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中葉加州的淘金熱,到如今被“人才與資本雙軌政策”吸引的新一代留學投資潮,近兩百年的歲月里,太平洋的波濤見證著無數夢想家自東向西的奔赴。中歐紐約校友會會長顧斌,正是這宏大敘事中的一位時代注腳。自2015年赴美,他的人生實現了從既定“軌道”向未知“曠野”的華麗轉圜;他親歷了中美關系的冷暖變遷,也見證了中國企業出海美國的跋涉與求索。
對于個體和家庭而言,出海美國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么?對于企業管理而言,出海美國最大的挑戰在哪?在美國看中國企業,我們最大的自信和底氣在哪?在近期舉辦的中歐2025年年度論壇中,顧斌發表了題為《中歐人在紐約》的演講,講述了三位中歐人在美國的拼搏故事。這三位校友在不同城市、不同產業積累了寶貴的“出海美國”(Glocal)經驗。他們的故事,串聯起一部中國管理者穿越中美商業地帶的“浮世繪”。
風暴中的紐約港
2015年,我離開了中央電視臺,放下話筒,走出了國門,嘗試過創業,熬過了疫情,直到今天,成為了兩個孩子的父親。短短兩行字,我走過了十年。
過去十年,我主要在紐約生活,平時接觸最多的,就是這些遠渡重洋、出海美國的中歐校友。我見證了他們從滿懷激情的初來乍到,遇到困難時的百折不回,再到碰壁時的無助與落淚,直到如今,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在美國站穩了腳跟。
今天講述的第一位校友是司鋒,中歐2013級北京3班的校友,青島人。在國內,他有超過二十年的物流行業管理經驗。2019年,他帶著妻子和孩子,遠渡重洋,臨危受命,接管了公司啟德物流在紐約港的跨境電商物流業務。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是一場滅頂之災,但跨境物流行業卻迎來了井噴式的發展機遇,需求激增,商家求著物流公司發貨。那一年,是啟德物流成立以來增速最快、收入最多的時期。盡管隔著口罩,員工們的興奮還是藏不住——更多的客戶,更高的收入,美國夢近在眼前。然而,一場意外卻打破了原有的美好。
那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工作日上午,司鋒正在辦公室給客戶打電話,員工們在庫房里忙著發貨。突然,一聲低沉的:“Open up! Police!”砸開了辦公室的門。FBI,紐約港警察局,國土安全局,二三十個荷槍實彈的執法人員沖了進來。黑色的槍口清晰可見、急促的步話機和門外刺耳的警笛聲,聲聲刺耳。
執法人員亮出了搜查令,上面赫然寫著:涉嫌商標侵權案件。在美國,商標侵權和偽造是重罪,足以讓公司關門,讓老板坐牢。一瞬間,司鋒的臉憋得通紅,大腦嗡嗡作響。他們一直在紐約扎扎實實做著跨境物流,怎么和“商標侵權扯上了關系”?
很快,真相浮出水面——半年前,一家中國汽車零配件商通過熟人找到他們,急著把一批汽車中網批量發往美國。因為是熟人介紹,司鋒和同事也就沒有進行太多的背景調查。誰也沒料到,這批配件竟侵權使用了的大牌商標。為了逃避執法盤查,他們甚至將汽車Logo與中網拆開發貨,可即便如此,還是被原廠識破。廠家向美國執法部門舉報,順著物流單上的發貨地址,多個部門一路查到了司鋒的公司。
隨后的日子里,解釋、調查、漫長的對話之后,執法人員終于確認——司鋒并非同謀,而是被利用的無辜一方。一切似乎正要塵埃落定,就在一家人準備松口氣的時候,一張法院傳票,如同拉一枚手榴彈扔了過來——白色信封、冰冷措辭,清清楚楚寫著:前方還有官司、庭審,以及更復雜的程序等著他們。
那一刻,他才猛然意識到——真正的風暴,原來才剛剛開始。就像村上春樹寫的:“暴風雨總是突如其來,你永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結束,甚至是否真的結束。
很快,他們發現了更讓人背脊發涼的真相:起訴書里本來有四家公司,他們只是連帶被告。但事后他才發現,前三家早在幾個月前,已經完成了注銷,逃之夭夭。換句話說,司鋒和他的公司成了唯一站在法庭上的“活靶子”。
他忽然想起,那家供貨企業在事發后表現“配合”得異常利索,先是道歉,再是賠償,接著火速簽署了和解協議,當時,他還覺得對方有擔當。可現在再回想,原來對方比誰都清楚: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逼近,他們必須跑得比法院傳單更快。
司鋒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法庭來來回回走了兩年多,800多個難眠的日日夜夜,律師的時薪像個無底洞,每一次開庭,都是成千上萬美元的花銷往外流。終于,他們保住了公司——沒有刑事責任,只是民事賠償。但結果依舊刺骨,經濟損失不小。
創業這么多年,司鋒趟過風浪,遇到過騙局,可沒想到,在美國的第一課竟然是這般代價。可也就是這場風暴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在異國他鄉,出海創業,對于個體和家庭而言,最大挑戰是陌生環境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一張信息不詳的單據、一份看不懂的合同,一條不理解的法律條款,就可能把一家公司,一份事業,一個家庭拖進深淵。法規無灰色——別打擦邊球,別心存僥幸,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每一個條款、每一個細節,甚至每個字,都必須清清楚楚。
五年過去了,因為誠實守信,因為優質的服務能力,啟德物流已成長為美國跨境物流企業中的佼佼者,業務遍布美東和美西各大港口。今年,司鋒的兒子也即將進入大學,而他,已經在紐約真正扎下了根,更多優質的中國商品,通過司鋒和他的同事走入了千千萬萬的美國家庭。
中國人如何管理美國團隊
何芳,中歐2015級上海4班,2004年加入福特中國,是上海總部的第一位HR,人力資源副總裁。隨后從大中華區,再到福特美國總部工作,現在是一位活躍在美國的跨文化管理與出海人才顧問。
事實上,早在2009年,福特就把何芳派去管理亞太區,那是一個由亞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十二國組成的重要區域,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她職業生涯的第一次出海,就遭遇了徹底失控。在中國時,她以“能干”著稱——別人幾個月搞不定的事,她兩個星期就能解決。可到了跨國團隊,最簡單的一個數據:“一個國家某個部門到底多少人”,她硬是花了三個月才問出來。
她第一次意識到:印度人、泰國人、澳洲人、南非人,面對同一個問題,給出的反應截然不同——
印度職員會熱情洋溢的說“我明天就告訴你”,然后明天就永遠沒了下文;
泰國職員立刻答應,但數據錯誤率高的驚人;
澳洲職員會帶著質疑的口氣問:“你要這個數字干嘛?我不認為你需要這個數字。”
南非職員一臉茫然,輕聲的回復:“我怎么知道?在哪看?不知道。”
那半年,她每天都在被這種文化摩擦碾壓,職業自信一點點掉光。在國內,一個電話、隔壁樓開會能解決的問題,換了時區、換了文化,整個溝通體系都得從頭搭建。
跨文化交流學奠基人艾德華·霍爾曾說,如果你不了解文化,就無法真正理解一個人。何芳突然明白:有時候,對方不是為難你,而是他們的制度、文化、歷史,讓一件事變得無比曲折。南非人對外來者的敏感源于整個國家曾經歷的創傷,澳洲人不是松散,而是對“權力”天然多疑……從那以后,她開始真正懂得:每跨出去一步,都不是簡單的地理位移,而是一次深度的文化解碼。
2017年,福特把何芳派去了美國總部,帶領一個更復雜的全球化團隊。有個細節,她至今忘不了:在美國福特,幾千個華人工程師,做到經理級以上的,屈指可數——這些人可全是國內頂尖院校出來的,能力一流,但就是升不上去。
何芳很清楚,問題不在硬實力,而在“軟能力”。在美國,你要讓別人信任你、晉升你,不只要做出好結果,更要主動展現做出好結果的過程、以及把這個過程分享給你的同事,匯報給你的老板,換句話說,在美國結果重要,但展現過程比結果更重要。于是,她在美國發起了面向華人的職場輔導計劃,最后把一位又一位的工程師推上了經理和總監的位置。
再后來,何芳從福特離開,圓了自己的創業夢,璞弘咨詢,一家扎根美國,服務跨境企業的咨詢公司。她太懂這些出海企業家了,在國內最能打,出來以后才發現,電話、微信搞得定的事,換了時區和語言,幾個月都卡殼。
在加州的一位中國企業家,就曾因何芳的及時提醒而避免了一場潛在糾紛。一次,公司里兩名年輕員工向老板抱怨:“我們做的工作完全一樣,為什么他的工資比我高?”公開討論工資在國內可是禁忌,這位企業家情急之下,準備群發郵件,明文禁止所有員工討論薪資。
何芳見狀立即制止:“在加州,禁止討論工資是違法的。這封郵件一旦發出,公司很可能面臨法律訴訟。”這位企業家十分詫異:“工資信息難道不應該保密嗎?”他這才意識到,加州法律明確保護員工討論薪資的權利。
從這件小事我們可以看到,光是人事管理合規,出海企業就得重新學習。對于企業家而言,出海最大的挑戰在于:過去,你帶著一群駿馬馳騁草原,打了很多勝仗,現在你下水了,卻還想讓魚像馬一樣跑,可能嗎?當然不可能。在中國能帶馬跑,在美國就要學會帶魚游。能帶著馬在陸地贏,帶著魚在水里贏,這才叫GLOCAL。
什么是GLOCAL?就是Global+Local,這才是企業家在出海管理中面對的最大挑戰。
未來真正能走得遠的公司,拼的從來不是單純的“Global”,而是“GLOCAL”。能在每個國家都扎根、立足、存活,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在每一個本地贏了,才有可能在全球贏。在何芳的幫助下,很多中國出海企業從最早的不敢管和不會管,到如今和美國團隊打成了一片,了解彼此的文化,尊重彼此的差異,真正做到了:容萬象之異,拓萬里之局。
跨境管理700天
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跨境高速公路,連接的不只是國界,更展現了全球制造業的變遷與激烈的大國博弈。今天我要講的最后一個故事,就發生在這條公路的兩頭,2011級的中歐校友許世奇在過去的五年中,每天往返穿梭,跨境管理,累計超過700天。
在許多中國出海人看來,墨西哥是一片既富魅力又充滿挑戰的土地。這里既有明媚陽光,也有銹跡斑斑的邊境墻;上午你或許還在美國德州的辦公室里吃著墨西哥卷餅開會,中午穿越邊境,下午就已置身于墨西哥喧囂的廠房,目送一批批產品被打包裝箱,發往全球。
2020年,當我第一次駛上這條美墨跨境高速時,還不曾意識到,在這條看似普通的公路背后,隱藏著一個龐大的生產網絡——數十萬墨西哥工人、數千名中國工程師在幾家大的代工廠內日夜不停地接收指令,生產出數以萬計的筆記本電腦、汽車電腦與服務器主板,默默支撐起全球供應鏈的隱形骨架。
在電子代工領域,富士康廣為人知,而行業第二的和碩科技卻鮮少進入公眾視野。富士康年營收超萬億,員工達百萬;和碩年營收3000億,員工25萬。許士奇正是和碩科技的核心成員。
老許來自于中國臺灣,職業生涯的一半都在中國內地度過。前十年他在蘇州管理五萬名工人,負責筆記本電腦組裝。2013年,隨著公司產能向上海和昆山轉移,他成為兩地十萬員工的總指揮,全力服務核心客戶蘋果。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后,公司決定開拓海外市場,布局印度、越南、印尼等地。2021年,應特斯拉要求,和碩赴墨西哥建廠以保障供應鏈。同年,許士奇飛抵墨西哥蒙特雷,開啟了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
初到墨西哥,總部給許士奇定下一個目標,一年內把自動化工廠建起來。建廠初期,他就住在工廠邊,白天巡視工廠、見政府的人、研究稅務;晚上一個人在公寓里畫流程圖、寫招聘方案、向總部匯報。第二年起,他每天從德州邊境跨境上班,在晨光中駛入墨西哥,在星光下駛回美國,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
這些在老許眼里都不算什么,建廠最難的不是風餐露宿,不是找地拿證,而是搞定“人”。在墨西哥,讓拉美團隊理解東方管理困難重重:語言不通,得靠比劃、畫圖、拍視頻;觀念也不同,調崗得商量,工人有自己的節奏。特別是每周一上班,遲到就是家常便飯。
最頭疼的是自動化生產線的管理,為了保持生產線的高效運轉,管理團隊從一開始就強調:“生產線發生故障,先報告技術主管,不要自己動手。”可墨西哥工人喜歡“自己動手解決問題”,結果可想而知,不是修好了,而是把生產設置徹底搞亂了。許世奇他們也試了各種辦法,給電腦加密碼、給操作軟件設權限,可結果呢,亞洲管理團隊剛布好一道防線,墨西哥老鄉就繞出一條新路。標準化管理,成了一場“貓和老鼠”的游戲。除此之外,還有停電、政府溝通、海關協調等等外部挑戰,經歷過多次出海的老許心里非常明白:出海不能照搬經驗,必須學會新的相處方式,必須了解當地的文化,必須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盡管挑戰重重,老許的心里始終燃著一團火。有一次,過美墨口岸,他被海關攔下。女官員看著后備箱里的樣品,一臉狐疑:“你們中國人,為什么都要跑到這兒來?”老許輕松的說:“因為這條路,能把我們的產品,最快地送到你們的貨架上。”她盯著老許笑了笑,抬桿放行。
事實上,許士奇心里非常清楚:和碩科技和其它中國企業在墨西哥建廠,正是順應全球變局、實現戰略轉型的努力,也是中國制造完成系統性升級的縮影。他之所以能用一年時間在墨西哥建立起自動化工廠,倚仗的正是“中國制造”與“完整供應鏈”這兩大核心優勢。自動化工廠能快速復制,供應鏈可以高效協同,管理者有處理復雜問題的經驗……中國企業把國內練就的成熟體系,完整地搬到了全球。
5年后,當我采訪完許世奇,回首再看這條跨境高速公路時,我發現:這條公路,運送的不僅是產品,更展現了中國制造的雄心和全球供應鏈的時代命運。這條公路,承載的不僅是時代命運,更見證了中國從“世界工廠”向“全球商業主導者”躍遷的堅定自信,以及注定不平凡的雄偉征途。
如今退休了,許世奇依然定居在美墨邊境城市,每當他眺望那條跨境高速公路時,內心依然難以平靜他說:中國制造業的崛起,離不開兩岸三地中國人的共同努力,他為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而感到驕傲。“回顧自己幾十年走南闖北的職業經歷,他喜歡用八個字形容自己:“中國深度,全球廣度。”
無論是在紐約港的運輸一線,還是在曼哈頓的金融高地,亦或是墨西哥的制造業熱土,在美的中歐人始終在用實際行動踐行“認真、創新、追求卓越”的中歐校訓。
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海外的中歐人始終心向祖國,心系母校,努力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征程中,最堅實的橋梁。
回望母校三十余年的奮進歷程,我們始終相信,全體中歐人,是過去幾十年中國崛起進程中,最堅定的參與者,也是未來幾十年,中國更深遠全球化之路上,最無畏的開拓者。
封面圖片由POOK AI生成,文中相關圖片已獲校友授權。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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