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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連某商場，一座瑪麗蓮·夢露雕像被拆除了。

雕像有三四層樓高，使用的是夢露在電影里白裙翻飛的經典形象。

它在商場的中庭存在了近 10 年。10 年里，雕像的裙擺下，每天人來人往。

這讓我想起了電影《嘉年華》里，那座海邊的“夢露”。

電影里，鏡頭在“夢露”的雙腿間穿行，觀眾能看到“她”的小腿間貼滿了小廣告，還有涂鴉的污漬。

影片的結尾，和出逃的少女前后出現的，是被拆除的“夢露”。工人用角磨機切開雕像的腳底，鋸開支撐它身體的內部支柱，“夢露”從此便離開了海邊，離開了人們凝視的目光。

我在查找資料時還發現，其實世界各地都有這樣的“夢露”。

比如美國的芝加哥。那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座夢露像，后來被搬到了加州的棕櫚泉，再后來被拆除。

圖源：Nypost,Bing

還有廣西貴港。2013 年，那里曾建成過一座夢露像。當時的新聞里說，那座夢露像比美國芝加哥的原版塑像還要高，期待成為當地的地標性建筑。6 個月后，雕像被拆除后，棄置在垃圾站。

不只是這些巨大的、作為景觀存在的雕像。在絕大多數公開紀念、展示夢露的地方，我們看到的都是這個定格：

它出現的頻率如此之高，如此司空見慣，以至于我長期忽視了它有什么“不對勁”。以至于我刷到大連的雕像被拆除時，一時很難說清這個消息讓我興奮的是什么。

直到我刷到一個事實：夢露其實是一個非常愛讀書的人。

她的閱讀清單上有詹姆斯·喬伊斯、田納西·威廉姆斯、諾曼·梅勒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她讀《尤利西斯》《蕭伯納給埃倫·特里的信》《卡拉馬佐夫兄弟》……

在網上分享夢露讀書照片的文學博士生殷欣童發出疑惑：

“夢露非常喜歡讀書，我卻未見過她讀書的雕像，全是風掀起裙子的。”

夢露飛起的裙擺被定格在 1945 年。

那是影片《七年之癢》中的一場戲。男女主角在電影散場后走出電影院，路過地鐵的通風口時，夢露的白色長裙被吹起。

那是 9 月 15 日凌晨 1 點，在紐約列克星敦大道與第52街的拐角，天氣很冷。電影的特效主管為了這個鏡頭，啟動了大型風扇。而導演為了造勢，邀請了媒體和公眾圍觀，當晚聚集了 50 名攝影師與 1500 名觀眾，多數為男性。

夢露當時的丈夫喬·迪馬喬因為這個鏡頭，與她大吵一架。次日早晨，夢露的發型師用化妝掩蓋了她的瘀傷。

影片上映后，《七年之癢》斬獲了當年的票房冠軍。

次年的金球獎，它的男主角，飾演理查德·沙爾曼的男演員湯姆·伊威爾獲封影帝。

而瑪麗蓮·夢露在其中飾演的女主角，沒有名字。

劇本里，她被叫作“女孩”。原因是，劇作家和導演“想不出一個合適的名字”。

裙擺翻飛的那一幕，高高樹立在了時代廣場 15 米高的廣告牌上，成為劃時代的性感符號，隨后又被制作成雕像。

而那座雕像，被取名為“永恒的夢露”。

“永恒的夢露”是如何被記住的？

是在新聞標題里，一串串的“blonde（金發女郎）”的代稱。

是在電影里，她得到的一個又一個以金發、美艷、甜美、天真為標簽的角色。

在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在夢露的演員生涯里，她被性感的標簽綁死。她的每一寸皮膚、每一個眼神，甚至每一個剪影都是被消費的對象。

甚至在她意外死亡后，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關于她的“死亡陰謀論”。

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謠言，即夢露將自己的三圍數字刻在了墓碑上。

這是一個不用費太大力氣，便可以證偽的謠言——她的墓碑是公開的，上面根本就沒有三圍數字。

但仍有那么多的人寧愿去相信這個“香艷”的謠言。

（圖片來源：云中起舞）

她的性感被凝固成一種符號。是被塑成雕像的白裙和裸露的身體曲線。是被安迪·沃霍爾畫成版畫的迷離的美麗面孔。

她的美不僅被反復消費，還被迫承載著他人的驚恐與指責。人們借由她的美，將自身的欲望、焦慮與道德不安推卸出去。

她時常會收到不友好的來信。來信者剪切下她照片上的胸部，在上面寫上臟話，斥責她墮落。

她的表演老師邁克爾·契訶夫會在課上打斷她的表演。

“盡管我們在表演，但是我不停地接收到你的性信號。仿佛你被激情控制住了。我停下來是因為，我認為，你的內心被性欲占據了，無法繼續表演了。”

她為軍隊拍宣傳照時，選了一條日常穿的小禮服。攝影師故意選擇了從上往下拍的視角。

照片公開后，人們指責“一個公開展示胸部的女人”會帶壞自己的女兒。

夢露回應，“我沒有故意露出我的胸部，我沒有發現那個偷拍我緊身胸衣的相機。”

沒有人相信她。

《紐約郵報》的記者會問，“瑪麗蓮，說實話，在拍攝時，你有沒有故意向前傾？”

我時常覺得，瑪麗蓮·夢露是一個被吞掉的人。

人們將她視為性感的符號，卻很難看到她本身。就像《瑪麗蓮·夢露——謊言與真相》的作者說，在余生中，瑪麗蓮最大的擔憂就是不能做真正的自己，自我的主要部分不為人知、無人問津。

關于瑪麗蓮·夢露的資料非常多。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不斷紀念她、解讀她、幻想她，邀請一位又一位年輕美麗的女演員出演她的傳記電影。在翻閱這些資料時，有那么一刻，我迫切地想要聽一聽她自己的聲音。

我找到了一本她的自傳。這本書在她去世十年后才得以出版。

她說：

“人們習慣于將我當作一面鏡子，而不是一個人。他們看不見我，只看得見自己猥瑣的想法。”

她說：

“他們想要親吻我、擁抱我，這都是我的錯。有人說，這是因為我看他們時的樣子—眼睛里滿是激情。另一些人說，我的聲音俘獲了他們。還有一些人說，我放電擊倒了他們。我總是覺得他們談論的是別人，而不是我。正如我被告知的那樣，他們對我著迷是因為我如鉆石和寶石般堅硬。我不僅感受不到自己體內的激情，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

她說：

“我決定放棄電影公司的一百萬美元。我想要成為我自己，而不是為電影公司販賣性去賺錢的怪物。”

在這些文字里，我確信了一件事，她不想這樣被記住。

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麗婭娜·法拉奇曾寫過一篇報道，《尋找夢露》，講述她前往美國、試圖采訪瑪麗蓮·夢露的經歷。一路上，她遇見了許多熟悉夢露、談論夢露的人，卻始終沒有真正見到她本人。

這也是我們在追溯記憶里關于“瑪麗蓮·夢露是誰”時，最為強烈的感受。

我們記起了那么多花邊，那么多美麗的、五光十色的符號，卻記不起她本人。

所以在今天，我想做一件簡單的事情：讓你在讀完這篇文章后，再次想起她時，想起一些不一樣的畫面。

比如她在女攝影師鏡頭下的樣子。

這些照片來自伊芙·阿諾德。她是第一位進入知名的馬格南圖片社的女性攝影師。

你在其中看到的，是夢露工作時的樣子，拿著劇本沉思的樣子，瀟灑放松的樣子，還有呆呆出神的樣子。

沒有一點性的意味，但依然那么美。

你在圖片中也看到了，夢露很愛讀書。如我們在文章開頭提到的，她的閱讀清單里有大量艱澀的嚴肅文學。

她還在南加利福尼亞大學選修了藝術學的課程。她聽女性教授講文藝復興、米開朗基羅、拉斐爾與丁托列托。她購買弗洛伊德以及他的追隨者的書，閱讀它們，“直到頭暈目眩。”

美國著名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冷血》《蒂凡尼的早餐》作者）是夢露生前的知己好友。他的文字記錄下的，是他所看見的夢露：

她想和奧黛麗赫本成為朋友。

瑪麗蓮：“赫本小姐是頂級女人，天地良心，絕不是我胡說。我真希望她也是我的朋友呀。那樣的話，我就能經常給她打打電話。”

她會從餐館里偷幸運餅干去喂海鷗。

瑪麗蓮：“我喜歡那兒。感覺像是在外國，而且，我還可以喂海鷗。”

卡波特：“用什么去喂？你什么也沒有，沒法喂。”

瑪麗蓮：“有，我帶了。我的手袋里裝滿了幸運餅干。是從那間餐館里偷出來的。”

她會在熱鬧的街頭突然變得傷感。

另一扇櫥窗里擺放著一尊堂皇的落地大座鐘，令她有感而發：“我沒有家，從來都沒。沒有一個真真正正、全是我自己的家具的家。”

她會在談起自己的成名作《尼亞加拉》時，咬牙切齒。

瑪麗蓮：真好玩。有點像在拍外景——要是你喜歡拍外景的話。我可是最最不喜歡了。《尼亞加拉》。那部該死的片子。恨死人了。

卡波特曾借用夢露表演老師的話，來形容夢露：

“她是個漂亮的孩子。我說的不是那種顯而易見的漂亮——或許是過于顯而易見的漂亮。我根本不認為她是個演員，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演員。她所擁有的——這種氣質，這種光芒，這種閃爍的智慧——永遠無法在舞臺上展現出來。它如此脆弱而微妙，只有鏡頭才能捕捉到。就像一只飛翔的蜂鳥：只有相機才能定格它的詩意。”

我還想讓你記住，在夢露自己的筆下，她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樣子。

她明確地寫下自己的夢想，是成為一個藝術家，而不是色情怪物。

“我想要成為一個藝術家，而不是色情怪物。我不想要被當作情色片售賣給公眾。任由他們看著我，然后顫抖。”

為此，她做過許多努力。

我在她的講述里不斷看到“抗爭”這個詞。

“我意識到，正如我曾經努力奮斗走上大銀幕，成為一名女演員，我現在必須要開始奮斗，成為真正的自己，展現自己的才華。如果我不抗爭，我會成為一件商品，在影碟推車上被售賣。”

還有“上課”。上很多種課。

“我將工資花費在戲劇課、舞蹈課、演唱課上。我買書來讀。我偷偷帶走劇組的劇本，獨自站在房間里的鏡子前，通宵朗讀。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愛上了我自己——不是當時的自己，而是未來的自己。”

她還創辦了“瑪麗蓮·夢露制作公司”。

她參與過大量的慈善事業，支持兒童福利、為各類基金會捐款。

在種族歧視盛行的年代，她曾給好萊塢一家俱樂部的老板打電話，幫助非洲裔爵士歌手上臺演出，并且每晚，她都會坐在俱樂部前排的桌子上。

而那位非洲裔歌手這樣評價她：

“超前于她的時代，而她自己卻渾然不知。”

像那句流行語說的，如今，時代終于追上了她們。

看到夢露雕像消失的地方，比起雀躍，我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氣。至少在那個人來人往的空間里，一個完整、豐富的女性不必再被凝視了。

那么，女性還可以如何被記住？

寫下這個問題時，我想起一些畫面。

是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上，10 座女性雕像在塞納河畔升起。

她們是文學家、運動員、律師、記者、作家、植物學家、導演、法官……

她們手握著書籍、羽毛筆、船槳、長矛、攝像機……

是珍·古道爾去世時，媒體報道的新聞，是以她一生做過的貢獻作為開始。

是一百多年后，賓夕法尼亞大學授予林徽因的建筑學學士學位。

是美劇《大巴上的女孩》里，女記者擲地有聲的話，“我的事業會是我訃告的開頭。”

所以，我想在今天發起兩個簡單的倡議。

一個是給你的，給每一個普通人的。

請在記住一個女性時，把她當作一個完整的人，而非被凝視的符號去記住。

一個是給每一個有途徑、有權限在公共場合去紀念一位女性的人。比如商場，比如書店、餐廳、音像店，比如藝術館。

如果可以，請慎重地考慮，你要用哪一個定格，哪一句話語，哪一張名片去紀念這位女性。

至少在今年，在夢露的百年誕辰，我想在更多的地方看到夢露讀書的照片。

最后，回到瑪麗蓮·夢露，我想以她自己說的話，作為結尾。

在她的自傳里，她提到，她常常會自言自語，不斷問自己：

“瑪麗蓮·夢露，你憑什么這么驕傲？”

她的回答是：“一切，所有的一切。”

晚禱時刻

我心里充滿了困惑，

自己仿佛分裂成了兩個人：

一個是來自孤兒院的諾瑪·簡，她不屬于任何人。

還有一個人，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我知道她的歸屬

——她屬于大海，屬于天空，屬于全世界。

——瑪麗蓮·夢露

請以新的方式，

記住一位女性。