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始喝本仁兄去年10月12日予我之黃山毛峰，甚好，不由想起應述其自大學后至今二人之交往。

本仁出身官宦之家，身材高大，極有風度，同學中多以富人視之，與他交往均不多。1952年三校合并后他為副班長，后為生活干事。1953年4月，我一度不喜在大食堂吃飯，請他開條轉至胃病食堂(在才、德齋之間，原燕大第二食堂),他說：“你胃病又犯了。”當時他見我瘦，以為我胃有病。同年，他負責發放困難同學生活費，大俞(俞景海)說：“你這次發財了。”他指著不過數十元之鈔票說：“這錢還不夠我一月花的呢!”又一次在西校門門口，時已晚自習后，他還騎他捷克車至一小鋪問：“還有酸梅湯嗎?”1954年春節前，我去大柵欄東口南一地買茶葉，他亦去，在門框胡同遇見，我正吃豆腐腦，后面一人亦問：“還有豆腐腦吧?”一看正是他。不久我去田達(田達存)家，見搖頭(鄭成通)、李華強、小鬼(陳漢時)正在。田之父一腦門子官司，田母正做飯。我見情況不妙，乃借口即走，至西單商場北一胡同中找他，在他處吃飯。他家有其母、其嫂(上海人),均相當客氣，此為大學中僅一次之拜訪。

畢業時團支部開會，認為他租房予人，有剝削，給其處分(似警告之類),于是分配至包頭一中。他幾十年尚能安心工作，搞得關系還行。

1966年春節，他們全家來津看望其姐姐，住城里。當時我未在家，老先生接待他們，后來鄭老告我說：其妻子長得極顯老，似幼時生活困難。次日(正月初三)我去其姐家看他們，倆小孩在炕上站立玩，他們正吃合子(天津風俗),我未吃，且約他來我處吃飯。當時我正住北村8樓2號，由半日老太太做飯。當時諸同學及傅同欽均去四清，莊子(馬子莊)、純杰回家過年，只他及我二人食之，狀顯凄涼。不久即“文革”開始矣，我們又于1970年至1973年下放小張莊。此次印象深者，即薩攜來耳朵眼炸糕若干個。他的住處即在耳朵眼附近，當時此炸糕在市區尚無分號，故我們雖然在津多年，卻未嘗過。鄭老先生1952年即來津，到這時已十四年，也未吃過。此次嘗之，亦認為極好，以為是照顧熟人，特別做者。后來一問，并非如此。當時每枚價九分，后來“文革”開始，每枚降為七分，質量大減。

1976年唐山地震后，天津波及得很厲害。當時他忽來信，愿由寧夏大學調河北大學，我為此找漆俠先生，漆又找另一世界史老師。這位世界史老師特在1977年寒假中來我處，告去河大為不可能，此事遂寢。

1978年3月末，我已搬至幼兒園對面大蓬中，他來訪我，并住我處兩天。當時大蓬中極冷，我們聊了半夜，感到他極會來事，對人亦和藹。次日，我約義德、純杰、小白(白淑英)、莊子共六人(敦書、同欽未在津),在周家食堂吃飯，要了七菜一拼一湯，共食不及二十元。他認為極便宜，挺好。

1982年夏天，他與其子(當時已北大考古畢業，正分配廈大)來津，只見見面，他們即走。未二年他之女兒來南開進修，住我處數日，后改住單身宿舍。

1992年11月，我與壽千、貴林去汕大開翁萬達討論會，他約我們去其家吃飯，歡樂異常，并在校園里照幾張照片。

1994年9月，他又來天津。當時我們在天津眾人約其在招待所餐廳吃飯，每人三十元標準，后來他寄二百元來，讓買月餅幾盒分發，我們乃改去一自助餐廳吃，每人二十多元，極熱鬧。有敦書、莊子、純杰及彼等夫人，小白等。1995年5月中旬在北大聚會，慶畢業四十周年，全班凡二十人參加，陳惠民主持。薩亦由汕頭來京，乘坐硬臥車。原來他拿出五百元，擬贊助李華強來京參加聚會。陳見他節約如此，乃將五百元退還他，李華強路費全由蘇天鈞項目經費承擔。這次住北大兩天，我與欽一屋，子莊兄嫂一屋，薩、李一屋，白、田一屋。其后一天，諸人又聚于東四回民食堂，專吃北京小吃。

2000年9月，他又來津，我正不在家，他們一齊聚于愛大會館，他要了一條清蒸桂魚。次日我回來，還去體院北找他，他那里有一寧大老同事，有房可住。

2002年春，陳惠民生病，我與同欽于4月中曾去看望。5月初，同欽與我又去京，當日即去看陳惠民。陳告薩夫婦亦在彼，于是諸人見面。看望陳后，我們與薩夫婦又打的去貴林家看望。時已晚飯過后，薩只好在彼處吃方便面。我等未吃，回到民盟中央翠園招待所后才買餅干一袋食之。

他退休后，出書極多，《薩鎮冰傳》、《丘吉爾》、《史學論文集》等，每次均寄我，我亦必回信謝之。

去年10月12日，他與夫人經包頭、北京，又來我處，我們約他在專家樓吃飯。此處菜量小而不精，深覺慚愧。是日又談許多往事，敦書亦在，極快慰。

不久我住院做白內障，忽聞敦書言，他24日突然去世，我極感震驚。今年春節其夫人電話中，言其為遺傳性血脂高，故一下即走，可慨之至。

2011年5月5日于東村42號凡用1小時寫，2018年8月補充

來源：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中華書局，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