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人生是一本書，一本山高水遠、跌宕起伏的書。那么生命最初的記憶，就是這本書的扉頁，一段淺吟低唱的序曲。

據說，孩子三歲前大腦并未發育健全。而且，為給之后的學習和記憶騰出空間，腦神經元會自動將三歲前的記憶清空。可我的幼年記憶中，依然有這樣一幅畫面：一間幽暗的小木屋里，被蟲蛀成蜂窩的地板上，躺著蜷縮著的小妹，她在啼哭中睡著了。幼小的我，爬上窗前一張搖搖晃晃的八仙桌，將臉緊貼木窗的柵欄，睜大眼睛向外張望：窗外，天那么高，那么藍，沒有一絲云彩。窗下，屋舍墻垣之間，嵌著一方小小菜園。幾十棵高大挺拔的莊稼，頂著沉甸甸紫褐色的穗子，碧綠寬長的葉子在風中飄動，一只蝴蝶從上面翩然飛過。沒有人影，沒有聲音，仿佛按下了靜默鍵，天地間安靜得不可思議。

多年后，我問母親：“這是什么地方？為什么這么安靜？大姐又在哪里？”母親大為驚訝：“那是諸暨鄉下一個叫黃桐下灣的村莊。可那時，你還不到三歲啊……”

那時候，我家住在諸暨西施殿（現在叫“西施故里”景區）附近的三踏步村。一個有食堂、籃球場和小池塘，還有一條鐵路經過的單位宿舍區。父母是醫院的醫生和護士。我家姐妹仨，我排行老二。1958年1月，在那場駭人聽聞的運動里，父親陷入了政治旋渦。一夜之間，我家倒了頂梁柱！那一年，大姐五歲，我兩歲半，小妹還不會走路。家里原本有一個保姆，但一落千丈的家境，再也無力支付保姆費。

父親發配到寧海長街后，母親隨即被下放到諸暨黃桐下灣。一個美麗的江南水鄉，當時卻是血吸蟲病高發區。她奉命去做“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簡稱搞“血防”，必須與村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面對突如其來的噩運和三個嗷嗷待哺的幼女，“既要，又要，還要”的困境，母親如雷轟頂，卻束手無策。最終，她將大姐寄養在諸暨江東的姑媽家，然后背起小妹，牽著我，踏上了那個后來讓她也染上嚴重血吸蟲病的村莊之路。

母親說，我小時候“特會作”。去黃桐下灣那天，她雇了一輛獨輪車載行李，自己背著小妹，牽著我，走得疲憊不堪。我卻偏偏鬧著要用痰盂小便，否則寧可憋著。母親萬般無奈，只好放下小妹，卸下獨輪車上的行李，大費周折取出痰盂，完事后再將尿倒掉——在成年人看來，實在是多此一舉啊。

母親下地勞動時，就把我和小妹鎖在借住的村民家，一個小木樓上。我最初的記憶，就定格在這里，時間是1958年。

為何那般寂靜？正值大躍進、公社化，家畜家禽都入了社，全民都在“除四害”，村外還忙著大煉鋼鐵，人聲鼎沸處都在田野和爐邊，村內反而安靜了。

那間幽暗小屋，是母女仨的棲身之所，一床一桌便是全部家當。木窗外，是主人家的小菜園，那些年種著甜蘆米（寧海人稱之為“蘆”）

——“幾十棵高大挺拔的莊稼”。

每天收工，當母親匆忙打開緊鎖的房門，總會看到我和小妹灰頭土臉上的鼻涕眼淚，甚至糊了一身屎尿，像兩只受驚的小貓，滿臉惶恐蜷縮在屋角，或已哭累而睡著。畢竟，日復一日的“囚禁”，又渴又餓又怕的苦，并非幼小孩子所能承受。

有時，母親也會把我倆帶到田邊樹蔭下，讓我們在草地上玩耍，她就在旁邊地里干活。上學后，看電影《蠶花姑娘》，里面江南水鄉的車水鏡頭，瞬間擊中了我。我立刻想起，兒時躺在草地上聞著泥土香，看母親和農婦一起車水的情景：藍天白云下，年輕的母親衣著樸素，上身伏在水車木檔上。一雙大眼睛又黑又亮，她挽著褲腿，雙腳踩著水車，像踩著風火輪不急不徐。陽光撫著她的臉龐，微風拂過她的發絲，“嘩嘩”流淌的田水，如同一首歡快的歌謠。那時的母親，美得像仙女！

一年后，聽說諸暨機關幼兒園招收寄宿生，母親立刻將我和小妹送了進去。有過“囚禁”經歷的我們，對寄宿生活很適應——這里雖不是家，但有玩伴，有老師，比起那孤獨寂寞的小黑屋，已是天堂。

見我們如此乖巧，母親動了將大姐也送進幼兒園的念頭：既然全家無法團聚，至少三姐妹能在一起，也好有個照應。可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在姑媽家放養慣了的大姐，拒絕被“圈養”，在她幼小的認知里，這和囚禁沒啥兩樣。哪怕聽起來高大上的機關幼兒園，哪怕有兩個妹妹在身旁，哪怕母親苦口婆心勸導。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任性娃，用一場猝不及防的暴力，徹底粉碎了母親的精心安排。

那是一個傍晚，聽說母親和大姐來了，我和小妹歡天喜地跑來團聚。教師辦公室，母親正和兩個老師說著話，三姐妹就蹲在地上邊玩邊聊。不一會，我聽見母親囑咐大姐，要聽話，要照顧好妹妹……話音未落，大姐臉色驟變，她“嗖”地站起身，大聲抗拒留下，并試圖逃離。兩位女老師顯然低估了這個小女孩體內蘊藏的大能量，她們一左一右抱住大姐，并讓母親趕緊先離開。事實上，大姐的犟勁與剛烈，連母親也始料未及。母親的腳步剛邁出門檻，那扇嵌著四塊玻璃的木門才鎖上。大姐像一頭瘋狂的小野牛，已奮力掙脫了老師的手。她飛快地沖到了門口，一心想追上母親。面對緊鎖的房門，誰也沒想到，大姐毫不猶豫地揮起了拳頭，狠狠地砸向玻璃。“嘩啦”一聲巨響，玻璃碎片濺了一地。再看大姐的手，早已血肉模糊！

這場“三英戰呂布”的閃電戰，以大姐的決絕與鮮血，妥妥宣告了她的完勝。

此后，大姐輾轉去了臨海外婆家；我和小妹則繼續漫長的寄宿生活。我們一家五口，分居四個地方:寧海長街（父親）、黃桐下灣（母親）、諸暨機關幼兒園（我和小妹）和臨海外婆家（大姐）。說骨肉分離，天各一方，并不為過。

看上去高大上的“機關幼兒園”，真實的管理與教育水平，實在不敢恭維。大姐不愿被它圈養，自有其小智慧。而我和小妹則溫順如羔羊，在此圈養過整個“國家三年困難時期”。

困難時期，理論上，幼兒園都有政策優待，孩子不會挨餓。實際上，園里還有饑餓的成年人，他們及其家人也有強烈的求生欲，結果便可想而知。盡管吃多了草子粉導致嚴重便秘、肛門脫出；盡管小妹不習慣拿優待的胡蘿卜當飯，經常嘔吐；盡管小朋友普遍面黃肌瘦，餓得沒法上體育課……但記憶中最刻骨銘心的，并不是這些，而是一次被“囚禁”的經歷。

這是個堆滿雜物的小黑屋，只有門后空間可容一人站或蹲。那天，也許我“特會作”，也許我冒犯老師了。老師一把將我攆進黑屋子，“啪嗒”鎖上了門，然后揚長而去，或許她后來忘記了。直到午飯點名，我才重見天日——這就是那時的“幼兒教育”之一。

聽說小孩常在門后蹦跳，可以快速長高。誰不想長高變大人呢？“大人”這個詞，滿足了孩子所有想像：本領、力量、自由、金錢……平時，我和小妹就經常躲在宿舍門后，卯足了勁你蹦我跳，盼望快點長高！可此刻，在這比農家小木屋更黑暗的地方，我抱著膝蓋蹲在門后，非但不敢跳，還嚇得瑟瑟發抖四肢冰冷。在一分一秒的時光里，我聽見心臟“咚咚”撞擊耳膜，仿佛隨時會蹦出來；我聞到墨汁般的黑暗中，刺鼻的霉味撲面而來；我看到門縫底下透進一絲微光，將不知名的雜物映成張牙舞爪的“大灰狼”。漆黑的屋子里，有老鼠“吱吱”地叫，不時“嗒嗒嗒”地跑動，這聲音像魔鬼擊鼓，又似野獸出巢。墻壁上，無數猙獰的鬼臉正呲牙裂嘴，似乎隨時會將我吞噬。我本能地想逃，我號淘大哭瘋狂拍打房門，卻無人理睬……

長大后，常有人夸我膽子大：敢獨自去墳場割兔草、斫柴；敢爬上二樓屋頂，去接住磚瓦；能在醫院太平間，從容看望去世的員工；甚至年過半百時，還敢走南闖北獨自去外地私企打工……或許這膽量，正源于接住了命運這份沉重的“饋贈”——只要不死，過往的驚懼，都是生命的成全！

寄宿生的集體宿舍，是一間超大統舗，一排排高低木床縱橫排列，一盞昏黃的電燈照得屋內影影綽綽。幾十名小孩混睡于此，我和小妹合睡中間一張高舗。晚上熄燈之前，老師會先打預備鈴，通知孩子們趕緊上廁所。否則，“過了此村就沒那店”了。偏偏小孩玩興大，忘記上廁所的比比皆是。這時，老師的責罵便聲聲入耳。好幾次，我和小妹也忘了。怎么辦？熄燈后不允許下床，半夜去更不行:一是高舗爬不下來；二是屋子黑找不到地方。我靈機一動，就和小妹互相掩護，偷偷在枕頭底下解了手。記得換季時，我倆一前一后扛著被舖回家。母親在太陽下曬被子，臭得皺起眉頭，還自言自語:這床，也尿得不是地方啊？我聽了，竅笑不已！

寄宿生普遍想家。與別的小孩哭鬧或忍耐不同，一次偶爾牙疼的經歷，教會我掌握了回家的“秘訣”：捂住腮幫假裝牙疼！這樣，老師便會打電話給母親，母親也會如天降神兵般出現。雖然，每次照例帶我去看牙醫，拔掉這顆“作祟”牙齒，那是真的疼，但我樂此不疲。作為撫慰，有一次母親還給我買過一本小人書。小妹至今記得，它叫《紅燈照》，一段義和團的故事，陪伴了我倆很久。多年后秘密揭穿，母親才發現，其實有好幾顆牙齒，是做了“冤大頭”的！

后來才知道，母親在農村患了嚴重的血吸蟲病，經過很長時間的住院治療，已結束“三同”回到了單位。怪不得，每次老師打電話，她總能很快趕過來。正因如此，我和小妹的寄宿生活才迎來了最大轉機：從終年不能回家，變成了每周都可以回去！

回家的感覺，實在太好了！周六下午，我們像出籠的小鳥，爭先恐后鉆進一輛蓋著篷布的三輪車。在我們眼里，它的氣派和溫暖不亞于任何豪車。車內擠著12名小孩，我們透過篷布縫隙，貪婪地欣賞一路風景，灑下一路歡笑。一位五十來歲的大伯，負責將我們依次送到約定的路口，然后孩子們各回各家。周一早上，他再和三輪車一起，準時在原處接我們回幼兒園。母親常感嘆：那時社會治安真的好，孩子們都自己往來，從不需要家長特地接送。不僅從未出過事，也從沒想過會出什么事！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那些年，關過禁閉的黑屋子，連同我的童年與當年的長輩，如今已杳無蹤影。

人生這本書，不斷書寫著告別與出發的歷程。我們攜帶著這些或明或暗的記憶，如同飛鴻踏過雪泥，留下爪痕，然后繼續飛翔。而這，便是我們來過、愛過、活過的證明！

謹以此文，獻給父母，姐妹，以及那個在寂寞與黑暗中，始終沒有放棄尋找光亮的——小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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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王蒙

□ 編排：天姥老人

□ 審核：水東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