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多少體育記者在寫稿？

剛剛落幕的大灣區全運會，社交平臺被賽事爆款短視頻刷屏。

熱鬧背后，體育媒體人張賓觀察到，專業體育新聞尤其是優秀的文字報道少了，即便有，流量也不大。其在文章《》中提到：

體育記者們還在現場，還在踴躍提問，只不過堅持寫稿的記者似乎不多了。無論是電視臺記者，還是文字記者，都在拿著設備懟著明星運動員的臉拍。

實話實說，《羊城晚報》的全運會特刊質量還是非常高的。但如果不是我恰巧發現了酒樓前臺一個角落里乏人問津的這沓報紙，我幾乎沒有任何機緣讀到上面的文字。

大多數記者關心的是張雨霏有沒有吃蝦餃，而沒有太多人在乎她200米蝶泳是否會輸給于子迪。更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在這個項目上擊敗了于子迪和張雨霏的陳露穎，盡管后者也有著較高的顏值，符合現在的流量思維。

由此，作者在文章中表達了焦慮：

“毫無疑問，專業的內容報道在當下正因為稀缺，反而顯得珍貴，也并不會缺乏讀者。但與短視頻平臺動輒幾億、幾千萬的播放量比起來，這種文字報道掀起的浪花太小了，甚至沒有全紅嬋發揮最完美時壓出的水花大。”

“這就是時代當下的樣子，專業的體育媒體人要么毅然決然地轉身離開，要么‘打不過就加入’。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選項了。”

大灣區全運會上，在汪順奪冠后，有記者問其早上為什么沒刮胡子。

專業報道沒流量，賽事采訪泛娛樂化，二者矛盾如何化解？

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閆清瑤在給《全媒體探索》雜志的投稿《賽事采訪泛娛樂化的表征、成因及優化之道——以巴黎奧運會賽后采訪為例》中，分享了其觀點，摘編如下。

體育賽事采訪是連接賽事與受眾的重要橋梁。近年來，部分記者偏離競技本質與體育精神，過度聚焦運動員場外生活，其采訪呈現泛娛樂化傾向。

2024年巴黎奧運會賽后采訪效果分析揭示了，巴黎奧運會體育賽事采訪問題的結構性矛盾：盡管專業內容仍占主體，但具有娛樂化傾向的提問已規模化存在。

大灣區全運會期間，游泳運動員潘展樂接受媒體采訪。

一、巴黎奧運會賽后采訪效果分析

（一）對運動員關系戲劇化解讀與私人領域過度窺探

“人際關系的戲劇化解讀”與“私人領域的過度窺探”共同構成對體育專業性的消解。

一些記者提問側重于對運動員關系的扭曲想象和戲劇化解讀，通過制造虛假沖突、扭曲人際關系，將體育競技異化為滿足獵奇心理的娛樂鬧劇，對體育精神的傳播與行業生態造成系統性破壞。

如有記者問游泳運動員潘展樂：“你覺得隊里誰最帥？”將專業能力評價異化為“顏值排序”，實質是用娛樂工業的“偶像評選”將體育賽事的集體奮斗改寫為滿足受眾娛樂欲望的“選美秀”，與《奧林匹克憲章》倡導的“通過體育教育青年”宗旨背道而馳。

又如記者提問潘展樂“游泳隊成績普遍不好你怎么看？”此類問題預設“團隊失敗等于個體責任”的對立框架，將集體競技的復雜因素簡化為個體矛盾，暗含“隊內存在責任推諉”，若回答不慎極易在社交媒體上發酵為“隊內不和”“甩鍋爭議”等話題。

這種“制造對立”的提問邏輯違背奧林匹克精神中的“團隊協作”價值觀，將競技體育精神異化為滿足受眾獵奇心理的“情感快餐”。

（二）提問淺層化與體育話語空心化

體育賽事采訪泛娛樂化的本質是提問從“專業探究”向“娛樂消費”偏移，體現為采訪問題的淺層化與體育話語的空心化。

當采訪內容停留在表面現象，缺乏對競技核心規律、技術細節和體育精神內核的挖掘時，體育傳播就會喪失作為知識生產與精神傳遞載體的本質功能，淪為滿足受眾即時情緒需求的快消品。

如某體育記者采訪攀巖運動員伍鵬時問：“累不累？想放棄嗎？”看似圍繞比賽的提問，實則用情感符號代替技術提問，將攀巖運動的專業價值簡化為“體力消耗” 的情緒表達，雖獲得一定點贊量但評論區僅集中于“心疼伍鵬”的情感表層反饋。

這種提問方式剝奪了運動員展示專業智慧的機會，阻礙了公眾對攀巖運動與精神的認知。

香港TVB一記者對游泳運動員潘展樂的提問則體現了深度提問的價值和專業性。提問包括：“巴黎奧運會一直有傳言，中國游泳隊10多天接受200多次尿檢說法，這是真的嗎？”“這里游泳池比較淺，浪會不會影響到你發揮？”這些提問要求運動員以專業知識作答，能夠引發專業討論。這些揭示運動員的戰術智慧和競技精神維度的深度呈現，需要記者具備專業主義的提問邏輯。

二、巴黎奧運會賽事采訪泛娛樂化的成因剖析

（一）資本驅動下的提問異化

新聞商業化對體育賽事采訪的塑造，本質上是受眾商品論在體育傳播領域的具象化演繹——媒體將受眾注意力打包售賣給廣告主，而娛樂化提問正是提升交換價值的手段。

當媒體的生存邏輯轉向“流量至上”，點擊率、廣告收益成為硬指標，記者的提問策略難免向“眼球經濟”妥協，體育報道的價值天平也難免向娛樂化傾斜。

無論是“制造對立”提問的泛濫還是提問淺層化，本質上都是商業邏輯對體育傳播的侵蝕，運動員乃至受眾本身都被納入資本增值的鏈條。

例如，追問“全紅嬋買奢侈品”爭議，將采訪重心從賽事轉移到運動員私人事件，以滿足受眾對娛樂元素的追求。這種利益驅動下的提問雖能在短期內帶來流量的飆升，但偏離了對體育精神和競技水平的呈現，損害報道專業性和公信力。

（二）平臺邏輯下的內容規訓

短視頻平臺的傳播特性構成泛娛樂化的技術驅動，其算法機制與內容消費邏輯從根本上重塑了體育采訪的提問方式。

短視頻平臺數據顯示，前3秒包含“爭議”“情感爆點”的視頻完播率比普通視頻高出2.3倍，這迫使記者提問必須具備強情緒沖擊或獵奇屬性，將復雜的競技過程簡化為強沖突、高情緒的片段化表達。

如在對體操運動員張博恒進行采訪時，記者開篇即問：“落地失誤后，有沒有情緒崩潰？”刻意聚焦運動員的“失敗瞬間”與“情緒崩潰”，試圖以情感沖突快速抓住受眾注意力。

（三）受眾年齡及結構的反向塑造

以18—30歲為主的年輕群體構成新媒體平臺體育內容的核心受眾，其娛樂化消費特征通過市場反饋機制反向影響著體育采訪的內容生產邏輯。

以微博平臺為例，據新浪體育數據，巴黎奧運會期間涉及運動員個人衍生熱搜占總量66%（3602個），而賽況相關熱搜僅占35%（1919個），印證了年輕受眾對娛樂化內容的強烈需求，其娛樂化消費偏好直接影響采訪的提問設計。

如Z世代熱衷的“CP文化”，導致一些媒體在采訪中刻意強化異性運動員關系的曖昧化，窺探運動員私人感情領域。例如，某體育記者采訪射擊混合團體搭檔盛李豪與黃雨婷時頻繁追問：“李豪會照顧雨婷嗎？”再如，運動員孫穎莎被記者問及“王楚欽單打失利后會不會安慰他”。類似提問刻意模糊競技關系與私人情感邊界，強化異性運動員關系的曖昧化。

在粉絲文化主導的傳播語境下，運動員異化為情感投射符號，記者的專業角色發生嚴重錯位，淪為粉絲文化的附庸。部分記者自身亦深陷粉絲文化，將采訪視角從“競技專業性”轉向“娛樂話題性”，甚至主動制造爭議性提問以引發輿論關注。

當“有什么話想對粉絲說”取代“如何突破技術瓶頸”成為高頻提問，當“奪冠后最想感謝誰”比“比賽中戰術調整”更受關注，體育賽事采訪便淪為粉絲文化的附庸。這種轉變不僅消解了體育傳播的專業性，更使體育精神在娛樂化浪潮中逐漸失去本真價值。

三、體育賽事采訪泛娛樂化的治理路徑

在“流量至上”的媒體環境中，破解泛娛樂化困局需要從“記者—平臺—行業—受眾”等維度形成合力，構建“專業導向、價值平衡”的新型傳播生態。

記者作為信息傳播的樞紐，需要在娛樂化浪潮中守護好體育傳播的本質價值，注重專業化能力重塑，深耕體育知識體系。

傳播平臺亟須優化傳播機制，讓“價值引導”優于“算法主導”。

全行業要加強粉絲生態治理，如發布《體育粉絲公約》明確禁止“拉踩”“炒CP”等行為，重塑以專業主義為核心的行業生態。

受眾要提升認知，將體育明星從情感上的投射變成專業上的共鳴，提升個人媒介素養，理智追星。

綜上，唯有多方合力，體育賽事采訪才能回歸作為體育精神傳播者的本質角色，真正實現《奧林匹克憲章》中“通過體育活動促進人類和諧發展”的崇高目標。

來源 | 全媒體探索（本文整合自“體育產業獨立評論”微信公眾號發布的《全運會，沒有多少人還在寫稿了》一文，以及《全媒體探索》雜志刊載的《賽事采訪泛娛樂化的表征、成因及優化之道——以巴黎奧運會賽后采訪為例》一文。后者原文刊載于《全媒體探索》2025年10月號，作者閆清瑤為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公眾號轉載時有刪減。）

值班編輯 | 胡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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