連九族”，通知家屬15天內領走尸體。吳石的遺體就由其夫人領走了。

不久，她攜孩子連同吳石的骨灰移居美國。1974年4月22日，吳石夫婦遺骸回國，合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